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幸福感的因素
幸福社會關照的既是個人幸福，也是普遍幸福。人是一切發展觀的出發點和歸宿，也就是說，以人為本。這里的人，既指的是個人，也指的是集體的人，全體的人。幸福的范圍應該是普遍的幸福，既包括個人幸福，也有社會幸福，在探討影響幸福感的因素時，就不應該站在個體或者社會的層次上來找尋，而應用普遍幸福感來研究影響幸福感的因素所在，繼而在因素中既有對個人，也會有對社會幸福感有著共同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社會的目標和價值取向制約著人們主觀幸福感的實現，也影響了主觀幸福感的內容選擇。正是集體主義文化意義場域的存在，使得個體的主觀幸福感主觀上有了社會的期待，并使得主觀幸福超越了享樂主義的范疇。在探討影響幸福感的因素這個話題上，分物質幸福和非物質幸福兩大主題來闡述，從不同的維度來分析影響幸福感的因素所在，并在個人幸福和社會幸福的基礎上分析影響普遍幸福感的真正因素所在。
在已有的研究中，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都給出了“幸福密碼”，例如，結了婚的人比單身的人更幸福；女性通常會報告更高的主觀幸福感受；教育水平越高，總體上幸福感就越強。從社會學生命歷程的角度來看，人的一生的幸福感體驗，呈現“U”型態勢。年輕人因為處于事業開拓期，其幸福感比“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高。隨著人生閱歷的豐富，退休后的老人幸福感又比中年人高。因此，就個體而言，幸福的影響因素是如此之多，但總體而言，可以分為認知因素和情感因素。
就政策層面來講，針對個體的幸福感特點，政府當各有側重，解決各個階段的人群面臨的“幸福障礙物”。例如對于年輕人來說，求職就業、文化娛樂、住房教育是他們所關心的，中年人關注事業發展、撫養下一代和贍養老人的內容，解決了這些問題自然壓力減輕、幸福感上升了。步入老年，養老服務和設施的發展，養老金是否夠花，孤獨失能問題能夠得到緩解，都是開啟老年人“幸福密碼”的鑰匙。
經濟學家伊斯特林（R. Easterlin）通過分析若干個大型社會調查，回顧了中國人生活滿意度發生的變化，他在《中國的生活滿意度：1990—2010》一文中引用了大量數據，發現與中國近30年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相對的，是生活滿意度的直線下降，甚至多數中國人2010年的幸福感還不及1990年。世界幸福數據庫主任、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人類幸福之社會條件系的名譽退休教授汶魏荷文（Ruut Veenhoven）也發現了類似的結論，中國人的幸福感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而提高。德國學者也有類似的研究。
來自零點調查的數據發現，中國農村居民的幸福感某些時候會高于城市居民。這對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成倍數的現狀來說，的確不太好解釋。但事實的確如此，也就是說，收入的水平不一定代表了幸福的感覺。國外的調查也有類似的結果，即居住在郊區或鄉村的人群更有可能比城市居民感受到更高的幸福水平。這背后的解釋有：第一，城市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害怕失業是其主觀幸福感低的重要原因；第二，城市地區的生活成本上升往往較快，比如房價、交通、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成本對居民生活滿意度都有消極的影響；第三，一些社會環境問題，比如交通擁擠、犯罪率上升、人口過度密集等都不利于幸福感的提升。正因為影響幸福的因素是如此眾多和復雜，探討哪些因素影響人們的幸福的話題從不曾中斷。
一、物質因素是幸福感形成的基礎
從宏觀層面講，經濟的發展，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個人的幸福生活上，國家是保障國民幸福生活的后盾，應該創造更有利于提升公民幸福感的物質基礎，只有這樣，個體和整個社會的幸福指數才能更高。從個體層面講，馬斯洛需求理論將個體的需求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歸屬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以及
自我實現的需求。本節從影響幸福感的物質因素和非物質因素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自然基礎條件的安全保障
來自自然條件創造的幸福感，針對個體和社會的不同群體，本節將其分為個人壽命的自然幸福和自然環境帶來的社會幸福。對于不同的范疇，自然條件帶來的保障也有著不同的概念。
從個體層面來講，馬斯洛需求理論談到，個體最基礎的需求是生理上的需求，而個人的身體是創造幸福條件的基礎，人的生命長短和生命周期既對個人幸福感的滿足有著長期的持續作用，也對與其相關的人事有著一定的幸福提升；個體生命的長久不僅是一己之利益，還關乎整個家族香火的延續。正是基于此，在中國人的幸福觀念中，把自然生命放在了首位；每個個體在自身生命周期里一定程度上都會對社會做出或多或少的貢獻，個體壽命的延續對于社會的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從社會層面來講，自然環境的保障，生態文明的建設可以保證整個社會和個體的生命安全，自然條件的改善更對國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有著重要的保障，進而為大眾營造一個幸福的社會環境。自然條件更與其他各個方面有著關聯，經濟的發展需要從自然環境中獲取資源，自然環境為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奠定了基礎。從人和自然雙關系層面來講，要謀求自然幸福，就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做到人和自然和諧相處，天人合一，個人和社會群體要注重保護自然環境。這告訴我們，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人為過度地使用技術手段對待自然，否則就會破壞自然，造成生態危機。要遵循自然規律，才可返璞歸真。對待萬物要講究仁愛之心，以物無貴賤的態度對待自然之物，這樣才能與自然和諧相處。既對個人生命周期的幸福有著保證，也對整個社會的普遍幸福感有著一定的提升。
（二）經濟財富的物質保證
