四四八、倭兒休想肆鯨吞
蝜蝂得名于柳宗元所撰寫的《蝜蝂傳》。根據(jù)柳宗元的描述,蝜蝂這種小昆蟲最喜歡背東西,在爬行時遇到東西就放到自己背上,自己被壓得爬不動也不放棄,直到被活活壓死為止。
蔣百里搖頭道:“日本會不會變成蝜蝂之蟲,學生難以斷言。不過日本如果不迷途知返改弦更張的話,它必將成為中國的頭號勁敵!”
孫元起也道:“我與百里的判斷大致相同。所謂‘長痛不如短痛’,與其讓它日日蠶食我國領土,不斷汲取戰(zhàn)爭紅利,提升軍備實力,將來成為咱們的心腹大患,不如現(xiàn)在集中全國力量,徹底打斷它脊梁骨,讓它不敢再覬覦染指!”
梁啟超道:“畢其功于一役?這倒是個好主意。只是我國積貧積弱,軍隊戰(zhàn)力參差不齊,尤其海軍更是虛弱不堪,加上各省又各自為政號令不一,真要與日本全面開戰(zhàn),恐怕是勝少敗多。”
孫元起道:“任公說‘勝少敗多’,此言甚是。自從道光鴉片戰(zhàn)爭以來,見識過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全國上下便畏洋如虎。甲午中日大戰(zhàn),裝備精良的北洋水師被日軍打得全軍覆沒,這個昔日不放在眼里的彈丸小國也一躍成為咱們畏懼的對象。而且在此之后,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而我國則日漸頹敗,如果現(xiàn)在開戰(zhàn)確實是‘勝少敗多’!
“難道因為勝少敗多,咱們就能忍受日本的盤剝欺凌?誠然我軍兵員、訓練乃至裝備都不及日軍,但若是連與日軍一戰(zhàn)的勇氣都沒有,又怎么可能會有取勝的機會?假如日軍來犯,咱們畏懼戰(zhàn)敗而不敢開戰(zhàn)。豈非只有引頸待戮?雖然眼下戰(zhàn)勝的幾率不大,但并不等于沒有,關鍵就在于我們能否把握住那一線勝機。這也是勞煩百里引領全軍進行研究和準備的意義所在!”
蔣百里突然問道:“若依百熙總理之見,如果近期中日開戰(zhàn)的話,咱們國家勝算幾何?”
孫元起微微嘆息道:“在我看來。中日之戰(zhàn)的勝負關鍵其實不在于戰(zhàn)場鏖斗本身,而是取決于袁大總統(tǒng)的態(tài)度。如果他能與孫某攜手同心一致對外,勝算應該在七成以上;若是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坐觀成敗的話,勝算只有四成;要是他極力反對處處阻撓的話,那么勝算只有不到一成!”
旋即孫元起話鋒一轉(zhuǎn):“當然。無論袁大總統(tǒng)是否贊成,只要日本膽敢侵犯我國,孫某還位居總理之職,我必領兵與之一戰(zhàn)。戰(zhàn)勝戰(zhàn)敗姑且不論,至少要讓日本人知道咱們中國人還是有骨氣的,以后斷不敢發(fā)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囂張言論!”
蔣百里也慷慨答道:“既然百熙總理有如此豪情。方震又豈能袖手旁觀?如果百熙總理不棄,方震愿領四川陸軍軍官學校副校長之職,協(xié)助搭建軍事科學研究院,專門研究對日作戰(zhàn)問題,為內(nèi)閣、海軍以及西部各省陸軍拾遺補缺。”
梁啟超此時說道:“百熙,只怕袁項城他不同意的話,對日宣戰(zhàn)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兒!雖然根據(jù)去年頒布的《國務院官制》。宣戰(zhàn)、媾和事項需要通過國務會議,但國家宣戰(zhàn)、媾和及締結條約等權力向來歸大總統(tǒng)所有,由大總統(tǒng)提交國會審議,國務總理不過是副署而已。若是袁項城不同意,難道百熙你要反客為主?”
蔣百里卻道:“袁項城雖然身居總統(tǒng)之位,獨柄軍事大權,但無論從軍事、經(jīng)濟還是政治上的影響力來說,百熙總理都與袁項城難分軒輊;而且百熙總理在參眾兩院的影響力非同一般,足以掣肘袁項城。若是日本進犯我國,袁項城真不同意宣戰(zhàn)的話。那時候全國上下民意洶洶,袁項城未必能獨善其身!”
梁啟超低聲說道:“百熙、百里,你們聽說過‘公民黨’的名諱么?”
