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華國鋒同志在會議結束時能談一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對這次討論作出一個結論。
胡喬木還指出：
這個問題本來是一個理論問題，但在兩個意義上也是政治問題：第一，搞清楚這個問題，對于解放思想，搞好當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設，正確處理遺留的各種案件等，都具有指導意義。第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絕大多數省、市和大軍區負責人都表了態，這也就不是一般的理論問題了。
于是，華國鋒對于會議議程的安排又一次受挫。代表們紛紛提出，大會暫不討論經濟問題，應該先討論思想路線問題。
這么一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一下子成了大會的中心議題。
代表們紛紛指出，目前出現的思想分歧恰恰說明，討論真理標準問題很有必要。這一問題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問題，但從前一段討論的情況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而是關系到如何總結“**”的教訓，總結歷史經驗的問題。如不解決這個問題，用什么標準來判定思想理論是非？怎樣得出真正的經驗教訓？所以這既是理論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代表們紛紛指出，在真理標準討論問題上的分歧，實質是兩種指導思想的分歧。這種分歧現在已經公開化、表面化了，已經不能回避。這不只是一個理論之爭，而是黨內的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斗爭焦點，就在于是否能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因而這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點轉移也無法順利進行。
這樣一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也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展開了。
代表們紛紛批評中央宣傳部，批評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本來，中央宣傳部理應積極組織、領導全國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不應該設置種種禁區，下達種種禁令，阻止、壓制這場大討論。
代表們也紛紛批評《紅旗》雜志編輯部，批評《紅旗》雜志總編輯熊復。本來，《紅旗》雜志作為中央權威性的理論刊物，理應在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起理論指導作用。然而，《紅旗》雜志起初“不表態、不卷入”，后來甚至發展到組織寫作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紅旗》雜志自稱在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一花獨放”，實際上這“一花”脫離了百花，脫離了真理。
代表們從批評中央宣傳部、批評《紅旗》雜志編輯部，進而不指名地批評主管宣傳的中央副主席汪東興，甚至不指名地批評中央主席華國鋒。
代表們從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進一步直截了當地批評“兩個凡是”。代表們還提出建議，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后，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以求對思想理論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在這樣的形勢下，作為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和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不能不對“兩個凡是”表態了。12月13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對“兩個凡是”的錯誤作了檢討。華國鋒說，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所講關于“凡是作出的決策，都必須擁護；凡是損害形象的言論，都必須制止”，這些話講得絕對了。
華國鋒還說，1977年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中，也講了“凡是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絕對，更為不妥。
華國鋒承認，“兩個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當時對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周全，現在看來，不提“兩個凡是”就好了。
但是華國鋒解釋說，提出“兩個凡是”，是“從當時剛粉碎‘四人幫’的復雜情況出發，從國際共運史上捍衛革命領袖旗幟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出發”。這表明，華國鋒對于大家的批評，內心并不服氣。
華國鋒還說，“華主席、黨中央”這樣的提法不妥，把主席放在黨中央之前、之上，希望今后不要再這么講了。
雖然華國鋒以上關于“兩個凡是”的檢查講得很不深刻，但是，起碼華國鋒已經承認“兩個凡是”這話“講得絕對了”，這本身就意味著關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巨大勝利。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突破口進行爆破，經過幾個月的較量，終于迫使中央主席華國鋒承認了“兩個凡是”的錯誤，這確實是巨大的勝利。
也正是這一巨大勝利，動搖了華國鋒“英明領袖”的政治地位。雖說此后華國鋒仍然擔任中央主席，但是中國的真正掌舵人從此轉為鄧小平。
汪東興在小組會上也作了幾句檢討和說明，只是講了一些情況，沒有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但是，不管怎么說，汪東興畢竟也承認了“兩個凡是”的提法是不妥的。
從此，從粉碎“四人幫”之后，華國鋒奉行了兩年的“左”的“兩個凡是”方針，得以初步否定。
華國鋒提出“新的大躍進”
中央工作會議在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思想問題上克服了“左”的錯誤傾向之后，討論了面臨的經濟問題。
因為全黨的工作重心今后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必須對經濟建設的方針、計劃加以認真研究。
代表們仔細討論了提交大會的三個經濟問題文件，即《關于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和《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
代表們在討論中，批評了華國鋒在經濟工作上的急于求成、求大、求全的“左”的傾向。
十年浩劫，把中國的國民經濟幾乎推到了總崩潰的邊緣。在粉碎“四人幫”之后，華國鋒就急于把中國的農業、中國的工業──中國的國民經濟——抓上去。但是，華國鋒操之過急，過于浮躁，他提出的高指標，脫離了當時中國的實際。
對于華國鋒來說，他在政治上的“左”，必然導致經濟建設上的“左”。
