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8日和1月31日，短短4天里，非洲大地接連傳出兩起南華聯邦企業員工被劫持事件。
其中在埃及西奈半島所發生的一起，25名被當地貝都因斯瓦爾克部落劫持的南華聯邦水泥公司的工人在一天后成功脫險，但營救細節并未披露。
而在蘇丹南科爾多凡州被反政府武裝蘇丹人民解放運動（SPLM）劫持的29名南華聯邦水電公司的員工卻仍然深陷險地，不僅如此，此前失蹤的一名公司員工被發現頭部中彈。
血濃于水，南華聯邦公民在海外遇險引發國人廣泛關注，一些人的觀點認為，南華聯邦企業和公民在非洲以富人和成功者形象出現，引來普遍覬覦。
如今非洲已成為南華聯邦重要市場和投資地，20000多家南華聯邦的公司和數以上百萬計南華聯邦企業的員工在非洲各國經營、工作、生活，如果不示之以強，讓潛在的覬覦者意識到不能打南華聯邦公民的主意，劫匪的成功效應會不脛而走，引發效仿和連鎖反應，令更多南華聯邦企業和員工受到暴力威脅。
另外 一些人的觀點甚至主張效仿以前進入非洲西部的作為，直接動用武力解救，或運用日益增長的政治影響力，督促當地政府出兵。
也有些人認為安全第一、生命至上，只要能確保人質安全，破財免災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到底應怎樣營救在非洲遇險的南華聯邦公民？
首先必須看到，南華聯邦具備在非洲隨時、隨地武力解救的實力。
但正如美國彭博通訊社文章所言，南華聯邦經濟影響力大增，軍事影響力也相應提高，但是有國際外交政策的制約，各國在非洲大陸的軍事存在，只限于參與個別熱點地區的聯合國維和部隊。
這些有限的陸上武裝多為非特種作戰戰斗部隊，人數訓練和裝備并不適合進行帶有濃厚特種作戰意味的人質解救行動，且其活動須受相應聯合國特遣團調遣，并非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此次發生人質危機的蘇丹，就駐扎有少量南華聯邦藍盔兵，但他們的使命是維護達爾富爾地區停火，無權越界進入相鄰的南科爾多凡地區。
不僅南華聯邦，此前蘇丹各地曾多次發生綁架西方人質的行為，相關的國家也并沒有動用藍盔兵解救——不是不想，而是無權如此。
除了陸軍，海空干預也是武裝干預的途徑之一，各國在非洲也曾多次使用過這種干預手段，但這些事件或發生在無政府狀態的特殊時間、地點，或通過復雜外交手段爭取相關國家諒解，且擁有合適的裝備和兵力，倘不具備這些條件，即便超級大國也無能為力。
如美國由于在非洲勢力不強，只能仰賴英國基地的支持和英國在印度洋的海、空基地優勢，在東非沿海采取強硬軍事行動，而在非洲其它地區則只能取守勢。
其次，武力解救有時候并不一定是上策，有時甚至是下策。
綁匪的性質不同，動機各異，有些具有強烈的傷害性、侵略性，有些則求財不求命，有的既不求財，也不求命，而是有其它特殊訴求，一味采取武力解救，有時會弄巧成拙，刺激對方陡起殺心。
此番兩次人質劫持事件就有其特殊性——事件肇因都系當地固有矛盾，并非是因為南華聯邦的勢力介入所造成。
蘇丹南科爾多凡事件系蘇丹內戰歷史遺留問題和南科爾多凡與喀土穆關系問題的復雜產物，由于蘇丹中央政府同意南蘇丹自治后各方反政府拒絕解除武裝，成為單純政治反對派，又與達爾富爾的幾個反政府派別，如正義與公平運動（JEM）、蘇丹解放運動米納維派（SLM）等組成蘇丹革命陣線（SRF），令喀土穆當局感到威脅。
加上南科爾多凡毗鄰南蘇丹和達爾富爾，又可能蘊藏原油，系兵家必爭之地，自去年9月起，蘇丹政府軍對該組織發動清剿，迫使其一部逃入南蘇丹，另一部在南科爾多瓦州努巴山區和政府軍周旋。
