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fā)表了。這是一本后來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著作，但在19世紀后半葉的最初一段時間里，達爾文關于人類起源和生物進化的觀點并沒有被科學界所接受，人們對它的爭論和懷疑，就像對其他很多最新產生的科學研究一樣多而荒誕。甚至，在這本多達三十多萬字的書里，即使達爾文用了大量的篇幅來“回答世間的質疑”，但他還是總結說“全書是一篇綿長的爭論”。

歷史上，關于對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的爭論，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發(fā)生在《物種起源》發(fā)表后不久的1860年6月30日的牛津大學。當時，牛津主教韋爾伯福斯問自稱“達爾文的斗犬”的托馬斯·赫胥黎：“究竟是他的祖父一族還是他的祖母一族是從猴子傳承而來的？”這個譏諷理所當然地引來哄堂大笑，顯然在聽眾看來，被視為猴子的后裔是一件可恥的事。赫胥黎對此的回答有多個版本，據他后來在一封信中的回憶是：“如果問我，我是愿意有一個可憐的猿猴當祖父，還是愿意有一個有著很高的天賦和巨大的影響力，卻利用這些才能和影響力純粹只是為了在莊嚴的科學討論中進行譏諷的人當祖父，那么我毫不猶豫地斷言，我寧可選擇猿猴?！?

這個故事在孟慶祥看來是進化學說在人類情感方面受到的困擾的一個典型。在距離《物種起源》發(fā)表已經將近150年的今天，這類爭論早已因科學的研究印證而煙消云散，但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所產生的影響力，至少在經濟學領域產生的影響力遠遠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孟慶祥在本書的開篇就寫道：“把進化論和人性以及經濟結合在一起的著述不算太少，但是深度有限，本書就是要嘗試深入淺出地解釋進化論之于人性和財富的深入而廣泛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部有野心的著作。

我完全同意孟慶祥對公司進化的闡述，他認為，理解進化邏輯是進化論研究企業(yè)和經濟進化最關鍵的意義。進化的邏輯幾乎可以揭示所有的疑問，其原因在于企業(yè)處于競爭的環(huán)境中，它的生死存亡總是與周邊的環(huán)境，各種各樣的經濟體相互聯(lián)系、相互依賴、相互斗爭。人們高估了自身的能力，對自然的生存環(huán)境卻相當缺乏思考。進化論的哲學思想提供了人們思考諸多問題的框架，進化論的成果有時又可以給人們直接的啟發(fā)。

在敘述的開始，孟慶祥就設置出了一個問題：對于現(xiàn)代企業(yè)而言，它的發(fā)展過程和生存狀態(tài)，同樣是紛繁復雜的，它們如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并發(fā)展成你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而將來又將有怎樣的發(fā)展趨勢，我們了解多少？用達爾文的進化論的觀點，能不能解釋企業(yè)的發(fā)展規(guī)律，也即企業(yè)的進化呢？

在二三十年前，很多中國公司都是以代理起家的，隨著代理商對原廠商巨大利益的發(fā)現(xiàn)，最終走上了開始仿效、研制自己的產品并進入市場的發(fā)展道路。在開始的時候，這種仿效而來的研發(fā)產品進入市場時，因產品質量、性能等種種原因，進入的并不大順利，但幸運的是，這些由代理商演變而來的企業(yè)，“正好趕上了需求大爆發(fā)，產品盡管稚嫩和脆弱，但生逢其時，肥沃的市場土壤和適宜的氣候條件，正好允許它們生長、改進?！薄半S著市場的拓展，產品也不斷升級，從單一的產品向相關產品延伸。”而“與此同時，公司的組織、營銷方式也在不斷地做出調整，每當調整到一個較為合適的方式時，公司就躍遷到一個新的階段，以迎接新的競爭和挑戰(zhàn)?！闭墙涍^這樣不斷的調整自己的生長規(guī)律，以適應不同時期的環(huán)境，這些當初的小公司，逐漸的發(fā)展為了今天的大公司。

在這樣的描述過程中，孟慶祥給出了一個很新奇的結論：公司是個進化的動物。同時，他也對中國企業(yè)的進化進行了一次近乎殘酷的判斷和考問：從進化的角度看，中國缺乏偉大的、長壽命的企業(yè)正是中國經濟蓬勃發(fā)展的必然過程，而非一個悖論。從2006年起，中國很多大企業(yè)的利潤暴增，規(guī)模迅速擴大。以進化的眼光來看，我倒反而擔心起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經濟演化已經到了成熟期？為什么中國企業(yè)缺乏品牌，價格利器總是先行？哪些行業(yè)會趨于集中？哪個特征可以預示一個行業(yè)處于成熟期還是生長期？為什么房地產公司的老板比其它行業(yè)的老板更有錢？為什么“殺手型”業(yè)務或者產品總是可遇不可求？