應當說，華國鋒有過多年的領導農業生產的經驗。但是，在“左”的急躁情緒的支配下，1976年12月，華國鋒在山西昔陽召開的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大會上，卻提出了不切實際的高指標、高要求：
到1980年，全國要有1/3的縣，建成大寨縣！到1980年，各省、市、自治區都實現糧、棉、油、豬達到《綱要》指標！到1980年，全國要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
1977年1月19日，中央同意國務院《關于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報告》。這樣，全國各地農村的土墻上，都刷出了大字標語：
為1980年基本實現全國農業機械化而奮斗！
全黨動員，實現農業機械化！
一時間，中國仿佛回到了1958年的“大躍進”歲月！
農業要“躍進”，工業也要“躍進”。1977年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舉行，7000多人出席了會議會議在大慶開幕，在北京閉幕。
華國鋒在大會上發出豪邁的號召：
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即1976年至1980年），全國至少要有1/3的企業辦成大慶式企業！
石油光有一個大慶不行，要有十來個大慶！
要大大加快我國國民經濟步伐！
華國鋒振臂高呼：
我國國民經濟必將出現一個全面躍進的局面！
這樣，華國鋒正式提出了“全面躍進”的口號。
在華國鋒的“全面躍進”的口號鼓舞下，1977年7月8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遞交了這樣大規模的“引進設備”的報告：
在“五五”計劃后三年和“六五”計劃期間，除抓緊1973年批準的43億美元進口方案中在建項目盡快建設投產以外，再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單機和技術專利。其中有：2套大型化肥裝置，2套化肥關鍵設備4套中間體原料裝置；3套大型石油化肥成套設備，1套30萬噸乙烯綜合利用工程，4套化纖成套和關鍵設備，2套年產量200萬~300萬平方米的合成革裝置，3套合成洗滌用品原料生產裝置；大批石油勘探設備，1套年產1000萬噸露天煤礦成套設備，1套60萬千瓦或90萬千瓦原子能電站，1套年產1200萬噸采礦設備……以上各項目，8年內共需外匯65億美元，國內配套工程基建投資需要400億元。
如果說1958年領導下的“大躍進”是“土躍進”，那么如今在華國鋒領導下的“大躍進”則地地道道成了“洋躍進”。
1977年9月11日，華國鋒在國務院領導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上，又進一步提出：
今后工業部門要開足馬力，挽起袖子大干！
于是，各經濟部門都“挽起袖子”，都“大干”起來，制定出各種高指標。
1978年2月，華國鋒代表國務院在全國五屆人大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便對當時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估計不足，急于求成，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標：
到1985年，鋼產量達到6000萬噸，原油產量達到2.5億噸。
在農業方面，到1985年，糧食產量達到8000億斤，農業主要作業機械化水平達到85%以上，建設12個大面積商品糧基地。
從1978年至1985年的8年期間，計劃新建和續建120個大型項目。其中有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田，30大電站，6條鐵路新干線和5個重點港口。
要形成14個大型重工業基地，基建投資總額相當于過去28年的總和。要引進外國先進設備22個大項目。
1978年7月，國務院提出了“組織新的大躍進”。
1978年9月30日，華國鋒在中央、國務院舉行的盛大國慶招待會上致祝酒詞，
明確地提出了“持續躍進”：
國民經濟正在走上持續躍進的軌道。一個安定團結，大干快上的局面已經出現。
“經濟專家”陳云強調“穩重”
隨著華國鋒“兩個凡是”的方針遭到否定，政治上“左”的錯誤受到批評，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們對華國鋒在經濟建設上的“左”的傾向也提出了批評。
代表們在討論農業問題時，批評了在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把全國1/3縣建成大寨縣”等“左”的不切實際的指標，對《關于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作了重大修改，以提交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審議。
代表們在討論《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時，總結了1949年以來在經濟建設中的經驗教訓，指出國民經濟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調狀況還沒有完全改變過來，生產、建設、流通、分配中一些混亂現象還沒有完全消除，因而必須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問題。
代表們批評了在經濟建設中急于求成的傾向，指出要吸取當年“大躍進”的教訓。有的代表尖銳地指出：農業發展緩慢，除了、“四人幫”的破壞以外，還必須認真正視和檢查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多年來我們總是反右，一些人總是覺得“左”比右好，在政治上瞎折騰。實際上，農業上不去，主要是“左”傾錯誤作怪，政策太“左”。有的同志還檢查了自己在領導農業工作當中所犯的瞎指揮、浮夸、說大話、空話，片面強調“以糧為綱”，忽視多種經營等錯誤。所以，在領導農業方面，批“左”是最主要的。
也有代表指出：解決農業問題的根本在于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而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的根本則在于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改進各級領導的工作作風，改善黨和農民的關系。
對農民不能動不動就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能卡得太死，對農民要放開點，允許農民真正的自由和自主，允許農民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
還有的代表指出，農村政策必須保持穩定，不能變動太多，不能動不動就“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朝令夕改，無法取信于農民，無法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胡耀邦對農業問題很重視，在會上提出農村要“放開口子”。胡耀邦以為，從1958年以來在中國農村實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經不適合于中國農村。他所謂“放開口子”，也就是實行承包制。后來，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從1981年至1985年，每年所下發的中央“一號文件”，講的都是關于改革農業體制的問題。
陳云有著多年領導經濟建設的經驗，被譽為黨內的“經濟專家”。當年，在發動“大躍進”時，正是陳云一次次建議降低指標，使“大躍進”的“熱度”逐漸降下來。后來，陳云被斥為“右傾”而“靠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