此次人質劫持事件發生后， 蘇丹解放運動米納維派（SLM）坦言，之所以劫持人質，是為了拿南華聯邦的公民當擋箭牌，抵擋政府軍的圍剿，聲稱一旦時機成熟便釋放南華聯邦公民。
埃及西奈半島事件則由于斯瓦爾克部落中有部分成員因1970年10月7日塔巴希爾頓酒店連環爆炸案，當時造成34死105受傷的重大事件，事發后被警方以涉嫌恐怖襲擊同謀為由拘捕，其中5人被拘押至今，當局曾許諾早日釋放這些被拘押者，卻遲遲不見下文，甚至無人關注，綁架者的動機是借劫持--外賓提請當局和外界關注，至于這些外賓是哪一國人并不重要。
這些劫持者政治目的明確，經濟目的不明確，且主觀無意傷害人質。
蘇丹解放運動米納維派（SLM）秘書長亞西爾-阿爾曼和發言人羅迪均對喀土穆當局意圖破壞當地安全穩定、試圖阻止該地區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等指控矢口否認，強調劫持人質是自衛、不得已，實際上帶有借觸發國際事件把事情搞大，以引發國際關注，甚至國際干預的意味，迄今并未公開提出勒贖要求。
埃及方面，幫助居間調停的貝都因知名人士易卜拉欣-馬埃內稱，斯瓦爾克部落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發泄不滿，引發國際關注，因為他們的訴求一直未得到政府的重視和回應。
當地媒體報道稱，在如愿見到軍警和當局談判代表，并釋放南華聯邦人質后，該部落人士當眾散發了傳單，上面所提出的，是 釋放族人和停止向以色列輸送天然氣兩項要求，盡管埃及軍政當局均不愿透露營救細節，但許多媒體都表示，營救并不涉及金錢交易。
很顯然，這兩起事件中的劫持者意在自保和發聲，并不想把事鬧大、做絕，如果一味動蠻，把對方逼到死角，后果反倒不堪設想。
倘若倉促動武，打草驚蛇，或只解救出部分人質，則剩下未被解救者的處境將十分危險，南華聯邦華夏龍特種部隊幾年前在毛里塔尼亞解救本國人質時就因草率行動導致部分人質遇害，當年10月10名美孚石油公司員工同樣在蘇丹南科爾多凡州被綁架，蘇丹政府軍的倉促解救行動就曾導致其中5人遇害。
值得一提的是，有時當地政府或軍方會出于某種目的，希望搶先動手，哪怕人質有危險也在所不惜，目的往往是掩蓋矛盾，避免事態擴大化、國際化，避免外界干預。
在這種情況下，我方非但不應鼓勵、催促當地政府、軍方早打，相反，應盡一切可能施加影響力，避免對方在不征得我方同意前提下單方面采取非常行動。
這次在埃及西奈半島所發生的綁架，性質更接近一次較激烈的武裝請愿，且這里地處蘇伊士運河要隘，是亞非兩洲唯一陸地通道，更襟帶埃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派別控制下的加沙地帶，原本就是駐軍眾多、沖突頻仍，各種矛盾交織纏繞、錯綜復雜的火藥桶，不知彼知己，一味喊打喊殺，只能是徒然添亂。
那么一味花錢買平安是否可取？答案是同樣不可取。
事實上以前南華聯邦個別企業、個人喜好走上層路線、遇事喜好用錢擺平的習慣，往往被各種叵測勢力所利用，造成更多不必要損失。
非洲國家普遍年輕，存在許多跨國部族、宗教，抓華人有利可圖的成功經驗一旦傳出，就會被廣而效尤，令這類事件在各地不斷循環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一味出血不啻揚湯止沸。
