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終于轟動全國。盡管中央沒有發出要求各地參加討論的文件，但是各地首腦紛紛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唯有《紅旗》雜志保持沉默。但是，《紅旗》雜志終于“后院起火”。
黑龍江爆發“紅與黑”之爭
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哲學研究》編輯部召開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討論會期間，197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邢賁思的又一篇重要文章《哲學的啟蒙和啟蒙的哲學》，對“真理標準”問題作了深入的闡述。
就在這天下午，鄧小平找胡耀邦作了一次重要談話。
鄧小平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來爭論，其根源就是“兩個凡是”。《理論動態》的班底很不錯。這些同志很讀了一些書，不要搞散了，這是一個好班子。
鄧小平的這一談話，明確地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鄧小平還指出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爭論的“根源”，是“兩個凡是”。所以，鄧小平在“真理標準”問題論戰的關鍵時刻，給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作者、審定者胡耀邦以及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以有力的支持。
也就在這一天，新華社的《內部參考》所載孫銘惠的報道，引起了胡耀邦的關注。
孫銘惠是新華社駐黑龍江記者，報道了黑龍江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進行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黑龍江省曾在批判極左思潮中一馬當先。這一回，黑龍江省委及時注意到“真理標準討論”。
黑龍江省為什么會討論起“真理標準”問題呢？事情是從“文革”前17年的黑龍江省委是“黑省委”還是“紅省委”引發的。
孫銘惠在報道中，寫及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的觀點：
前不久，楊易辰同志在一次動員報告中談到，“無產階級**”前的黑龍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紅的；那時省委雖然有缺點、錯誤，但不是主流。
明確這個問題，對弄清“**”以來全省一些重大是非問題很有必要。
楊易辰的話，有許多人表示反對。
在黑龍江，為什么會爆發關于“文革”前黑龍江省委的“紅與黑”之爭呢？內中的原因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進入黑龍江省委的領導成員，大部分都是“文革”前的黑龍江省委領導成員。這些重新進入黑龍江省委的領導成員認為，“文革”前的黑龍江省委是“紅”的，應該稱“原省委”。
然而，也有許多人堅持“文革”中的觀點：因為在“文革”中，原黑龍江省委被“徹底打倒”，被稱之為“黑省委”。當時，按照“兩個凡是”，“文革”是被充分肯定的，因此，“文革”中的“黑省委”一詞也就必須延續下去。
正處于“紅與黑”之爭的黑龍江，理所當然對“真理標準”問題產生很大的興趣。
于是，黑龍江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作出決定，組織全省縣團級以上干部認真學習中央報刊有關真理的標準問題的文章。這一決定，“要求大家在學習的基礎上，聯系實際，認真開展大討論，徹底肅清、‘四人幫’假左真右的流毒”。
在全國各省市委中，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領先一步的是甘肅。但是，由省委作出決定，要求縣團級以上干部認真學習“中央報刊有關真理的標準問題的文章”，黑龍江是第一個。
孫銘惠報道了黑龍江省委召開的常委擴大會：
會議開始時，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同志宣布：要解放思想，暢所欲言，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這為開好這次會議打下了良好基礎……
大家列舉了心有余悸的一些表現。這些表現歸納起來有“五怕”，即怕別人給自己扣上“反思想”、“否定‘**’”、“否定群眾運動”、“否定解放軍支左”、“否定新生事物”這樣五頂帽子。
胡耀邦從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上見到孫銘惠的報道，當即囑咐給中央黨校每個學員小組發一份。
新華社也注意到這篇報道，幾天后改作公開電訊發出。《人民日報》于1978年8月4日發表了這一報道。
此后，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在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題為《撥亂反正必須解放思想》。楊易辰指出，、“四人幫”種種流毒中，危害最大的是兩種謬論：
一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并由此任意割裂馬列主義、思想，用片言只語嚇唬群眾；
二是鼓吹“絕對權威”和“頂峰”，并由此給反對他們的人扣上“反思想”的大帽子，不允許用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
、“四人幫”被人民打倒了，他們的這些謬論的流毒還遠遠未肅清。因此，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根本問題，就是撥、“四人幫”歪曲、篡改思想之亂，正思想體系之本。
楊易辰的這段話，很明確地把“兩個凡是”列為、“四人幫”的流毒。楊易辰還指出，關于黑龍江省委的“紅與黑”之爭，實際上也就是肅清、“四人幫”的流毒的問題，只有強調實事求是，才能求得正確的結論：
