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小禹來說，說到“整個世界的表現”，有且只有一次可算是“確實”地，而不僅僅是關於外星人或“美國人”的怪誕抽象的傳說地告知了大家，在三官場上學校壩子放電影的確有好些孩子被踩死踩傷了，而且這事情還可能繼續出下去。
電影放映員的聲音從那個箱子裡傳出來，發了一個公社**嚴正的通知。通知說，請在這兒觀賞電影的觀衆，無論大人小孩，一律不得向外界謠傳在這兒放電影有小孩被踩死踩傷的事。這些事情是不曾有過的也不會有的，只是極少數極個別別有用心的人的造謠。在這兒放電影秩序是好的，人人都是自覺遵守秩序和紀律的，人人也都是自覺尊老愛幼的，無論大人還是小孩來這兒看電影都來得高興去得歡喜。到這兒欣賞電影的觀衆，都應當自覺地站在集體利益的高度，自覺地維護集體的形象，集體的形象高於一切，高於任何個人利益的得失和犧牲。如今外面有很多關於在這兒放電影的謠言，到這兒來看電影的每一位觀衆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不信謠不傳謠，並向外界宣傳在這兒看電影一切都是好的，人人都來得高興去得歡喜，使外界的人也不信謠不傳謠。另外，也要特請那些極少數極個別的別有用心的人注意，一經查出是誰在造謠傳謠，就將會受到嚴厲、無情的懲治，在場的每一位觀衆也都同樣有義務有責任向**積極檢舉告發這些人，公社**已經設立了專門打擊造謠傳謠的工作小組，有專人負責，從該通知發出之日起，公社**就向每一位積極檢舉告發的羣衆敞開大門的，高度重視每一位檢舉、告發上來的情況，並將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最後，通知還特別說到，這個地方將一如既往放露天電影，請在場的觀衆廣爲宣傳，使更多更遠的羣衆、更多不同層次不同年齡的羣衆來這兒觀賞電影，以促進我公社羣衆文化事業的繁榮云云。
通知宣讀完了，放映員還口頭上向一場觀衆作了一個檢討。他說，他曾向一場觀衆說，年齡十一二歲以下的孩子最好不要來這兒看電影，他這麼說是犯了錯誤，有違公社**這個通知的精神，他藉此之機在這兒向大家檢討。不過，他當時也只是說天黑路遠，小孩來這兒看電影路上不安全，沒說在這兒看電影會有啥子，在這兒看電影無論大人還是小孩都是安全的，誰也來得高興去得歡喜。檢討作完了，他又以私人的口氣說他要說幾句“剝了殼殼說米米”的話，頗爲不滿地抱怨了一場觀衆，說你們來這兒把電影看了，卻還要把這兒發生的一些事情拿出去亂說。硬是要這兒再不放電影了你們看不成了才高興？既然來這兒看電影，就是一家人，家醜不可外揚，這個道理也不懂？再說，在這兒放電影，有那麼幾個小娃兒啥的這樣那樣了，還不都是你們搞出來的，你們搞出來了卻還要拿出去宣揚，生怕別人不知道，還讓別人也亂說，這算哪門子事？
放映員說得一場觀衆都笑了，就像一家人那樣地笑了，就像除了孩子們在場的所有人都是一家人，都是“主人”那樣無比開心地笑了。他們笑得不高，但小禹聽得出來他們還從未這樣開心地笑過，從未這樣感覺到他們是“主人”，果真是同一個其樂融融的大家庭裡的成員。放映員那樣說過之後又說他剛纔抱怨大家的幾句話與公社的通知精神有哪地方些不符，他在這兒提前作檢討，他是個大老粗，只上過三年小學，過去和現在說錯話都是難免的，但他祖輩三代貧農，政治立場是堅定的，心是紅的，永遠向著黨向著社會主義云云。
