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從此，中國從1957年下半年以來長達21年的“左”的陰影中走出來。確立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方針。
與中央工作會議緊緊銜接
中央工作會議在1978年12月13日舉行了閉幕式之后，又開了兩天會，于12月15日結束。會議結束之后，代表們卻大多還是住在北京的京西賓館，還有不少“新面孔”搬進了京西賓館。
原來，中央工作會議一結束，趁中央委員們大都在北京，馬上就接著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
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是212人（應出席人數為218人），而出席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人數更多，有中央委員169人、中央候補委員112人。
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剛剛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12月16日（由于時差，這天美國時間為12月15日），發生了一樁震驚世界的外交大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和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卡特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提前15天，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宣布兩國政府自1979年元旦起正式建交。
從此，中美關系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也就在12月16日這天，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這一調查報告，是中央工作會議的重要成果之一。報告指出，在“文革”中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所謂的“叛徒集團”是一大錯案。薄一波等在反省院對敵斗爭的表現是好的，他們履行的出獄手續是組織上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12月17日上午10時，華國鋒以國務院總理身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中美建交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招待會由當時擔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主持，100多名記者出席了招待會。華國鋒的兩側，坐著外交部部長黃華和外交部副部長、主管美洲事務的章文晉。
華國鋒回答了記者們的六個問題。
翌日──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大會廳開幕。
會場的正中，高懸兩幅畫像，即像和華國鋒像。
畫像左側，是一幅紅底白字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畫像右側，是另一幅紅底白字標語：“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誠如本書開頭的“小引”中所言：
中國自從1921年7月在上海誕生以來，已經舉行過17次全國代表大會。至于每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舉產生的每一屆中央委員會，已經開了上百次中央全會。然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卻是一次非同凡響的中央全會，其深遠的意義超過了許多次中央全會，甚至超過了許多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此令人矚目，是因為中國當代歷史在這里大轉折！
然而，如此非同凡響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只開了5天而已！
十一屆三中全會只開了5天，而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卻開了36天！其實，就某種意義上講，中央工作會議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大轉折”所涉及的眾多的問題，已經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進行了深入的交鋒，充分的討論，然后提交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結論。正因為這樣，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會在5天之內，作出一系列歷史性的決策。
就某種意義上講，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又是中央工作會議的輿論準備。從1978年5月10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來，掀起了全國性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一大討論，導致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推倒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方針，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鋪平了思想道路。
有了7個多月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有了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的準備。這情況很類似于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在遵義會議之前，有了因湘江之敗而引發的全黨、全軍對中央總負責人博古以及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左”的軍事領導的強烈不滿，有了湖南的通道會議，有了貴州的黎平會議，對博古、李德進行了初步的批判。在貴州黎平縣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甚至已經作出了讓李德“靠邊”的決定。這時，雖然中央總負責仍是博古，但是的戰略意圖已經被中央政治局所接受。正因為有了前面的這些“鋪墊”，才會在遵義會議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確立了他在的領袖地位。
其實，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以及中央工作會議，也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鋪墊”。
縱觀十一大以來的歷程：十一大是在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開的。在十一大結束后，8月19日，緊接著召開了十一屆一中全會，只花一天時間選舉中央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等。
十一屆二中全會是在1978年2月18日至23日召開的。這是一次平常的會議，幾乎沒有給人們留下多少印象。會議的議題只是審議即將召開的五屆人大和五屆政協的各項準備工作。華國鋒主持了會議并講話，會議討論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1976年至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和《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決定提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
本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也只是討論和通過《關于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討論和通過《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也只是討論這些文件而已，會期也不過幾天罷了。
然而，由于鄧小平提議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黨的中心工作的轉移，一下子使中央工作會議從戰術性的會議轉為戰略性的會議，會期也就由半個月延長至36天。
正因為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一系列戰略性的重大問題，也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一系列戰略性的決策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所以，可以這么說：“瓜熟”于中央工作會議，“蒂落”于十一屆三中全會；“水到”于中央工作會議，“渠成”于十一屆三中全會。
也正因為這樣，十一屆三中全會只開了5天，就作出了使中國歷史大轉折的戰略性決策。其實，確切地說，是中央工作會議這36天，再加上十一屆三中全會這5天，總共41天，完成了中國歷史的大轉折。吳明瑜在跟筆者談論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曾說及一個關于中央全會的“規律”，倒是頗有幾分道理的。
吳明瑜說，大體上一中全會是解決人事安排問題，因為一中全會總是緊挨著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了新一屆中央委員，這新一屆中央委員第一次開會，要選舉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主席。所以，一中全會總是解決新的人事安排問題。
二中全會一般平平淡淡，因為二中全會距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不久，不會出現太多的問題。到了三中全會，往往要發生變化，因為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的路線，在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已經很明顯，這時需要三中全會作出調整政策。