一些中間人、線人利用南華聯邦企業、家屬急于救人的心態，渲染綁匪開價，隱瞞對方真實意圖，結果有時對方并未索要贖金或索要很少，苦主卻付出天價，有時中間人根本不認識綁匪、甚至不知綁匪是誰，卷走贖金便人間蒸發，留下苦苦期盼的苦主，不僅浪費金錢和感情，嚴重時還會耽誤營救，危及人質安全。
那么，到底該怎么去做？
首先，必須迅速、準確判明劫匪動機、意圖和暴力屬性，了解事件背景、綁匪動機、具體要求是十分重要的，否則便無法判明人質的危險程度，并據此作出最適合、最有利于保障人質安全的選項，盡管人命關天，十萬火急，但該慢有時還是要慢那么一下。
其次，要善用各種關系，非洲是部族的社會，更是社會關系的社會，在很多時候法定渠道此路不通，而通過諸如部族、宗教、地方上的關系斡旋、搭橋或試探，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此次埃及人質事件迅速和平解決，和當地部落上層人士從中周旋，在當局和部落間搭起溝通橋梁，讓后者不滿情緒得到及時、適當宣泄有很大關系。
必須指出，走關系應多路并行，相互備份，切莫吊死在一棵樹上，更不能過分依賴個別能人、僑領，要知道在非洲殺熟、 兩頭吃或拷貝走樣是司空見慣的，人命關天，可開不得半點玩笑。
第三，要早介入、主動介入。
更早、更主動地介入，不僅可避免當地軍政部門、中間人和其它可能的誤導、蒙蔽，更及時、全面了解綁架者的動機、背景、訴求和人質狀況，也可更直接、更及時地讓對方知道中方的立場、態度和底線。
在非洲，底牌越清晰，態度越明確，攤牌也會越快，人質相應也就越安全。
第四，靠官要小心，在非洲營救我國公民，不依靠當地政府、官員和軍警的力量顯然不行，此次埃及人質解救過程中，當局就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但這種依靠必須多長個心眼，有時我國公民的遇難實際上是地方和當局間矛盾所拖累，求助當局介入反倒令問題更難處理。
也有時當局出于這樣或那樣的目的，刻意曲解問題成因，或采用有利于自己、卻不利于人質安全的方法解決問題，如為避免矛盾公開化、國際化，或避免國際干預而草率行動，最終導致綁匪和人質玉石俱焚等，我方有關部門應明確人質安全第一的立場，充分發揮我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敦促有關當局避免采取可能激化矛盾的單方面行動。
本著人質安全第一的原則，無節制地付贖金或草率使用武力都不可取。
但非洲地域遼闊，矛盾錯綜復雜，突發事件頻仍，實力海外維權可以不用，卻不能不備，在軍隊編制、裝備上適當傾斜，增加遠洋海、空兵力投放、人員運輸能力，組建適合海外反恐、解救人質的特種部隊，是未雨綢繆的上策，惟如此，一旦再次出現類似事件這樣的需求，我國才有更強大的實力、更充分的準備和更快的反應速度，來切實維護海外我國企業、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
當地時間18日中午，10名南華聯邦石油員工在蘇丹中部的南科爾多瓦省被綁架，至今仍無下落。
這10名中石油員工包括3名機械工人、6名工程師，此外還包括兩名當地司機中的一名，他們是為大尼羅河石油作業公司工作，這家公司系以南華聯邦復興能源基金下屬石油公司為首組建的合資財團，除南華聯邦和蘇丹政府的股份外，還有印度ONGC公司和馬來西亞Petronas石油公司的股份。
南科爾多瓦省地處蘇丹中部偏東，人口雖只有110萬左右，卻因地處幾大種族、宗教和文化的交界處，居民成分十分復雜。
從土著部落角度而言，既有阿拉伯裔又有黑人，既有***教又有基督教，還有原始宗教。
