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過呀!”劉氏長長地嘆了口氣，低聲說道。
望著面容憔悴的結發妻子，蒲松齡心里好一陣難過。可這次分家也是實在沒有辦法，兄弟四人各自娶妻生子，都聚在老父門下，妯娌之間難免不和，年邁的父親蒲架看到實在難以維持，便主持分了家。可是蒲松齡的哥哥、弟弟都分得了新屋正房；有廚房有臥室。而蒲松齡僅分得農場老屋三間，四周空空蕩蕩，沒有近鄰。野風一吹，樹叢簌簌，蓬蒿沙沙，很有些嚇人。
劉氏扶摸著腹中躁動的嬰兒，又緊緊摟住兒子。想用這母愛驅除這黑夜帶給兒子和未出世孩子的恐懼。
忽然，門外傳來一陣陣的雞叫豬嚎。蒲松齡一驚，盡管他已經寫了一些鬼怪狐仙的傳奇小說，不過，此時他倒有幾分害怕。稍微遲疑了一下，他迅即提起墻角的頂門杠沖到院子里。原來，是一只餓急了的老狼來偷小雞。三只小雞被狼追得四下逃竄，圈里的小豬也嚇得東奔西突。蒲松齡使出渾身的力氣才把木杠投向老狼，狼哼叫著掉轉身奔向了荒野。
蒲松齡癡癡地望著狼消失的方向，似乎有了什么靈感，猛地回到屋中提筆唰唰地寫了起來。不知怎的，他已經迷上了寫異事志神怪。他越來越喜歡文藝，喜歡人民群眾中流行的通俗俚曲，不僅喜歡聽，喜歡看，而且自己還能度曲，又善詩詞。他的好友張篤慶曾經寫了一首詩，規勸他把心思聚攏回來，一心研讀經書習作策論和八股文以應付歲試、鄉試，不要再寫那些神妖鬼怪之類粗俗的東西了。蒲松齡卻不這樣看；他19歲初應童子試，獲得了縣、府、道三級第一名，可是后來鄉試卻一再受挫，絕不是他喜好民間文藝所致。所以他一直執著地堅持志怪傳奇小說的寫作。
生活的窘迫，使蒲松齡不得不歲歲游學。終于在康熙九年(1670年)秋(也就是分家的第5個年頭，此時他已有二男一女)，他接到了同邑友人、寶應知縣孫蕙的聘書，于是，他來到寶應，做了孫蕙的幕賓。
孫蕙念同鄉可作親信、幫手，蒲松齡又工詩文，生計困難，所以象朋友似的待他，并不拿他當外人。
這一天，蒲松齡、孫蕙二人正在舟中對酌、唱和，忽然手下來報，由于運河淤泥太厚，漕運受到影響，河務大員嚴令限期挖掘疏通河道。孫蕙聽罷，將酒杯重重一摔，氣憤地說：“我寶應縣，地狹民敝，連年水患，田園漂沒，百姓流離失所，苦不堪言，我為一縣父母，怎忍心驅迫民眾？”蒲松齡敬重地點了點頭。
這一下可惹惱了河務大員，一個小小的七品官，竟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羅列了一些罪名，上疏彈劾孫蕙。寶應縣老百姓聽說了這件事，都為知縣鳴不平。自孫蕙來到寶應，體恤民苦，為民請賑，革除舊有的各種名目的雜捐，深得民心。這一次，百姓決意護主。大家自動地聚集河上，奮力苦干，僅用6天，數十里的長河就疏通了。這件事對蒲松齡的影響不小，重又燃起他步入仕途的雄心。在幫助孫蕙處理文牘之余，他堅持寫詩，身所經歷，都成為筆下所詠，并仍然對狐鬼故事抱有濃厚的興趣。也時常和孫蕙談起科舉之事，孫蕙理解鄉友的苦衷，所以，蒲松齡一年后返鄉，孫蕙寫了一封長長的推薦信，希望能在考試中助他一臂之力。
康熙十一年(1672年)，在返鄉后的第二年，他又參加了鄉試，并呈上了孫蕙的推薦書。但是這一次又沒有成功，推薦書也沒起作用，他痛苦已極，家中境況越來越壞，又加上大旱，妻子又生下了一個男孩，生活更加窮困艱窘。
六月的天氣，驕陽似火。蒲松齡家中無米，只能煮一點麥粥，不待粥涼，大兒子便狼吞虎咽，呼嚕呼嚕地喝起來，二兒子還沒有多少力氣，只能大呼小叫地爭嚷要吃，小兒子剛剛學步，也餓得翻盆倒碗，女兒望著父母愁苦的臉色，不知該怎么辦。蒲松齡心里更加難過，身為五尺男兒，竟養活不了一家老小!