只有肯定17年的革命路線占主導地位，承認、“四人幫”從“**”一開始就進行干擾破壞，許多重大問題的路線是非才能分清。例如，過去我省只要誰說一句“原省委”，就被認為是大逆不道，是“復舊”、“復辟”、“翻‘**’的案”，只能違心地說“黑省委”、“舊省委”。最近，我們根據黨中央對歐陽欽同志的評價，明確地肯定了在歐陽欽同志主持下的原省委，是高舉偉大旗幟的，是執行革命路線的，是紅的，而不是黑的，雖然也有缺點錯誤，但這并不是主流而是支流。這樣實事求是的評價，得到了群眾的歡呼和擁護，它使多年來壓在黨員、干部和群眾身上的石頭搬掉了，思想解放了。這個問題解決了，“**”以來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路線是非等問題，就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楊易辰的講話，在中國北疆響起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回應的雷聲。
新疆率先出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書
一時間，發生了令人難以理解的奇特現象：對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回應，先是在西北的甘肅，接著是中國最北的黑龍江，第三個發出回應的是西北邊陲的新疆。這些省和自治區，全是邊遠地區。
受北京召開的“真理標準”問題座談會的影響，新疆召開了“加強理論學習會議”。據《新疆日報》1978年8月27日報道：
自治區黨委宣傳部于8月23日召開烏魯木齊地區部分理論工作者和宣傳干部會議，傳達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哲學研究》編輯部7月17日至24日在北京召開的關于理論和實踐問題討論會的精神。
自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韓勁草同志出席了會議，并就注意理論動態、加強理論學習的問題講了話。
新疆的座談會上，傳達了北京座談會的精神，這清楚表明是受了北京座談會的影響。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韓勁草在會議上指出：
當前全國思想理論戰線很活躍。關于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是一場帶有原則意義的討論，既有理論上的意義，也有實踐的意義。不僅值得理論戰線上的同志注意，也值得所有干部注意。
新疆的“加強理論學習問題會議”，有300多人參加。《新疆日報》是這樣報道的：
參加會議的有烏魯木齊地區各高等院校、干校，自治區各部、委、辦、局，新疆部隊和烏魯木齊市有關單位的理論工作者和宣傳干部共300多人。
最令人不解的是，率先出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書的，不是北京，竟是新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書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編輯出版的。他們收集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有關文章，匯編成冊，便于新疆的干部們學習。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書加了《編者的話》。《人民日報》在1978年9月27日轉載這一《編者的話》。《編者的話》指出：
搞清楚真理的標準問題，對于我們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馬列主義、思想體系，深入揭批、“四人幫”，打好第三個戰役，對于從思想上、理論上、路線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總結8年來的經驗教訓，解決大量的現實問題，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對于我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究和解決新時期提出的新問題，調動廣大干部、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步伐，為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而斗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新疆不僅在全國率先出版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書，召開了“加強理論學習問題會議”，而且還舉行了“真理標準”問題理論討論會。據《新疆日報》1978年10月27日報道：
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最近召開了關于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的理論討論會。通過討論，大家一致認為，承認不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關系到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還是搞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是真高舉的偉大旗幟，還是假高舉的重大問題；是關系到能不能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特別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能不能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大問題。
這次討論會的規模也很大。《新疆日報》報道說：
參加這次理論討論會的，有自治區黨委、革委會各部、委、辦和各局政工部門、宣傳部門的負責同志，烏魯木齊地區各大專院校馬列主義教研室的同志。出席自治區宣傳工作座談會的各地、州、市委宣傳部門負責同志和部分縣委宣傳部門負責同志也參加了這次理論討論會。有14位同志在會上發言。自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韓勁草同志主持了討論會，并在會上作了總結性的發言。
