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一、六億神州盡舜堯

陳訓恩道：“我們新中國黨無論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都稍勝同盟會，為什么不在興辦教育的同時提倡啟蒙，反而讓他們獨擅其美？”

孫元起輕輕嘆息道：“在前清宣揚啟蒙思想，等同于大逆不道，敝人向來膽小如鼠貪財惜命，哪敢去干那種殺頭的活計？相比之下，同盟會諸人在慷慨赴死這一點上確實勝人一籌，孫某自愧弗如！現在宣揚啟蒙思想倒是沒有多少風險，只是急切間很難找到合適的人手來操辦此事，隨便找個人來主持又怕弄巧成拙?”“?。最近我才決定函請梁卓如（梁啟超）回國創辦《獨立評論》雜志，準備以此為陣地，逐步引導民眾了解自由民主，宣揚啟蒙思想。都說‘觸動利益的改革比觸及靈魂還難’，啟蒙運動則是既觸動利益又觸動靈魂，其難度可想而知。而且這些工作都是水磨功夫，短期內難以見效，所以我們也不必與同盟會爭一日之短長。”

陳訓恩若有所悟地點了點頭。

孫元起又道：“說到啟蒙，有四個根本問題難以繞過，必須給出恰當的答案，那就是給誰啟蒙、誰來啟蒙、啟蒙什么、如何啟蒙。先說第一個問題，彥及你覺得該給誰啟蒙？”

陳訓恩思忖片刻，不確定地答道：“上則各級官僚，下則全國民眾？”

孫元起道：“各級官僚大半是既得利益者，在戊戌變法、君主立憲過程中他們未嘗沒有機會接觸到啟蒙，但終究沒有改弦更張。既然如此。我們又怎么能期望通過啟蒙宣傳，讓他們棄暗投明？至于廣大的民眾，不能說他們是愚昧的大多數。至少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在沒有消除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條韁索對民眾的束縛之前，所有的啟蒙都是徒勞。什么自由、民主、科學，甚至抵不上一碗米飯、幾枚銅圓！”

陳訓恩馬上說道：“那我們就把啟蒙民眾的最初目標定為解除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束縛嘛！”

孫元起道：“與啟蒙運動相對的一個名詞是愚民政策，也就是《論語》中所謂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毫無疑問，一群溫順的愚民遠比一群有思想的聰明人更容易統治，所以很多統治者會故意阻擾啟蒙思想的傳播。讓民眾永遠陷入愚昧狀態。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肆刪減《孟子》書中的民本思想；清朝順康雍乾時期，更是大興文字獄以消滅社會知識分子、鞏固政權。刪來刪去。整個書卷內只剩下了三綱五常，于是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統治下的底層社會終于穩固下來，成為今天的局面。

“然而對全國民眾宣揚啟蒙思想，試圖解除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束縛。肯定會摧毀原有的穩定社會結構。造成社會動蕩。這一點是我不愿意見到。當然，我是支持啟蒙的，不過鑒于種種原因，我不希望中國在未來三五年間出現不穩的局面。所以在‘給誰啟蒙’問題上，我希望是分批分次逐步推開，比如先給大中小學生提供啟蒙讀物，培育民主自由思想；然后是地主士紳、商人企業主給一定參政議政權力；接著是城市居民、工廠工人；最后是廣大的農民和邊疆地區。而不是不顧輕重緩急，一擁而上。”

在真實歷史中。類似于啟蒙運動的五四、新生活、肅反、整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運動，都曾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動蕩。

“那依大人的看法。應該由誰來啟蒙呢？”陳訓恩問道。

孫元起答道：“我們通常所說的啟蒙運動，是指在18世紀初至1789年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一個新思維不斷涌現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出現了以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等著名思想家為代表的先智階層，他們著書立說、發表演講，積極推動啟蒙運動向前發展。正是有了這批偉大的知識分子和先智之士，經過近百年前赴后繼的奮斗，才引導法國走出了充滿著傳統教義、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專制的黑暗時期。

“而中國現在呢？正處于一個缺少知識分子和先智之士的轉型社會，除了嚴幾道（嚴復）、梁卓如（梁啟超）、章太炎（章炳麟）等少數幾個，大多數讀書人的思維能力和知識儲備都難以達到引導啟蒙運動的要求。而且由于知識背景和社會利益的差異，許多人罔顧社會現實和國家需要，只知道為自己所代表的階層、政黨唁唁而吠，幾乎在任何問題上都無法形成共識。既然他們連自己都啟蒙不了，又何談去啟蒙他人？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既不能指望當前的讀書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不能把引導啟蒙運動的責任委之旁人，思來想去，只有依靠學校培養和社會引導，通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造就一批足以肩負大任的知識精英。法國啟蒙運動用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才獲得成功，我們自然不能企盼中國能夠一蹴而就，不過也不必妄自菲薄，相信通過一兩代人的共同努力，最終可以完成這項偉大的使命。”

陳訓恩感嘆道：“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啊！”