為了家庭的生活，他只好到大戶人家去做塾師了。
康熙十二年至十四年(1673—1675年)蒲松齡在本邑半泉鄉王家坐館，任塾師。王家是淄川名門大族。在王氏兄弟中，王觀正與蒲松齡最相投，又同是科舉失意者，所以兩人交情甚厚。蒲松齡家母病逝，無以營葬，王觀正慷慨解囊相助。
從王家撤館后，蒲松齡又到罷職歸田的翰林院檢討唐夢賚家做了西賓，唐夢賚很器重他。最令蒲松齡感動不已的是唐夢賚對他寫鬼狐神怪，創作《聊齋志異》大加褒獎，并在幾年后，為《聊齋志異》寫了序言。
康熙十七年（1678年)，蒲松齡鄉試又名落孫山。這一年，他到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館。高家也是當地的名門大族。高珩對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也極感興趣，在康熙十八年春，《聊齋志異》初次結成集子時，高珩也寫了一篇序，闡述志異的特點和功用，以相推獎。這些都無疑是一種鼓勵，對蒲松齡來說也是很大的動力。
康熙十八年(1679年)，蒲松齡又到了淄川西鄙西鋪村的畢家坐館。畢家也是名門望族，館東畢際有請蒲松齡來家教幾個孫子讀書，也把他當作清談的伴友，文字的代筆，應酬的替身。蒲松齡才華出眾，措詞得體，文筆優美，談吐風雅，給畢家增色不少。
畢際有也比較開明，蒲松齡來到畢家后，仍然利用授業之余寫狐鬼小說，畢際有對此不但不反感，反而也興致勃勃，還為他提供了不少創作素材，蒲松齡很感動。在當時，讀經、研經，準備科考才被認為是讀書人的正經事，而寫鬼狐小說常被世人視為邪道。即使是自己敬重的孫蕙也曾寫信勸他集中精力治舉業，不要再把精力放在寫狐鬼小說上。
蒲松齡還算幸運，作館的幾家，基本上都不歧視小說家，不加干涉，所以他才得以執著寫作。畢際有更令他所敬，二人時常談詩論文說聊齋。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春，當時非常有名望的大詩人王士禎來到畢家，畢王兩家世代聯姻，畢際有的夫人是王土禎的從姑母。蒲松齡有機會作陪，能這么幸運地見到王士禎，蒲松齡非常高興，二人談詩論文，很投機。王士禎看過蒲松齡的部分《聊齋志異》手稿，誠心誠意地稱譽了一番，這使他非常激動。能得到有名望的大詩人的公開表揚稱贊，也算是他的心血沒有白費，他的辛苦創作即將得到社會承認。他一生與王士禎僅見了這一次面，但卻結成了文友，有書刻成，互相寄贈。王士禎后來讀完《聊齋志異》，還作了評點，寫了一首為后世廣為傳誦的詩：
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柵瓜架雨如絲；
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
此后，蒲松齡信心倍增，更加努力地創作，他的名聲連同他的《聊齋志異》在沒有最后完成的時候，就已遠揚，廣為社會所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