在一場觀衆笑時，只有孩子們沒有笑，孩子們是深陷於他們之中無路可逃的，卻又是完全被排除在他們之外的。小禹把整個通知聽完了，感覺眼前突然黑了，這是一種從未遭遇過的黑。接著又來了放映員檢討和“剝了殼殼說米米”的話，還有一場大人們的笑聲，他眼前這種黑更黑了。他包圍在這種黑中，往哪兒看都只看到這種黑，它何其陌生、怪異、恐怖，即使他一個人在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命的外星球，再也回不到地球了，他也不會有這種體驗。他覺得他不是爲那個通知、放映員那些話、大人們的笑聲而震驚，而是爲他突然深陷於其中的這種黑暗而震驚。他把兩都聯繫不起來，只能想到那個通知、放映員的話、大人們的笑聲無意中把他一推，這一推就把他推到這種黑暗裡來了。爲什麼那樣無意地一推就把推到這樣一種黑暗裡來了呀？爲什麼一定是這樣一種特定的、萬劫不復的黑暗而不是別的呀？爲什麼這種黑暗還讓他看到並不是他現在才被推進來的，而是他從來就在這黑暗裡面，只不過那個通知是一束光照亮了他這個從來如此的處境？爲什麼既然他的處境從來就是這樣，卻到這時他纔有所明白和省悟？
這種黑暗太可怕了，他不得不忘卻它。但是，在那樣的夜深人靜的時刻，躺在牀上圓睜著眼睛的他突然想起來了。用“想”這個字是不確切的，只能說是這種黑暗以超過第一次壓向他的一百倍的力量再次壓向了他，幾乎可以說這一壓就壓碎了他的生命，使他的生命彷彿一直是靜靜地，這卻突然轟地一聲燃燒起來，燃燒成一堆大火，他將在這大火中毀滅。但他只能在發抖中面對這種毀滅。
就是這種黑暗體驗使他心裡有一萬個聲音地呼喊他不能再到那兒去看電影，去那兒看電影他還真的有可能在那兒不是死了就是傷殘了，而對於他這樣的農民家庭的孩子，傷殘了比死了還可怕，總之，那不管是死了還是傷殘了都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但是，他卻如患有強迫癥似的一如既往地來這兒看電影，只有他自己心裡清楚，這就是因爲這種黑暗體驗，因爲他無法承受這個黑暗，但他卻相信完全活於這個黑暗之中，首先讓自己完全活於完全的這個黑暗之中才是他作爲一個人和自己的真實，他現在只不過是稍稍有所覺察而已，只不過是稍稍接觸到了這個黑暗而已，他已經不能懷疑這個世界是沒有人的，人人都不是人不是自己，他只有從自己開始做一個人和自己了。
他不得不觀察到，自放映員宣讀了公社**那個通知後，人們談論這個通知，就和他們談論上級給他下達的任何一種“生產任務”或“革命任務”完全一樣，“從現在起更不能阻擋自家的娃兒去那兒看電影喲！”“哪家都不能阻擋了喲！”“他們要去就要讓他們去喲！”聽他們說這些，只感覺到其中的“娃兒”、“他們”全然和下達給他們的無論什麼“革命任務”裡的指標、數字毫無差別。事過不久，他們還被召去開了一個大隊羣衆大會，開會回來後，更是東一句西一句談論“不能阻擋”、“他們要去就要讓他們去”、“還要鼓勵”、“這已經是政治性的任務了啊”、“再愛自家的娃兒都不要去碰啊”等等，無疑那“會議精神”就是他們說的這些，而他們這樣談論著，看不到他們對這些“會議精神”有任何自己個人的評價、看法、想法、觀點、情感等等一切，更不用說還有他們人人的權利和責任，有的僅僅是一種興奮，對於“政治任務”或“帶有政治性的任務”，即使是明知它們將會是使他們深受其害的，他們也會這種興奮，這種興奮總讓他聯想到他們看到別人不幸時的那種幸災樂禍，看不出它和幸災樂禍有什麼區別。