至于四中全會或者五中全會，則會出現激烈的斗爭。因為臨近下一次新的全國代表大會，要為下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在人事、政策、路線上作出新的安排，理所當然會產生激烈的斗爭。
當然，吳明瑜說的只是“一般規律”。
用這“一般規律”來觀察、分析十一屆一中全會、十一屆二中全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至后來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倒是有幾分道理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及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得有聲有色。據統計，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這41天里，光是收到的發言稿就有500多份，僅會議簡報就多達150萬字之多！
正是因為解放思想，暢所欲言，所以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會取得了轉折性的勝利。
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十一屆三中全會與中央工作會議不同，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不一定都是中央委員。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全稱是“中國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顧名思義，出席會議的必須是中央委員或者中央候補委員。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幾位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名單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也坐到了委員席上。他們是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共9位。
這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為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不久召開的，有許多干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還來不及拂去，還沒有被選為中央委員。然而，如果要等到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采取臨時措施，把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等9位增補為中央委員，將來提請十二大對這一增補手續予以追認。
其實，這9位都曾是中央委員，都擔任過重要職務。例如，黃克誠曾任第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宋任窮曾任第八屆政治局候補委員；胡喬木曾任中央副秘書長、第八屆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盡管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擯棄“兩個凡是”的會議，但還是由華國鋒主持。因為華國鋒畢竟還是中央主席。坐在華國鋒兩側的，理所當然是四位中央副主席，即葉劍英、鄧小平、、
汪東興。但是，這次會議決定增選一位中央副主席。大會一致選舉陳云為中央副主席。所以，陳云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躍升最快的人物：在中央工作會議期
間，陳云還只是中央委員，但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一下子躍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另外，陳云還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
這樣，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一下子增加了四項職務——盡管對于陳云來說，他早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早在1956年的八大上，便當選中央副主席。
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當選為中央副主席，顯而易見，是因為他早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便提出為鄧小平平反、為“事件”平反；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又作了震動會議的兩次重要發言。
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當選為中央副主席，使中央副主席增至5人。這5位副主席的排名順序為：葉劍英、鄧小平、、陳云、汪東興。
于是，形成了這樣的領導核心：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陳云、汪東興。這6人之中，華國鋒和汪東興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權勢。內中特別是汪東興，地位已經岌岌可危。
盡管鄧小平排名第三，實際上他已經是“第一提琴手”。華國鋒雖然仍是中央主席，隨著“兩個凡是”的破產，他已經從政治的巔峰跌下來。葉劍英雖然德高望重，但是畢竟年事已高。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確定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
這與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十分相似：在遵義會議上，雖然只是作出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此后8年的中央總負責名義上一直是張聞天（是在1943年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才被“推定”為中央政治局主席的），但實際上最高領袖是。所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的領袖地位。
同樣，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
正因為這樣，1935年的遵義會議和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都成為歷史上的轉折點。以為首所形成的是第一代領導核心。以鄧小平為首所形成的是第二代領導核心。
本書“小引”中引述了鄧小平對于第二代領導核心形成的論述：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于一個關鍵地位。
鄧小平所說的“關鍵地位”，其實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鄧小平是這樣論述兩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的：
任何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因為有作領導核心，“**”就沒有把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成果。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西北組的胡耀邦、蕭華、汪鋒、霍士廉等30人，就中央的組織人事調整提出了具體意見。他們的意見在大會簡報上刊登之后，中南組、華北組也提出了關于調整組織人事方面的意見。
在會上，人們對汪東興的意見最多，對華國鋒也頗有微詞。
不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時出于保持安定團結局面的考慮，提出“只增不減”、“只進不出”的原則，所以，仍讓汪東興保持中央副主席的職務，對他“不減”、“不出”。對于華國鋒也仍讓他保持中央主席的職務。
這種處理方法，頗像1935年的遵義會議。在遵義會議上，犯了“左”傾錯誤的中央總負責博古仍保持原職，而只是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雖然當時要求擔任中央領袖的呼聲甚高。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也仍只是保持中央副主席的職務——雖然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央的掌舵人，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根據“只增不減”、“只進不出”的原則，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決定，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選舉了以陳云為首的100人組成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根本任務是維護黨規黨紀，切實搞好黨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成立，是保障的政治路線得以貫徹執行的一個重要措施。
全會選舉鄧穎超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等為副書記。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舉行會議。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領導層又一次作了若干調整，這些調整，顯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繼續。只是這些調整由中央政治局會議便可作出，所以不必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