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一、惡竹應須斬萬竿 中

楊度這番話可謂有的放矢，雖然表面上是問他們四個人的意見，其實更是問他們背后幾種勢力的意圖：

蒲殿俊、羅綸出任四川咨議局議長、副議長，自然代表著四川士紳。前不久，蒲殿俊還以咨議局和川漢鐵路公司為基礎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自己擔任會長，羅綸擔任副會長。由此更可以看見兩人的成色；

尹昌衡擔任四川陸軍小學堂總辦，是新軍中的頭面人物。此外，他還掛出“大漢公”的香堂招牌，自封大漢公的舵把子。他曾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碼頭拜訪，各公口碼頭都為他“掛紅進酒”。也就是說，他還是袍哥中的瓢把子；

張培爵名義上是重慶府中學學監，其實還是同盟會重慶支部的核心，代表著革命黨在四川的聲音。

如果沒有孫元起的橫空出世，這四個人都將是巴蜀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

蒲殿俊將在1911年11月27日到12月8日之間出任“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

尹昌衡在1911年12月8日之后繼任都督。1912年3月，成、渝兩軍政府合并，成立四川都督府，他繼續擔任都督；

張培爵在1911年11月22日重慶起義成功后，被推舉為重慶蜀軍政府都督。成渝兩軍政府合并后，他改任任四川軍政府副都督；

至于羅綸，先是在蒲殿俊政府擔任招撫局長，尹昌衡上臺后又任四川軍政府副都督兼安護局長。成渝兩地軍政府合并，他的官職是軍事參議院院長。

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是四川省省長、副省長！

蒲殿俊客氣地說道：“請教之辭實在愧不敢當。至于如何施政，唯在總督大人裁奪，屬下也不敢越俎代庖！只是蒲某忝為四川咨議局議長，有些愚見想芹獻于前，請大人加以采擇。”

孫元起道：“蒲議長請講！”

蒲殿俊道：“各省設立咨議局乃是清廷預備立憲的重大舉措之一。光緒三十四年（1908）七月頒布《各省咨議局章程》和《咨議局議員選舉章程》，限令各省在一年之內一律成立咨議局。由于德宗景皇帝、孝欽太后先后賓天，我四川咨議局在宣統元年（1909）十月十四日才得以成立。自成立以來，局中同仁指陳通省利病。籌計地方治安，可謂盡心盡責。尤其是清廷推行干路國有政策以圖出賣路權之后，我省咨議局奮起抗爭，成為全國革命之先聲，最終導致清廷分崩離析，漢家河山得以光復。

“既然清廷覆亡在即，那么預備立憲也將成為明日黃花。如果咨議局再沿用之前的名號就有些不倫不類。蒲某聽聞革命成功之后國家將采用共和政體，孫中山先生在《同盟會成立宣言》中又曾提及‘議會’之名，所以不揣簡陋，想請總督大人俯允將咨議局改名議會，讓屬下等名正言順，再為蜀中父老略盡綿薄之力。”

楊度冷笑出聲：“蒲議長，只怕你是居心叵測吧？清廷頒布的《各省咨議局章程》中明文規定，咨議局是各省采取輿論之地。也就是說。咨議局的設置只是為各省政府提供政府相關意見的輿論機構，各督撫州道對于咨議局的意見可以裁度施行，不必一定要遵循咨議局的決定。

“而且按照憲政編查館的規定。督撫對咨議局公文用‘札行’（上級對下屬用，類似于現行公文中的‘命令’、‘批復’），司道以下用‘照會’（平行機關用，類似于‘函’、‘通知’）；反過來，咨議局對各督撫司道均要用‘呈文’（下屬對上級用，類似于‘請示’、‘報告’）。由此可見咨議局只是個顧問性質的機構，并無太多實權。而議會呢？

“眾所周知，在西方議會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利，不僅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廢除法律（即立法權），還可以通過審議財政法案的方式對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出實施監督。甚至可以采用彈劾、質詢、不信任投票等形式對政府機關各種公務活動進行監督（行政監督權）。換句話說，如果咨議局改成議會，你們就可以合法地否決我家大人發布的命令、預算和人事任免。如此事關重大，蒲議長居然用輕飄飄的幾句話提出，究竟是何等居心？”

見楊度揭穿了自己的用心，蒲殿俊頓時有些語塞。

坐在蒲殿俊旁邊的羅綸此時說道：“蒲議長能有什么居心？即便有心。也是一片公忠體國之心！共和革命成功以后，各級政府實行議會制乃是大勢所趨。我們四川率先垂范將咨議局改成議會，又有何不可？你們別頭上剃掉了滿清的辮子，腦袋里還裝著滿清的專制，時刻不忘以一人治巴蜀、以巴蜀奉一人！”