小禹還不得不觀察到，那個通知和村裡那個羣衆大會後，不管是多麼微妙，他們村裡各家各戶的父母對自家的娃兒去“那兒”、 “場上的學校壩子”看電影管得更鬆了，他們談論“那兒”、“場上的學校壩子”放電影出了多少死傷孩子的事情更像是在談天外的事情了，普遍看孩子們的眼光更像是什麼也沒有看見了??????有一天晚上，“那兒”、“場上的學校壩子”又放電影，他、他哥小堯和那幾個夥伴是那麼輕易地就偷跑出來了，他回頭往夜幕下的山村一望，突然感到他們出來得太容易了，容易得太可震驚，他幾乎又感到了當時聽完了公社**那個通知後感覺到的黑暗??????他自聽了那個通知之後，他想到的是，既然有這樣一個通知，從此以後，再沒有孩子到“那兒”、“場上的學校壩子”看電影，所有的父母都堅決不讓自己的孩子去“那兒”、“場上的學校壩子”看電影了，堅決不認那個通知的精神，反抗它和抗議它纔是正常的，應該的，必然的，自然的，然而，他不能不面對的是，自這個通知之後，來“那兒”、“場上的學校壩子”看電影的孩子的人數猛增了，大人們進行那種無疑已經踩死踩傷了幾個孩子的遊戲進行得更歡更熱烈了，那個大坑裡的孩子們鬼哭神嚎慘象萬狀的情景更是愈演愈烈??????
小小年紀的小禹拷問靈魂，拷問自己，於是，他便不能不面對，就在他聽到了那個通知感覺到那種黑暗的時候，他就感到那“造謠傳謠的”、“極少數極個別別有用心的”不是別人，就是他自己，只是他自己，他一個人！所有人都已經看出來了，以“羣衆雪亮的眼睛”看出來了，他馬上就會被檢舉揭發。當電影散場後他經過場上，經過公社**黑沉沉威嚴聳立的大門前，他是那樣恐懼，只覺得馬上就會出來幾個民兵將他抓獲扭進公社**。他是真的覺得自己有罪，也是真的恐懼。他震驚地看到他的這種罪是真實的，是無法消除的，除非他聽完那個通知時不感覺到那種黑暗，看到有孩子在大人們的那種遊戲或者說在大人們的冷漠、病態、犯罪，是的，是犯罪，中死了傷了而只覺得孩子和人本來不過是兔子、青蛙、泥土一類的東西，死傷何足惜，就算自己踩在一個孩子身上了還將這孩子踩死踩傷了也只覺得不過是踩死踩傷了一隻螞蟻！只有兩種人，“好人”、“我們的人”、“中國人”和那可怕、邪惡的“極少數、極個別別有用心的人”，而真正的“好人”、“我們的人”、“中國人”不是別的，就是看電影時集體狂熱地進行那種遊戲踩死踩傷孩子而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更不覺得自己有罪的人，把那樣的孩子們推進了那個大坑裡讓他們在那大坑或死或傷而僅僅冷漠地旁觀的人，聽了那個公社**發的通知而笑得從未那樣開懷的人，不然，就一定是那可怕邪惡的“極少數、極個別別有用心的人”！
顫抖中小禹不得不面對，正是因爲心中有這種罪過意識，或者正是因爲怕自己犯下這種罪，怕自己成爲這種罪人，成爲可怕邪惡的“極少數極個別別有用心的人”，成了孩子們心裡明明知道真相，至少知道一些真相，卻還要來“那兒”、“場上的學校壩子”看電影一個原因，這也是大人們那樣冷漠和事不關己，包括對自己的孩子都冷漠和事不關己的一個原因，甚至是那幾千上萬之衆明明知道已經有孩子在他們那種遊戲中被他們踩死踩傷了他們卻仍然如火如荼、變本加厲進行他們那種遊戲的一個原因。
在黑暗中扣問的小禹扣問：事情怎麼會這樣啊？人怎麼會是這樣啊？世界怎麼會這樣啊？社會怎麼會這樣啊？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黑暗景觀，到底該如何承擔它對待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