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提到幸福感，不僅僅著眼于自然條件的滿足，也有著經濟因素的影響。財富作為生活的必需品，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衡量個人和社會幸福的一個指標。個人追求財富是正常的，也是對于幸福的追求，正如霍爾巴赫所言： “人從本質上就是自己愛自己，愿意保存自己，設法使自己的生存幸福，所以利益或對幸福的欲求就是人的一切行動的唯一動機。”經濟財富的富足，既可以滿足個人的需求，從消費理念上有所改變，而且對于家庭的和諧有著一定的作用。在韋伯的“三位一體”的社會分層理論中 ，將財富作為一個衡量標準，撇開社會分工的不同，財富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個人幸福與否的一個因素，從這又可以引出另一個概念“經濟地位”。經濟地位高的有著一定的社會資源，有著相應的社會關系。幸福也來源于社會關系，把幸福視為一種社會關系，在幸福的建設中就能夠把社會與個人、客觀與主觀結合起來，有利于通過多種途徑實現正向的、積極的社會幸福目標和個人幸福目標。另一方面，把幸福理解為社會關系，才能夠鼓勵人們不僅追求自己的幸福，也要關心他人和社會的幸福，從而有利于幸福的共建共享。對于社會而言，國家富強也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保證國家的穩定。從幸福廣東的政策來看，其施政方針從對GDP的關注轉向對民眾幸福的關注，其基礎條件便是廣東作為國家經濟的龍頭，有著雄厚的經濟財富的支持，所以國民經濟的發展對于整個社會的普遍幸福來講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然而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論”卻告訴我們一個有悖于此的認識，即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導致快樂增加，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離幾乎是一種世界性的普遍現象。他提到，相對于財富而言，婚姻、健康、職業與良好的社會關系等要素可以帶來更加持久的快樂。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顯示，72.7%的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另有一項調查表明，中國人的幸福感在過去10年中先升后降，與經濟發展的曲線并不同步。從這個層面來講，經濟財富因素又僅
僅能成為幸福感的一個簡單的衡量因素。
（三）生活水平的改善
生活水平是從經濟因素這個層次引申而來的又一個經濟因素，當然經濟是其基礎，但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僅僅是消費的增加，物質的豐富，也有著其他的影響。恩格爾系數是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標準，從物質消費領域逐步轉移到精神文化消費領域，這不僅僅是消費水平的改變，也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是幸福感提升的表現。
衣食住行是居民生活的四大方面。房子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分量比西方更重。從2005年的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可以看到，普遍的居住面積相比以往有很大提升。全國城鎮人均住宅建筑面積26.11平方米，其中東部地區28平方米，中部地區23.9平方米，西部地區25.24平方米。全國城鎮戶均住宅建筑面積83.2平方米，戶均成套住宅套數0.85套。東部地區戶均住宅建筑面積85.32平方米，中部地區77.96平方米，西部地區85.75平方米，戶均成套住宅套數分別為0.89套、0.79套和0.83套。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如今依然有很多城市居民，尤其是年輕人為房所困。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到要抑制房價過度增長，工薪階層奮斗一生卻為房子問題困苦一生。相比其他民生領域，居民在住房和房價問題上離幸福似乎有點遠，以至于能當上“房奴”也成了一種“幸福”。換個角度來看，在衣食住行基本滿足的前提下，對更高居住質量的要求也體現了當下居民的新的幸福追求。
在交通出行方面，國家的經濟的發展，交通條件的改善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私家車的出現，不僅僅帶動了一個行業，也對于人們的生活水準有了一個新的指標，私家車逐漸也成了家庭的必需品，這意味著交通方面人們對于幸福的感受也在提升和改善。
從生活水平這個層次來講幸福感，不僅僅涉及個人的生活，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政府應當注重整個社會的普遍幸福，例如為公眾創造更好的公共基礎設施，保證大眾的衣食住行的安全、便利，這樣對于個體和群體而言都意味著幸福感的提升。
（四）經濟差距帶來的幸福落差
在論述經濟財富和生活條件的時候，都注重從大眾的平均水平出發，然而這些因素都必然面對著一個差距，直接原因便是經濟上帶來差距，而經濟差距則會帶來部分群體的“相對剝奪感”，帶來幸福落差。
研究結果顯示，我國的收入差距問題形勢嚴峻。體現在地區差距、城鄉收入差距、家庭和個人差距。據統計，2012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4565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7917元，前者是后者的3.1倍。按五等份收入分組，城鎮最高收入組人均為51456元，最低收入組人均為10354元，前者是后者的近5倍。城鄉之間的差距導致進城務工的農民感覺到自身的不幸福。基尼系數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標。2012年12月初，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結果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2003年到2011年，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從0.473到0.491不等，總體上呈現先升高后降低的特點。2012年我國的基尼系數為0.474，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
收入差距的擴大，最終對各個收入階層的幸福感都會帶來危害。在經濟比較富裕的家庭中，財富的積累并未給他們帶來身心的幸福，相反，依據幸福悖論帶來的更多的是不安。對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體而言，這種財富的不均，是逐漸產生仇富心理的根源。總體上而言，這種經濟上的落差對于社會的普遍幸福而言是無益的，對于整個社會的幸福感的提升也有著一定的壓力，而這種相對的幸福落差也就必然存在。要為公民營造一個幸福的社會、打造一個幸福的生活，就必須解決經濟上帶來的諸多問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