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去香港置地訪問，香港置地在中環，有5棟大廈。我問過他們的CEO，怎么計算短期回報和長期回報。他說算短期回報就是每年來估值算它的回報率，即物業的回報率，實際上每年也就在8%左右，6%~8%。不高。因為香港是不斷估值的，有時今年估值高、明年估值低，差距很大。可是，他們做這個樓已經快40年了。當時花了大概5億美元，蓋了這幾個樓，如果當時就賣掉，能掙將近兩億美元現金，那也不錯。不過用掙來的這兩億美元就算不犯錯誤，繼續投資來賺錢，到現在，也最多10億美元。可是他沒有賣，而是拿來出租，到現在為止，收到的租金已經將近200億美元，每年的租金有4億多美元。38年收獲將近200億美元的回報，這就叫長期的回報，顯然遠遠超過短期的每年6%或8%的回報。
所以，他們公司一貫堅持的就是長期增長。香港置地有120多年了，它的母公司怡和有將近200年歷史。時間的長短，對投資回報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投資的問題上，投資時間，實際上就是朝一個方向做一件有價值的事情，把時間和事情的價值重疊到一起。另外，還要堅持的時間長，越長，這個回報率會越高。
在時間投資上的第三個規律，就是要看你投資的對象，或者說是你在一個時間段上所確定的對象是否正確。如果是對象選錯了，你投入的時間帶來的收益就成了負值，時間越長，災難越大。所以，事情的性質一方面是由時間決定的，另外一方面也是由投資的對象決定的。時間投入的對象不同，事物的性質也不同。就像我，曾在牟其中那兒打工，如果一直跟著牟其中，花同樣的時間，跟他在一起，叫參與經濟犯罪活動，肯定被抓起來；如果是跟柳傳志在一起，那就是做一個職業經理人；但我們自己做呢，叫創業。所以同樣的時間下，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也很重要。
就投資來看，當時間是一定的時候，投資回報的多少就取決于你投資的對象。舉例說，我們在1992年買過兩塊地，一塊地在北京的懷柔（廟城），一塊在海南的三亞。兩塊地前后腳買的，三亞是1992年的月份買的，北京是1992年底和1993年初買的。但是2006年年初，我們把三亞這塊地賣了之后，才發現北京的地漲了20倍以上。但三亞的地，放了同樣的時間，只漲了不到3倍。顯然，同樣的時間，放在不同的地方，差別非常大。今天我們懂得了這個道理，如果我們仍然準備拿10年去耗一塊地，那我們就一定要先選地方，而不是強調時間了。
花相同的時間及同樣的錢，要想有更好的回報，一定要選對你的投資對象，去發掘被投資對象的價值。
當人成為投資品的時候
如果是相同的企業，相同的錢，相同的時間，你要怎么樣保證你的高回報呢？那實際上就是要看所投資的是什么樣的人。這時候，人決定一切。大家都說人特別重要，但在做的時候往往又重視錢，忽視人。個人的價值實際上表現在很多方面，但人們通常容易注意的是人的技能和外在的身世背景，其實更重要的是人內在的價值觀，他的理想和信念，以及他過去的信用記錄。
西方的風險投資特別重視人（包括管理團隊）。有一次王功權給我打電話，說最近他們在國外要路演，爭取拿到3億美元，投資人正考察他，所以會跟我打電話問幾件歷史上的事，核實一下他的履歷。我說沒問題，往好里說就完了。他說不是往好里說，得往真里說。他說有幾件事你幫我回憶一下，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我們做過什么事情，當時投資到哪兒了，我大概什么職務。他說你仔細回憶一下，別到時候你忘了，說沒事我想想，這一遲疑，可就把我給毀了，人家會認為我現編故事。
但是別人也可能不打這個電話，為什么呢？這是個方法，投資人會首先問，你允不允許調查。如果說允許（一般誰都不會說不允許），人家會覺得你可能沒事兒；你一說不允許，人家就判斷你肯定有事了，也就不投你了。但你說允許后，他們會接著讓你提供5個人的電話，你認為哪5個人可以如實地介紹和證明你所說的那些是真實的。他們拿到這5個電話，可能打也可能不打，而被考察的人就會很緊張，他會想：跟這5個人說是不說呢，萬一說了，人家又沒問，那不是就露怯了；萬一不說，人家真要問了，答得不周詳，可怎么辦？