孫元起笑道：“應該說是‘知難，行亦不易’！就比如在‘啟蒙什么’這個問題上，盡管歐美各國關于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理論的書籍疊床架屋浩如煙海，但要從中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發展與民眾需要的道路卻也并非易事！上等人能根據中國當前實際情況，批判性吸收西方各種理論的優點，博采眾長，惠國利民。中等人是見到西方的經典名著就動手把它翻譯介紹過來，也不管是否合用，然后由國民挑選采擇。自己不做任何評論。下等人則趨新騖奇，掇拾販賣洋人的唾余，泛言空談以博取名利。其實是一竅不通，誤國誤民。

“綜觀現在國內的知識分子，別說上等人，就是勤勤懇懇的中等人也寥寥無幾，大多數都是略懂幾個西方術語便夸夸其談的西貝貨。他們將自己在西方道聽途說來的洋貨夾雜著自己的想當然，在報紙、雜志或課堂上零售給一群恭順而又沒有辨別力的年輕人，只會造出一批又一批對歐美一知半解、對中國滿腹牢騷的崇洋媚外者。如何能達到開啟民智、滌蕩愚昧的目標？

“我們既然要參與并推動啟蒙運動，就要一方面開辦中國政策研究院，調查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翻譯介紹西方的先進理論，系統培養熟知中外情況的有為青年，研究實踐出符合國情的特色道路；另一方面則創辦《獨立評論》，向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全國民眾積極宣傳正確的啟蒙思想。嚴厲批判那些欺名盜世之輩。以此確保啟蒙的正確與純粹。”

陳訓恩追問道：“除了創辦中國政策研究院和《獨立評論》，我們還可以用什么法子來啟蒙？”

孫元起今天也是談興頗濃，當下答道：“世界上沒有什么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宣傳啟蒙思想也是一樣，對于不同的社會階層應該使用不同方法。不過面對不同社會階層，我們的態度卻應該保持一致，那就是要尊重民眾，貼近民眾。融入民眾，從民眾中來、到民眾去中。與民眾打成一片。不要以為自己喝了幾瓶洋墨水，就可以高人一等。

“有些知識分子自以為從西方接受一整套啟蒙口號和價值觀念，就掌握了絕對真理，有資格成為民眾的啟發者和新時代的圣人，處處以民眾的監護人自居，把老百姓當兒童看。認為民眾無須運用自己的理性判斷，只要接受自己的教育，跟著自己走，就能成就偉大，推進歷史進步。殊不知他們這番舉動，恰恰是反啟蒙的。而且如此居高臨下、趾高氣揚地進行啟蒙，必然在底層民眾中找不到回應，導致啟蒙的失敗。

“啟蒙運動的核心就是人應該自己獨立思考，理性判斷，讓人成為人，而不是達到任何目的的工具。所謂的自由、平等，是人生來就有的權力，而不是啟蒙產物。我們要相信廣大民眾運用自己的理性，就可以走出愚昧懵懂的狀態。在此之前，我們宣揚啟蒙思想、推進啟蒙運動，只是讓民眾有一個認真思考的條件和機會，而非讓自己成為民眾的精神導師！”

國民黨政府擁有那么多黃埔軍校的科班生、旅歐留美的博士生，也積極推進民主進程、提倡新生活運動、嘗試鄉村自治，為什么最終還是被一群泥腿子打得落花流水，以致被趕到海島上茍延殘喘呢？原因萬萬千千，群眾路線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國民黨政府中那群官僚、學者無論是穿著蘇綢長衫，還是西裝革履，總不愿和鶉衣百結的農民呆在一起。即便偶爾有幾個異類，能夠忍著臟臭和貧窮深入農村，卻又難以擺脫心理上的優勢，總感覺自己是高高在上，是在垂憐、施舍、賜教。內心如此，又怎能了解農民的疾苦與渴望？又怎能代表農民階層大聲鼓呼？當一個政府無法真正了解基層最普遍民眾的心中所想、無法真正解決基層最普遍民眾的生活困苦，那么這個政府就離死不遠了，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

陳訓恩默默地思忖良久，才緩緩點了點頭。

孫元起最后說道：“中國有一句老話說的非常好，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我們在這里暢談啟蒙，其實普通民眾誰在乎這個？他們最渴望的應該如何能吃飽穿暖、安居樂業。即便我們把啟蒙說得天花亂墜，也不如一句蠲免錢糧贏得的歡呼聲多。所以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還是要以解決溫飽、興辦實業為主。

“中山先生所提的‘平均地權’等到明年四川開始征收田賦，而且工礦企業也取得一定成績之后，或許可以在部分府縣試驗一下。成功了，自然可以造福四川民眾，也能順便與中山先生結個善緣；若是失敗了，也無傷大雅，頂多是讓中山先生難堪一回。我倒要看看，同盟會十六字綱領博得偌大名頭，究竟有幾分是真才實學。”(。)

ps：這兩章的內容，何公想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