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前線的北洋軍和川軍，雖然在兵力上是壓倒多數，裝備也遠超護國軍。但由于士氣低落，加之北洋軍和川軍間的矛盾，和士氣高昂的護國軍對陣，也只能處于下風和守勢。
而護國軍軍方面，由于兵力和財力等方面的限制，想取得大的突破也很難。
在一片厭戰的聲浪中，蔡鍔等人開始把戰略重點轉向了爭取陳宦和四川獨立上。既能減少流血，又能取得更大的收效，這當然是最好的事。
其實，在交戰的過程中，雙方也有私下的聯絡和溝通。
除了陳宦和蔡鍔有信使互通外，馮玉祥也曾先后兩次派人和蔡鍔接頭，表示決心響應起義，愿意聯絡在四川的北洋軍采取一致行動。他是在內心深處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曾對外表示：如果坐視袁世凱稱帝，當初為什么要參加推翻清廷爭取共和的起義？
蔡鍔想得更長遠，和馮玉祥講，如果能勸說陳宦宣布獨立，對護國大業貢獻更大，馮表示他一定會盡力。
張敬堯也有信給蔡，申述個人的主張，表示決不為項城一人爭總統。蔡希望他能宣布獨立，用行動來證明。他回答說要集合各軍代表在瀘州舉行一次會議，以求一致。
陳宦接到袁世凱的停戰要求后，正求之不得，隨即向蔡鍔發出停戰書：
“云南此次起事，全國皆知，原由愛國起見，并無絲毫個人惡感。茲者帝制經已取消，公等目的亦已達到，而大局尚岌岌不可終日，凡以國事為前提者，即當設法維持。蔡公愛國達士，想亦與表同意。茲請通示前敵，暫行停戰，以便雙方討論善后辦法。敝處亦當分示北軍長官，立即停戰。素仰我公大公無私，諒能不趨于個人感情作用，有以教我。其余詳細辦法，已面囑敝處代表，親赴臺前，面述一切。”
蔡鍔復陳宦書：
“敬誦大函，得領宏教，不勝欽佩。所云此次云南起事，特為護國起見，誠然誠然。當時鍔等以為起事之后，可用軍事上之態度，表示國人反對帝制之意。如袁氏而良心不昧，即當俯從民意，中止帝制行動。詎料袁氏并無悔禍之心，竟又調派大軍南下，以實行武力壓制。以為如此，則真正之民意，可以被其壓倒，而帝制可成功。因此致令生民涂炭，將士喪亡，舉國騷然，四民失業。袁氏豈能辭其咎耶！及見人民反對日烈，帝制終無成功之望，始不得已勉行取消。論者以為袁氏至此必能退位以讓賢者，乃復尸位不去，此非吾人所能解者。
“試問袁氏居此失敗地步，能否掌執國家大權，操縱如意。即使能之，又試問袁氏尚有何面目以見國人。今姑將道德廉恥暫置勿論，又試問當此紀綱法律、對內對外之威信，蕩然掃地之秋，袁氏焉能舉國中之有才有德者以供其指揮耶？袁氏獨行五年于此，試問成效何在？據吾人所聞，袁氏屢次布告國人，自謂當初不欲再入政界，因辛亥時迫于公義，國人之請，不得已始出肩任國家大事，以盡愛國愛民之苦衷。
“茲者舉國國民，同聲要求袁氏退位，為袁氏計，亦只有自行卸職之一途，始不與其所謂愛國愛民之宗旨相抵觸。否則帝制今雖取消，焉知將來不死灰復燃。請問我公果有何等擔保足以取信國人耶？或者以為袁氏退位，不免有新發生之競爭，致使國家趨于危境。鍔則以為大謬不然。袁氏果能退位，繼位問題不當以武力解決，應以法律解決之。《約法》不云耶，若遇總統退位，則其責任職權，當以副總統繼續肩任。袁氏果去，則黎副總統照法律上應繼其后。同時應按《約法》，召集國會，另行選擇正式總統，當不至生若何紛爭也。”
北京政事堂亦有電給護國軍，請求停戰。電云：
“急。永寧畢節探送蔡將軍、云南唐將軍、南寧陸將軍、貴陽劉護軍使鑒：頃帝制發生，實非元首本意。當日群言蜂起，元首尚認為不合時宜。乃中外有力之人，群相推戴。諸公亦同在贊成之列，勉強承認，并未正位。滇省發難，致動干戈，元首既有罪己之文，吾輩亦負罔上之責，即諸君以為共和不宜改變，初亦可直言無隱，弭患無形，迨事發而舒之以兵，已傷國家元氣。大總統不忍生民之禍，且深體諸君維護共和之忱，下令撤銷，痛自引咎。
“在諸君目的已達，帝制永無復活之期。而外顧大勢，內顧民生，漁利紛乘，哀鴻遍野，鬩墻御侮，正在此時。若以愛國始，而以禍國終，諸君明達，當不其然。務望諸君罷兵息民，恢復原氣，則中外輿論，亦以為諸君大公元我，確有誠意捐除成見，自感召天和。若于撤銷帝制之后，逞忿不已，相持太急，禍及同根，則非特擁護共和之功不能建，恐亡國之禍亦將隨之。辛亥以還，八方云擾，危者復安，伊誰之力？此是平心之論，非阿好之言。禹、湯圣人，不免罪己。諸君寧不念國際地位，人民慘狀，而忍忘同舟共濟之義，蹈抱薪救火之譏乎？倘必張脈僨興，不為平情酌理，則瘠牛憤豚，惟力是視。為叢驅雀，為虎作倀，諸君又何利焉？國之存亡，匹夫有責，轉禍為福在諸君一念之間耳！柄勢不可再淪，民心不可再渙，唯諸君實圖利之！政事堂統率辦事處。”
蔡鍔復北京政事堂電：