投資人時刻都在考察你，他們的問題看似都非常簡單，但經過這么三問兩問，他對你的能力就有了一個判斷。最后，投資人終于還是沒給我打電話，王功權也把錢拿到了。這個例子說明，對人來說，考察他的誠信記錄、他的價值觀、他的信念非常重要。
王功權還給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個項目，他們考察完了，什么都挺好，最后決定投資的時候，發現地球上沒這個人。這是他認為最荒誕的一個投資案了。為什么地球上沒這個人呢？因為跟他要身份證，沒有；身份證明，沒有；戶口本，也沒有。那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畢業證有沒有？回答仍是沒有。后來那人老實說了，他當時到學校不到18歲，沒辦身份證。開始有戶口本，遷到學校以后，他家的戶口本上就沒他了，他變成集體戶口了。畢業的時候，他拿著手續到地方，覺得工作不太好，不想干，就自己折騰了，沒想到把放口袋里的畢業手續給丟了。他到學校去補，學校說，你不能說丟了就丟了，丟了得有人證明。他又嫌煩，沒弄，稀里糊涂地五六年就過去了。
所以在中國所有有文字記錄的檔案里，沒有這個人了。功權說法律上根本沒這個人，怎么投呢？最后確定不投了。投資者認為這個人連自己這點事情都管理不好，怎么會相信他可以把這個企業管理好？
所以，對人得仔細考察，在時間、地點、金額、企業相同的情況下，人就是最重要的考察對象和決定是否投資的唯一條件。華潤這幾年的并購非常成功，在啤酒業里已經成為全國第一。我跟華潤的老板聊，發現他們特別重視原有企業的人力價值，而且把被收購企業的高管安排在合適的位置，同時再給他們一個很好的激勵，讓這些企業在同樣的錢、同樣的機器、同樣的產品的情況下，改變人和體制，使整個企業徹底改觀。
那么，投資于人，主要投資于人的哪些方面呢？這有很多種投資法，有很多種動機，但總體來說都是希望有回報，金錢的回報或者其他的（安全的）回報。
首先，投資于人是投資于人的才能，投資于人的才能最典型的是投資藝術家。有一天晚上，我到一個收藏家家里閑玩，發現他是這么投資于人的才能的。他說他把一個畫工筆畫的人給買斷了。那個人從五六歲就開始跟著家里學工筆畫，現在四十七八歲，已經練了40年了，在中國沒有一個人比他畫得好，他畫出來的羽毛，看上去跟真的似的，比拍的照片還真，他能畫出那種感覺。收藏家把這個人買斷了，買斷15年。今后15年里，這個畫家所有的畫他都收，一英尺4000塊錢。買斷以后，就開始包裝和向市場推廣這個人。現在，這個畫家的作品已經到一英尺一萬了。但他不需要先給畫家錢，畫家畫完一張才給一次。他說這種畫畫得特慢，一張畫，大一點的要畫兩個月，太精細了，所以產量也不會大。那么15年以后，這個人為什么就不值錢了呢？他說，畫工筆畫的15年以后手就哆嗦了，功夫就不好了，所以15年以后的價值一般要往下掉。這就叫買人的能力。又比如說現在的球星，為什么轉會費很高，這都是要買斷他的能力。所以投資于人的能力是一個基本共識，投資于人的特殊能力是有唯一性的，而且市場的價值空間也比較大。
再有就是投資于人的政治前途，通過投資于人的政治前途，來獲取經濟利益。這方面，歷史上有兩個人是最成功的，一個是呂不韋，投資于皇帝，就是后來的秦始皇，當了皇帝他爹，經過曲折的故事，最后成為最牛×的商人。另外一個就是胡雪巖。胡雪巖從投資王有齡到左宗棠，幫朝廷打理錢糧之事，最后成為江南的巨富。他們都是通過投資于人的政治前途，然后通過與權力的結合，來獲取財富。投資于人的政治前途風險就非常大，比如說張榮坤投資陳良宇，結果就成了負數。因為投資于人的政治前途，容易變成一種不正常的權錢交易，形成一種高風險，因而是高收益、高風險的投資。
第三種是投資于人的關系。這是指投資于某個人的某一層關系或關系網，以尋求一個安全的作用，不一定是牟利，只是一種保險、安全的做法。這有兩種投法，一種是成批量地投，叫公關。這個投法呢，就是讓你擁有一個標準行為，然后花必要的錢去做那些形象推廣，或者進行特別的溝通，以獲取投資者或社會的認知。中國往往會把公關變成私關，明明是公關的事，最后變成一對一的私事。跨國公司的公關部門中有三類人最重要，第一類是數理統計專家，這些專家是干什么的呢？設計問卷、選擇樣本、發放問卷。