孫元起、蔣百里一齊搖頭。
梁啟超道:“今天早些時候,大總統(tǒng)府秘書長梁燕孫(梁士詒)曾輕車過訪,邀請在下加入他新組建的公民黨。按照他的描述。在經(jīng)歷此次南伐之役后,國民黨激進派已經(jīng)凋零殆盡,留在國會的國民黨穩(wěn)健派一則畏懼于袁項城的毒辣手段,二則見新中國黨處于優(yōu)勢地位,已經(jīng)開始組閣,便有心捐棄前嫌,與新中國黨相互提攜。袁項城見國民黨穩(wěn)健派與新中國黨有合流跡象,擔心局勢不利于己,就命梁燕孫出面組織新政黨,準備在國會中一決高下。
“受命之后,梁燕孫便糾合潛社、集益社等小政黨組成公民黨,主要成員包括參眾兩院議員李慶芳、梅光遠、權量、陸夢熊等人。他們的意圖很簡單,在短期內(nèi)就是收買足夠的兩院議員,盡快選舉袁項城為正式大總統(tǒng);而長遠目標就是占領國會多數(shù)席位,變國會為袁項城之鷹犬。因為梁燕孫與在下既是同鄉(xiāng)(都是廣東人),又是同學(都在佛山書院就讀),還是同年(都是光緒十五年廣東鄉(xiāng)試舉人),所以這次才屈駕相召。”
孫元起笑道:“外間可一直傳聞這位梁燕孫是任公你的弟弟!”
梁啟超擺擺手道:“我和梁燕孫雖是同鄉(xiāng)同姓,不過卻并非出自同一宗族。即便上溯五百年算是同譜兄弟,燕孫生于同治己巳(1869),我生于同治癸酉(1873),也應該他是兄、我是弟。所謂兄弟之說,不過是當年惡意中傷者捏造之言,謠言流布之后竟然人人篤信,乃至積毀銷骨,真令人不禁有眾口鑠金之嘆!”
蔣百里解釋道:“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首開經(jīng)濟特科,傳聞梁燕孫首場被點為一等第一,很快就有佞人對西太后譖言,稱梁燕孫為任公之弟。雖然辟謠很容易,但西太后對梁燕孫的印象已經(jīng)大壞,而且他與任公同姓(同姓‘梁’)、與長素先生同名(康有為本名康祖詒,與梁士詒最后一個字相同),是‘梁頭康尾’,又都是廣東人,難逃亂黨嫌疑,心中大為光火,便取消了梁燕孫的名次。所以任公有‘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之嘆。”
孫元起道:“在下雖與燕孫秘書長并無太多交往,但這兩年他在大總統(tǒng)府、孫某在國務院,免不了時常要打交道。這位秘書長智計過人,深得大總統(tǒng)信任,尤其是在交通系統(tǒng)更是影響深遠,素有‘梁財神’之美譽。由他來支持成立新政黨,倒是人盡其才!”
梁啟超道:“據(jù)燕孫兄的意思,他們公民黨要在參眾兩院特設‘國會議員會’,專門拉攏議員入會,為推舉袁項城為正式大總統(tǒng)而奔走呼號。但凡加入該黨的議員,每個月發(fā)給200元的津貼以資獎勵。百熙莫要小覷!”
孫元起點頭道:“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燕孫秘書長能開出如此價碼,國會議員必定趨之若鶩,公民黨將不日成為國會中的生力軍,孫某又豈敢輕視!只是不知任公對此事怎么看?”
梁啟超有些不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梁某然不能事事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卻也有幾分傲骨,豈能為每月數(shù)百元出賣自己的人格?所以在下斷然拒絕了梁燕孫的邀請!而且當下最緊要的任務不是選出大總統(tǒng),而是首先制定憲法。倘若憲法未定,而先選出總統(tǒng),本末倒置,豈非為輿論所不容,且為外國所恥笑?”
民國正式國會自1913年4月召開,為何一直拖延到10月遲遲沒有選出大總統(tǒng),其根源就在于“總統(tǒng)選舉”與“憲法制定”孰先孰后的問題。在國民黨看來,革命的根本目標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國,所以強烈要求制定一部較為完備的憲法取代已經(jīng)稍顯過時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并借以約束日漸膨脹的袁世凱的政治野心,以便把中國政局納入民主政治的正軌,故而他們把制定憲法看得比選舉大總統(tǒng)更為重要。在他們觀念里,正式大總統(tǒng)的選舉、性質(zhì)、地位、權限都根基于憲法,先制憲后選舉總統(tǒng)是無可逾越的!
與之針鋒相對的是共和黨、民主黨、統(tǒng)一黨等議員,他們竭力主張先選舉總統(tǒng)、后制定憲法。他們所持的理由同樣冠冕堂皇:憲法制定不是短期內(nèi)可以完成的,而總統(tǒng)選舉卻可以一日而定。國家一日沒有選舉出正式總統(tǒng),則全國秩序一日難以維持、外國列強一日不予承認,難免遭受瓜分之禍!再者說,既然明知將來要選舉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tǒng),何不先選出總統(tǒng)以遂其愿呢?
作為國會中數(shù)一數(shù)二大黨的新中國黨在“總統(tǒng)選舉”、“憲法制定”孰先孰后問題上卻態(tài)度曖昧,既贊成選舉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tǒng),同時也贊成盡快制定適合當下國情的憲法,這進一步導致國會在過去半年時間里處于僵持狀態(tài)。
但現(xiàn)在國民黨已經(jīng)破敗,公民黨眼看著就要異軍突起,新中國黨必須盡快旗幟鮮明地拿出態(tài)度才能掌控局面,無論是國會的多數(shù)席位,還是攻略福建的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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