新疆在“真理標準”問題上能夠跑在全國的前列，是由于當時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兼自治區主席汪鋒的態度鮮明。
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報》報道了汪鋒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報道說：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汪鋒同志，在最近舉行的自治區黨委工作會議上作了一次講話，要求所有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加強理論學習，澄清、“四人幫”在思想理論問題上制造的混亂，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完整地準確地掌握的思想體系。
大論戰推向全國
汪鋒批判了“兩個凡是”派在理論上設置重重禁區。他指出：
馬列主義、思想不是教條，是行動的指南。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思想，就是要領會和掌握它的精神實質，學習它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完整地準確地掌握它的思想體系，而不是拘泥于片言只語和現成的結論，用它來束縛和剪裁生動豐富的實踐。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從根本上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理論上設置禁區，這本身就是違反馬列主義、思想的。
遼寧批判“特殊身份論”
在甘肅、黑龍江、新疆對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作出回應之際，從遼寧也發出了回應的聲音。
遼寧召開“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會，從時間上來說，早于新疆，甚至早于黑龍江，但是《遼寧日報》在會議召開后半個月才加以報道，所以人們得知這一消息較晚。
《遼寧日報》是在1978年8月11日發表報道的。報道說：
目前，在理論戰線上正在熱烈開展關于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的討論，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注意。7月25日到7月31日，省委宣傳部召開了理論與實踐關系問題討論會。出席討論會的有各市、地、盟委宣傳部負責人和專業理論工作者60多人。省委書記張樹德同志，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劉異云同志分別在會上講了話。
遼寧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面臨著一個特殊的問題，那就是“特殊身份論”。
所謂“特殊身份論”，是因為遼寧有個有著“特殊身份”的人引起的。此人是毛遠新。
毛遠新確實身份特殊，他是胞弟毛澤民之子。
毛遠新的名字，頭一回引起人們注意，是在1964年。那時，毛遠新還只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這年7月5日，在跟回家度暑假的毛遠新談話時，說到了教育問題。說：“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么不反？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
當時，隨口而談。事后，毛遠新深知這一談話的重要性，作了追記，寫出《談話紀要》。談話內容迅速傳到了高等教育部。高教部征得同意，印發了《與毛遠新談話紀要》。雖說是內部文件，卻一下子便轟動了教育界。在“文革”中，紅衛兵把這一《談話紀要》刻成傳單，傳遍了全國。于是，人人皆知有個侄子叫毛遠新，深得看重。
毛遠新1965年畢業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不久，遇上了“文革”。他發起組織了“哈軍工紅色造反團”。他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了當地紅衛兵領袖。1968年5月10日，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成立，陳錫聯擔任主任，毛遠新擔任“革委會”副主任兼沈陽軍區政委。
從此，毛遠新步入中國政界，被視為“可靠接班人”。
1971年1月，遼寧新省委建立，毛遠新擔任省委副書記。
毛遠新在遼寧樹了兩個“典型”：一是把交白卷的張鐵生樹為“反潮流英雄”；二是與傳統“決裂”的所謂“朝陽農學院經驗”（朝陽農學院前身為沈陽農學院）。
毛遠新受到了的支持。
在病重時，毛遠新被調來北京，擔任的聯絡員。這時，中央政治局與之間，靠毛遠新這位聯絡員聯絡。這時，毛遠新的地位極為顯要，成為下情上達、上情下達的樞紐。
復出的鄧小平與“四人幫”之間進行著尖銳的斗爭。
從1975年9月起，毛遠新多次向匯報：“感覺到一股風，比1972年借批極左而否定‘**’時還要兇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的成績，很少批判的修正主義路線。”
毛遠新對于“批鄧”曾出了大力，成為“四人幫”幫派體系中的重要一員。
這樣，1976年10月6日夜，當“四人幫”被一舉掃除之際，毛遠新也被拘捕。據執行拘捕任務的原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少將告訴筆者，他是在中南海拘捕之前，先去拘捕毛遠新的。毛遠新當時拒絕交出手槍，張耀祠命令身后的警衛一把奪下了毛遠新的手槍……
在粉碎“四人幫”之后，遼寧開展了對毛遠新的批判。不過，在報紙上，沒有點毛遠新的名，只是稱之為“‘四人幫’在遼寧的那個死黨”。
1977年7月4日，中央批轉了《關于遼寧省揭批“四人幫”及其死黨毛遠新斗爭情況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