數理統計專家擁有社會調查當中的技術，他負責施行這項技術，保證每次調查抽取的樣本和訪問的人數是合理的。第二類是社會心理專家，是專門研究社會心理問題的。第三類是經濟或者法律的專家。這三類人是怎么合作的呢？假如說現在中國有百姓排日，那么他們就會去設計一個問卷，發出去進行調查，然后把問卷拿上來，這幾個專家坐一塊兒分析，為什么會排日，大概有幾個要點。比如說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這個事是一個敏感的事，那么他們就一起來設計一個什么事，讓民眾改變看法，把參拜靖國神社這個事軟化。也許他們會設計一個事件，搞一個活動，然后再發一輪問卷，再看大家的狀態，改變沒有。這是很科學的一種做公關的方法，跨國公司都是這樣做的。
美國的華盛頓有一條大街叫K街，整條街全都是專門的游說公司，他們的主要工作（業務）就是公開地游說這幾百個參議員、眾議員，通過游說來改變公眾和一部分人對自己的看法，來使自己獲得安全感和發展，這是一種公關。另外一種，就是重點投資某個人，通過投資這個人獲得一些安全感。這方面有句古話叫“寧打一口井，不挖十個坑”，其實說的是你認真結交一個縣令比跟十個州官混熟臉要強得多。
在正常情況下，人一生交往的關系人是10—30—60。什么意思呢？你遇到危難的時候，能借錢的對象不超過10個人。每天你都可以想一遍，誰能夠借錢給你？就算是把親戚、朋友、父母都加上，你到那時候能張口借錢的對象也不超過10人。再一層就屬于熟人朋友，經常打交道的，做過點事的，大概不超過30人，這30人還包括我前面說的那10人。所以雖然你電話本里人多，但其實你多數都記不住，有時候干脆忘了。最外一圈是所謂的熟人，也就是打起電話來記得住這個人，而且也大概了解他的背景，可能很長時間都沒見的那種“朋友”，最多也就是60個，這60個還包括了前面說的30個。所以，人這一生，其實不需要太多的關系就能應付得了。需要花精力去了解的人，其實很少，不會很多，不超過60個。只要把這60個人的名單每天都盤好，就夠你一生用了，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樣，一天到晚在外面忽悠，忽悠的結果其實大多沒什么用。投資人的聰明之處就是重點做極個別人的長期投資，他可能得到的回報要大大高于泛泛地交往。歷史上有一個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袁世凱做李蓮英的投資。
在戊戌變法前后，有一天慈禧召袁世凱在頤和園議事，袁世凱看到慈禧身后站著的李蓮英不時在老佛爺耳邊嘀嘀咕咕，對她影響很大。于是他就知道這個李公公很重要。但是他不便直接去接觸，于是就開始在李公公身上投資。怎么投的呢？非常簡單，逢年過節送點禮，再簡單不過了。開始李蓮英也不知道，說也不大熟悉這個人，怎么會送禮呢？但是他也習慣了，因為巴結的人太多了。關鍵是袁世凱堅持若干年，不斷地送，越送越大。
終于有一天，李蓮英覺得不安了，心想這人怎么送了好些年禮，而且越送越大，為何就是不提要辦什么事呢？于是他就老想見袁世凱，心想見了以后，幫著辦件事，這事就算平了。但袁就是不見，說沒有什么事，只是對公公表示敬意。這時間越長，李蓮英就越不安，就覺得一定得幫袁世凱辦事，但越這樣，袁世凱就越不提辦事的事。時間耗了很久。終于有一天，袁世凱主動通過人來約，要跟李蓮英見面，李蓮英特高興，說終于能見，見了就把事給平了，把這么多年欠的人情給還了，而且想，估計是個棘手的大事了。袁世凱約的時候，手下人都不解，都說，那么如日中天的大總管李蓮英，咱跟他也沒什么往來，咱能約出來嗎？袁世凱很自信，就吩咐手下去傳話，幾點幾時在哪兒見面。下邊的人說，那不行吧？袁世凱說：“你別管，肯定行，就這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