如果沿著作者的思路，將這種演進向縱深處擴展，便可看到這樣的規(guī)律：

當公司的規(guī)模達到了一個境界時，就為它們向新的地理環(huán)境和市場范圍拓展累積了能量。于是，這些在產品組合和質量逐漸趨于接近的公司，便會通過因勞動成本低廉造成的優(yōu)勢具有了走向國際市場的本錢。于是，“新的戰(zhàn)斗序幕拉開，原來的行業(yè)領先者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后來者取代先行者也不是歷史的必然，產業(yè)開始升級和調整”，在產品達到成熟期，很難再產生差異化和領先優(yōu)勢時，“便會試圖在服務模式、新的營銷手段上不斷發(fā)明創(chuàng)造，以尋求自身的競爭優(yōu)勢”，以尋求更大的突破和進一步的發(fā)展。

借助這個分析，環(huán)視四周，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中國的企業(yè)中，如今已成長為大公司的聯(lián)想、華為等，其進化規(guī)律莫不是如此。難怪作者得出如下結論：公司發(fā)展的軌跡根本不是什么遠見和完美設計的結果，完全是進化的結果。

就像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問題都是多解的那樣，這或許不是作者要給我們的唯一答案，那么，對于更多的答案，我們還是從書里自己去探尋吧。

孟慶祥多年從事中國公司研究，他在理論架構的搭建和商業(yè)文字的敘述上都有很突出的表現(xiàn)。作為中國商業(yè)的觀察者和藍獅子的出版人，我很高興看到這部作品的出版，并感謝慶祥對中信出版社和藍獅子的信賴。我想，在中國商業(yè)管理思想的探尋進程中，勤奮而敏銳的孟慶祥為我們解開了一個很有價值的“達爾文密碼”。

（吳曉波：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北京大學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中國企業(yè)史研究室主任。）

自古以來，人們的所作所為，都在追求一種因果關系。自然科學研究很顯然是可以歸于此類，社會科學其實也差不了多少。我們?yōu)槭裁磿x歷史呢？除了我們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和故事本身的吸引力之外，很顯然，我們還有一種企圖，就是希望通過歷史了解今天和將來的事情。

我們?yōu)槭裁磁ぷ鳌^力拼搏呢？當然是為了得到某種回報，因為我們比較確信努力和回報之間有因果關系。

多年以前，我在離北京火車站不遠的地方吃過一碗牛肉面，迄今印象深刻，因為這是我吃過的牛肉最少的牛肉面—只有一小塊罐頭牛肉。開店的人為什么這么“黑”呢？因為在這個地方開店，根本就不指望有回頭客。即便是換了一個大方、誠信的老板經營，也不太可能長期改變這種局面。如果你提供貨真價實的牛肉面，由于成本高昂同時又沒有特別的回報，不久就會在競爭中被淘汰出局，這個特定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劣面”驅逐“良面”的自然選擇規(guī)律。

這其實也是一種因果關系，人們總是按照他們自己所理解的因果關系行事，若不理解，也沒有問題，自然界也會按照它固有的規(guī)律實施它的法則，最終的結果還是會服從特定的因果律例。

那么，是不是只要在火車站附近，就一定是“劣面驅逐良面”呢？也不能那么肯定。不指望回頭客，一次性博弈這個條件雖然沒有變，但很多其他條件卻可能在逐漸變化，比如火車站為了提升它的競爭力，提高綜合服務水平，有可能會引進一些品牌店，品牌店為了不砸自己的牌子，當然會提供合格的面。這一切都可能發(fā)生，卻不是隨意的，而是有順序、有規(guī)律的，一個人只要填飽肚子就可以了，提供更好的服務對他們就缺乏吸引力，火車站在此時即使引進品牌也未必成功。

不管是自然界，還是由我們人類組成的社會，確實有廣泛的因果關系存在。問題在于，與我們直接相關的、需要我們理解、決策、行動的因果關系通常都不像我們學過的物理定律一樣簡潔并且確定，絕大多數是多因素、多變化的因果聯(lián)系，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譬如，工廠要生產一輛汽車，有了圖紙、有了流水線、有了技術人員，就一定能夠生產出預期的汽車來，這是一種確定的、板上釘釘的因果。但是，這款車能否暢銷，很難有十足的把握。暢銷或者滯銷一定有原因，只是這些原因是隱蔽的、人們未必知道。

人們當然希望把不確定性變成確定性，希望自身的努力產生預期的結果。問題在于，我們只在課本上學到了數理化，學到了機械制造和程序編制。這些只能告訴我們確定的、簡潔的因果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