楊度也反唇相譏道：“我們是不是專制，以后自可見分曉。只是某些人以共和之名行奪權之實，現在就昭然若揭！”

孫元起見場面有些白熱化，急忙和稀泥道：“咨議局改成議會茲事體大，一時半會兒難以得出定論，不妨先行擱置，等以后再議。”

章士釗也邊上拉偏架：“如今國家尚未成立、政體尚未確定，我們在這里談論有如雁未獲而爭烹燔，有何意義？而且古有明訓：‘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所以治理四川一動不如一靜。咨議局改成議會之事，不如等別的省份推行以后，我們再伺機而動不遲！”

蒲殿俊提議將咨議局改成議會不過是一次穩賺不賠的賭博，如果僥幸成功，自然回報豐厚；如果失敗，對他自身也沒有多大損失。見詭計被人識破，蒲殿俊知道再無成功希望，急忙轉移話題道：“蒲某此次和羅副議長聯袂前來，還有一件要事，就是和總督大人商議處理川漢鐵路后繼事宜。”

川漢鐵路就是保路運動的導火索。關于川漢鐵路，需要交代一下背景。

四川南有云貴高原，西有青藏高原，北有秦嶺，東有大巴山，四面為山川包圍，出川道路是困擾四川人幾千年的大難題。作為半個四川人，李白對此深有感觸，于是揮毫寫下了《蜀道難》的詩篇。商周以來，陜西關中一帶是中國政治、文化、商業中心，所以四川和陜西之間就有了著名的金牛道。

隨著時代變遷，陜西、河南一帶逐漸衰落，政治中心挪到了遙遠的幽燕之地，而經濟中心則向長江中下游轉移。四川與湖北、江蘇等地聯系越來越緊密，礁石密布的三峽水道以及崎嶇婉轉的山間小路都漸漸無法滿足實際需求，這就迫切需要修建一條更便捷的東下之路。在火車、鐵路大行其道的二十世紀初，開始有人提出了“川漢鐵路”這個設想。

顧名思義，川漢鐵路就是從四川成都到湖北漢口。但在修建的時候卻分為兩段：四川段從成都到宜昌，湖北段則從宜昌到漢口。1904年1月，四川總督錫良奏準設立“官辦川漢鐵路公司”，開始籌劃修建川漢鐵路四川段。1905年7月，公司改官紳合辦。1907年3月再改為商辦，正式名稱為“商辦川省川漢鐵路有限公司”。1909年12月10日川漢鐵路四川段在宜昌府正式開工。

保路運動爭奪的路權也就是川漢鐵路的四川段，其實剛剛動工不久，通車還遙遙無期。川漢鐵路在此時更像是“概念股”。

孫元起聽到蒲殿俊提及川漢鐵路問題，大度地擺擺手：“既然川漢鐵路已經改由商辦，那從今以后政府不再插手，也不再提什么‘干路國有’，你們只管去修好了！修好了也有你們全權經營，政府絕不多加干涉！”

倒不是孫元起不懂“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而是嚴重懷疑眼皮大肚皮小的四川士紳根本沒本事啃下這條川漢鐵路！

早在入川之前，孫元起就在地圖上比劃過川漢鐵路的走向，心中暗暗驚訝：這基本上等于后來的成渝鐵路、渝萬城際鐵路、宜萬鐵路等三條線路的總和！川漢鐵路四川段是前兩段，但中學歷史課本上明明白白寫著，成渝鐵路于1952年修成通車。為此，太祖爺還親筆題詞：“慶賀成渝鐵路通車，繼續努力修筑天成路。”難道四川士紳還能逆天不成？

楊度又補充道：“剛才蒲議長已說過，清廷覆亡在即，共和政府指日可待，我家大人初臨四川，決定與民更始，各項苛捐雜稅一體戒絕，并蠲免四川軍民明年全部賦稅，后年減半征收，第三年才全額征收。以前修建川漢鐵路是通過‘田畝加賦’的辦法籌集資金，現在既然改由商辦，而且清理捐稅，那么就煩請該公司自行解決股本問題，不得再以官府名義強行攤派，違者嚴懲不貸！”

川漢鐵路四川段近1000公里，修建需要大量資金。此前是通過“田畝加賦”向四川人民強行攤派費用，全川7000萬人無論貧富貴賤，人人都是川漢鐵路的“原始股民”。楊度這招“清理捐稅”，對于本來就虧空300萬兩白銀的川漢鐵路公司無異于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