“帝制撤銷后，二庵派員持條件來商，首言仍戴袁項城為總統，再以他條防微杜漸，冀可從速弭禍，維持調護，深佩苦衷。國勢至此，若可以寧人息事，萬不忍再滋紛擾。耿耿此心，盡人而同。惟茲事體大，有應從長計議者。以法理言，項城承認帝位時已有辭退總統之明令，是國會選舉之效力，已無存在。此時繼續舊職，直無根據。世豈有未經選舉之總統，此而囫圇吞過，尚復成何國家？以情勢言，項城身為總統，不能自克，及承認帝位，又不能自堅。一人之身，數月之間而號令三擅，將威信之謂何？此后仍為總統，縱使指天誓日，亦無以堅人民之信。則種種防閑之要求，自為理所應有。上下相疑，如防盜賊，體統何在？政令難行，此征諸內情而決其不可者也。……故以二庵條件，分頭電商滇、黔、桂、粵各省，皆嚴詞峻拒。海內外名流函電紛馳，語尤激憤。人心如此，項城尚何所戀乎？
“今有識者，皆謂項城宜退，遵照《約法》，由副總統暫攝，再召國會，依法改選。此時更公推東海（徐世昌）、芝老（段祺瑞）、華老（馮國璋）分任樞要各職，于法理事勢，兩無違礙。計今日大事所賴于項城者，黃陂、東海、芝老、華老諸公亦優為之，其致疑于項城者，黃陂諸公舉皆無有。是項城退，萬難都解。速弭禍亂之法，更無逾于此者。人生幾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復何求。緬懷讓德，常留國人不盡之思。追念前功，猶為民國不祧之祖！若復著戀不決，坐待國人盡情之請，彼時引退，則逼迫強制，終累盛德。不退則再動干戈，又為戎首。二者必居一。于此為國家計，為項城計，并懇諸公合詞規諫，勿昧先機。鍔于項城多感知愛，惓惓忠言，蓋 上為天下計，亦下以報其私。惟諸公鑒察。”
陳宦和蔡鍔在磋商停戰時，也交換對大局的看法。
陳宦主張袁下野后采行聯邦制，在馮、段、徐三人中推選一人為總統。同時他認為目前對峙的僵局，不是北洋軍和護國軍的問題，而是袁個人和護國軍的問題。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仍是一個強大的軍事集團。如果此時護國軍對袁的壓迫過分，迫使北洋派因要爭面子而與袁重行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將是一件失策的事。
陳宦建議暫進保留袁的總統以穩定北洋派，以待袁被北洋派的遺棄，因自袁洪憲稱帝后，袁世凱和北洋派已漸行漸遠。
蔡鍔則力勸陳宦先宣布獨立，陳表示有困難，事實上也真有困難。
四川的部隊龐雜，有地方部隊，也有北洋部隊，陳本人無力統御，事權不一，自己可用之兵有限。但是，所有在四川的袁軍都有一個共同的厭戰、畏戰心理，不希望再打下去。因此陳宦向蔡鍔提出先行停戰，把政治問題留待以后再商。首次停戰一個星期，自三月三十一日到四月六日。
具體停戰事宜，陳宦派旅長雷飚赴永寧和蔡總司令接洽，敘府方面袁軍亦托美國教士到橫江向劉云峰梯團長要求停戰。
蔡鍔同意了陳宦的停戰要求，提出了停戰規約四條：
（一）兩軍暫寧原線，無論大小部分不得亂出部哨外襲，倘如違約冒進，格殺無論
（二）軍使及信差出入，以兩軍高級長官所指定之道路為限，軍使除特別許可外，以兩地為限，但不得攜帶軍器，軍使以兩尺見方之白旗為標幟，如軍使無故圖害者，依刑律治罪；
（三）凡有著軍服攜帶器械，徘徊于兩軍步哨線之內者，準予射擊或擒捕；
（四）此次停戰自四月七日起到五月六日止。
五月六日期滿后，又展期一月，由五月七日到六月六日。
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在停戰這期間，陳宦先將敘府讓出，由護國軍進駐。
在外人看來，陳宦看似袁世凱的大紅人、寵臣，其實他在四川的日子也很不好過。首先，他和北洋系存在著很大的矛盾，北洋系的軍人們是從把陳不當作自己人看待。袁世凱授他四川統軍權，但北洋軍他其實是指揮不動的。
而自從搞洪憲帝制后，由于他各方面都不積極，越來越感到，自己正被袁黨邊緣化。比如，他來四川就職前，袁世凱曾許諾他總攬四川、云南、貴州三省軍事。可是，洪憲帝制后，這事不但再沒被提起，袁世凱反而派河間人張聯棻為陳的參謀長，以取代湖北人劉一清。足以說明袁對他有了戒心，所以派一個與陳毫無關系的人來做他的參謀長。
再者，袁決定對云南用兵后，派曹錕督師入川，任令發表時，陳一點也不知道。這顯然是不正常的。這甚至使他想到，即使打退了護國軍，四川將軍一席也要拱手讓給別人。
由于那么多的矛盾，陳宦這時心情的苦悶和不安是可以想見的。
他曾對他的親信左右說：“松坡不是一個輕舉妄動的人，他已經舉義，自有他的布置，聽說老頭子（指袁世凱）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來云南舉義的這個問題不是很容易解決的。”
因此，自護國起義后，陳所表現的，是消極應付態度。蔡鍔因為和他是好友，無論公私函電和談話，對蔡鍔始終保持一種“似友非敵”的態度，從不攻擊蔡或謾罵蔡。
陳對蔡似友非敵，對袁則不擁不反。他不反袁，是因為有“受恩深重”的觀念，不擁袁是因為袁的一系列做法讓他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