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根據的意見，成立了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提議王洪文為這個準備委員會的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張春橋、李德生為副主任。
的這一提議，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為黨的接班人的意圖。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十屆一中全會上，選出五位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央主席：
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也就在這一次會議上，華國鋒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對于華國鋒來說，他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了的領導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沒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號人物”的王洪文那樣令人矚目。
華國鋒言語不多，不露鋒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他既與“四人幫”沒有什么瓜葛，也與周恩來、葉劍英沒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銳的斗爭中，華國鋒往往保持中立，唯之命是從。
張根生曾這樣回憶當時與華國鋒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國召開知青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我找他個別談過一次話，向他談了中央派回廣東工作時，周總理親自向丁盛明確說了中央決定叫負責省委全面工作，趙也在現場，而丁盛回來在會上卻宣布只分管省革委會的全面工作。趙對農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見不被重視。談話后華就立即向周總理作了匯報，事情很快得到解決。中央立即決定任命為省委第一書記，免去了丁盛的職務。
在那次會議中間，當時任浙江副省長的馮白駒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華國鋒、紀登奎找我去參加給白駒同志作生平的評價，糾正了原來1958年廣東省委對馮白駒同志的錯誤決定，作出了比較公正的結論。雖然沒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時也算比較好了。
華國鋒歷史性的一天
在安排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在黨、政、軍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慮起用了鄧小平。
那是在“事件”之后，王震從江西回到北京，匯報了鄧小平在江西的情況，力薦鄧小平。這樣，鄧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給寫了一封信。1972年8月14日，就鄧小平8月3日給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鄧小平的訊號：
請總理閱后，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于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其實，在對鄧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對陳云的來信作了批示。
當時，陳云跟鄧小平一樣，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陳云給并中央寫信，談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區的情況，請求中央根據他的身體情況，給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陳云在信中寫道：
如果沒有適當的工作分配，可否參加北京老同志學習班？參加學習班之后，可否在我身體還能走動的幾年在春秋季節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這樣辦的話，因為我不能坐飛機，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給一個能燒暖氣的公務車，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長一點在外地走訪的時間。
翌日，便在陳云來信上批示：
印發。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又在陳云來信的信封上批示：
請總理辦。
由于有了的批示，陳云離開江西，回到了北京。陳云能夠從江西回到北京，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于是，鄧小平給寫了信，同樣也從江西回到了北京。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根據批示精神，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不久，中央作出了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決定。
這樣，又從江西調來了鄧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據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追認。
1974年10月4日，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所以，一時間分別從上海、江西、遼寧、湖南調來的王洪文、鄧小平、李德生、華國鋒，構成中國政治舞臺的新布局。
很快地，這新布局中產生了新的斗爭：王洪文和、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在政治局里與周恩來、鄧小平“對著干”。
在中央政治局充滿尖銳的“對著干”的時刻，卻于1974年10月13日離開了北京，前往湖南長沙。
這次去長沙非同往常，他在長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離開那里回到北京。
雖然，華國鋒已經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兼任這一職務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在長沙的衣食住行。在長沙住那么久，一方面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對華國鋒的信賴。
就在離開北京才十幾天，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借口所謂“風慶輪”事件，跟鄧小平大吵起來。
當天夜里，和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長沙向告鄧小平的狀。王洪文受到的尖銳批評。從此，王洪文接班人地位動搖……
在1975年1月，發生了這樣重大的變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開的十屆二中全會上，批準李德生辭去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的請求；
追認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華國鋒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四人幫”和鄧小平“對著干”，先是“四人幫”處于劣勢。但是，后來“四人幫”又漸漸得勢，借助于，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鄧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對著干”的日子里，“四人幫”和鄧小平兩敗俱傷，處于中間、既不倒向“四人幫”又不倒向鄧小平的華國鋒，脫穎而出，被最后選定為接班人。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約翰·加德納所著的《與他的繼承者》一書中，曾對華國鋒這樣加以評論：
盡管華國鋒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兩派妥協的結果，但是也說明了他受到雙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鄧小平的敏銳與智慧，不及“四人幫”的宣傳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組織才能，這一點在他的事業的每一階段都給上級留下深刻的印象。作為農業專家，他在具有絕對重要性的這一基本領域中擁有專長。但是他的興趣和經歷又遠遠超出了這一部門。在所有政治領域中，他唯一不能勝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當周恩來總理去世之后，國務院總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三位副總理提出請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同志牽頭處理國務院的工作，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鄧小平專管外事。
就這樣，這一天華國鋒被任命為國務院代總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的提議。
1月31日，在《毛遠新關于傳達華國鋒、陳錫聯工作安排問題請示報告》上作了批示：
已閱，同意。還應同小平同志談一下。
2月3日，中央正式發出《通知》，即1976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通知全黨，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這樣，華國鋒便超越了第三次選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選定的接班人鄧小平，成為第五次選定的接班人。不
過，華國鋒還只是國務院的“代”總理。這個“代”字，意味著還要對華國鋒能否全面領導這么一個大國進行觀察。也就是說，華國鋒尚處于“實習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總理的“事件”，“四人幫”借此稱鄧小平是“事件”的“總后臺”。下令撤銷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
4月7日，病中的先是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緊接著又補充提議華國
鋒任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通過了《關于華國鋒任中國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對于華國鋒來說，這是歷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確定為的接班人。
當時華國鋒在國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國記者很驚訝中國突然“冒”出個華國鋒，稱華國鋒為中國政壇上的一匹“黑馬”。
5個月之后，去世。由于華國鋒是“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繼承遺志”的化身，這匹“黑馬”成為“英明領袖”也就順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