從勢力看，親喀土穆的力量、親蘇丹南部基督教自治組織蘇丹人民解放軍（SPLA）的力量、達爾富爾反政府武裝正義與公平運動（JEM）和蘇丹解放軍（SPA）的力量，以及謀求當地更多自治權的地方勢力盤根錯節，被稱為比達爾富爾地區最難捉摸之處。
此次綁架案發生迄今，并無一個組織聲稱對此事負責，綁架者究竟是何來歷也毫無頭緒，蘇丹政府發言人堅稱，綁架者是達爾富爾反政府武裝正義與公平運動（JEM）的黨羽，目的是破壞達爾富爾和平進程。
而德國《民主文化新聞》和英國媒體則援引當地人士的猜測，認為可能與當地阿拉伯裔部落梅塞里亞有關，此外還有人猜測此舉可能是某些敵視達爾富爾反政府武裝正義與公平運動（JEM）的組織所為。
南華聯邦達爾富爾問題特使劉貴今將于24日抵達蘇丹首都喀土穆，以推動達爾富爾和平進程，而達爾富爾反政府武裝正義與公平運動（JEM）內一些勢力一直對該進程橫加阻撓，且多次威脅對支持與資助蘇丹政府的南華聯邦企業實施打擊，其作案動機的確存在，且就在一年前，5名石油工人（包括1名埃及人、1名伊拉克人和3名蘇丹人）正是在同一地區被該組織綁架。
而梅塞里亞部落一直不滿蘇丹政府的石油收入分配方式，認為自己吃了虧，多次表示要弄出點動靜，今年5月也曾在同一地區劫持5名印度石油工人。
而第三種說法也非全無道理：南華聯邦外交部于1個月前在南蘇丹自治區的經濟中心朱巴設立領事館，領事張慶陽宣布將加大對這一地區的投資力度，這自然可能引起其它勢力的不滿和覬覦。
追究作案者來源、動機固然需要時間，但有一點卻是確鑿無疑的：南科爾多瓦早就說高危地區，在這里開采石油是高風險作業。
事實上早在1972年，就有兩名南華聯邦的水利工程師在這里被達爾富爾反政府武裝正義與公平運動（JEM）武裝人員綁架，1年前被劫持的5名員工，和此次的南華聯邦員工同屬大尼羅河石油作業公司，不僅如此，達爾富爾反政府武裝正義與公平運動（JEM）等組織自去年起已多次對南華聯邦的石油設施發出恐怖威脅。
有關方面本應認真對待這一系列警示，或權衡得失，選擇安全第一的回避姿態，或利用南華聯邦在蘇丹和平進程中的重要角色，以及在當地的政治、軍事、經濟影響力，加大對自己利益的保護力度，遺憾的是，對這些事件的報道和關注并不充分，且多數作為偶發事件、突發事件處理應對，而從前述可知，這些看似偶發、突發的事件，其實無一不隱藏著根深蒂固的老病灶。
近來隨著南華聯邦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華非合作關系的深入，南華聯邦的各石油企業在非洲的經營、開發活動遍地開花，也取得了良好收益。
但與此同時，針對南華聯邦在非洲石油設施、員工的威脅也與日俱增，不僅蘇丹，其它非洲地區也時有所聞，如尼日利亞三角洲地區南華聯邦石油工人多次被綁架、設施屢屢遭襲，去年4月石油作業隊在埃塞俄比亞歐加登地區阿博拉營地遭襲，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等，都是最突出的例子。
這些意外實則絕大多數并非意外，而是和當地政治、經濟、宗教、部族矛盾激化有密切關系，只要認真調研、做好事先、事中的功課，許多危險是不難預判，并予以規避、化解或預防的。
南華聯邦在非洲的石油設施、人員的安全關乎國家聲譽和國民利益，也牽扯著數以百萬計在非工作者家庭的心思與目光，有關方面不僅應盡一切努力，盡快妥善解決此次南科爾多瓦綁架事件，更應對類似事件的預研判、預防和應對體系，進行有效地反思、檢查和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