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去北京！”每當我從上海前往北京采訪時，上海的朋友們差不多都這么問我。
確實，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碼上百次了吧。雖然我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可是，我的創作“根據地”卻仿佛在北京。上海的文友都開玩笑稱我是“半個北京作家”。
美國紐約有條著名的“百老匯大街”，而北京的“百老匯”才是名副其實的。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匯”，奔走于白發世界，請歷史老人們面對我的錄音機，細細回敘那鐵馬金戈、風云突變的往昔。
為了創作《鄧小平改變中國》，我在北京頻頻出入于那幾處“部長樓”，也去了中南海，還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大院以及《求是》雜志大院，甚至還到西北郊的中央黨校采訪。
《鄧小平改變中國》寫的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我注意到，中國人有句掛在嘴邊的話：“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句話，在各種各樣的文件上常常見到，在大大小小的報告會上常常聽到，在報紙、雜志、電視、廣播里屬于“高頻詞”——這一“高頻詞”現象，形象地反映了這一會議的重要性。
縱觀中國走過的道路，有兩次會議是至關重要的，是歷史的轉折點：一次是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的領袖地位。從此，中國逐步形成以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另一次則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從此，中國逐步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人們已經習慣地把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稱之為“新時期”。人們已經習慣地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進行的艱難的工作，稱之為“新長征”。
從遵義會議開始的是“時代”，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是“鄧小平時代”。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時期的遵義會議”。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關于遵義會議的紀實長篇《歷史選擇了》。我決心寫一部姐妹篇──關于“新時期的遵義會議”的紀實長篇。
比起遵義會議來，十一屆三中全會難寫得多。正因為這樣，對于這部長篇的寫作，我已是“幾起幾落”了：早在1987年前，我便注意到這一重大題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馬上發覺寫作難度很高，未敢著手，撂在了一邊。在1994年，又開始著手采寫，寫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來，中途輟筆。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協會忽然緊急召集專業作家會議。我來到會場，才知道中國作家協會通知，上報1996年度作家創作計劃，以便從中確定若干長篇作為重點選題。當時，給每一位專業作家發了一張表格，要求當場填好。我就填上《轉折》，內容是“關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紀實長篇”，計劃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協會的通知，說是中國作家協會從全國各地作家協會上報的1200多部長篇選題中，選定了22長篇作為重點，《轉折》被定為“主旋律作品”選中了。接著，《人民日報》《文藝報》《文匯報》等許多報紙報道了中國作家協會1996年度的22部重點長篇。
列為“重點”之后，中國作家協會創作聯絡部不時來電，詢問創作進度。這促使我抓緊這一長篇的寫作。我不能不放下手頭的其他創作，全力以赴寫《轉折》，終于寫出了40萬字初稿。寫畢，看了一遍，覺得要作大修改、大補充才行，又重新改了一遍，定稿時全書為50多萬字。
這部長篇最初叫《轉折》，有的朋友建議應該加上一個“大”字，于是改為《大轉折》。后來，八一電影制片廠的電影《大轉折》上映了，為了加以區別，改名為《1978大轉折》。最后，又加上“中國命運”四字，定名為《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
為了寫《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我在北京“馬不停蹄”，全天候采訪。通常一早就出發，上下午都安排采訪。有一回甚至采訪到深夜11時。在離開北京時，數了一下，總共采訪了20多人，錄了近40盒磁帶，拍了3卷多膠片。我還特地去當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場進行拍攝，以求寫作時多一點“現場感”。
中央黨史研究室仔細地審讀了全書，給予熱情的肯定。審讀工作在1998年1月結束。這時，正好趕上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出版社以6天的高速度印出了此書。這本書的封面上印著，“謹以本書獻給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
《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出版之后，受到好評。其中，特別是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黨史研究》雜志，在1998年第4期發表黃如軍的長篇評論文章《關于黨史、國史重大題材紀實作品的幾點思考——兼評葉永烈著〈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
黃如軍先生的評論指出：
《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一書，是葉永烈的黨史系列長篇紀實作品中寫得比較好的一部，也是近年來同類作品中寫得比較好的一部（僅就筆者個人所接觸過作品而言）。這主要是指：本書較為真實地反映了從1976年10月“**結束后，到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這樣一個艱難曲折的歷史轉折過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與這些事件有關的某些人物，例如，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批判“兩個凡是”、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的召開等。同時，本書也較為真實地描述了在這些重大事件中，鄧小平、葉劍英、陳云、、胡耀邦等老一輩革命家，對中國擺脫長期的“左”的錯誤和“兩個凡是”的束縛，走向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這就是說，本書有歷史感，作家對大的歷史進程、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把握，從總體上看，主要內容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尤為可貴的是，黃如軍先生非常認真地逐一指出《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初版本中的訛誤。
本書在2008年出版了新版，補充了十年來對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研究的新成果，改正了初版的訛誤之處，以嶄新的面貌呈獻給廣大讀者。考慮到《鄧小平改變中國》這一書名更加鮮明，所以新版本改為《鄧小平改變中國》。在《光明日報》編輯部評選的“2008十大年度圖書”之中，《鄧小平改變中國》居首。
《光明日報》編輯部對本書的推薦語是：
對每一個生活在今天和未來的中國人來說，20世紀的1978年，是應當永遠銘記的歷史時刻。那一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的命運，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由此發生了歷史性的重大改變。
本書作者通過深入細致的采訪、收集資料、查閱文獻，披沙揀金，去偽存真，真實記錄了從1978年10月“文革”結束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一歷史轉折時期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描述了參與其中的諸多重要人物，展示了思想解放的艱難歷程。全書從粉碎“四人幫”落筆，詳盡記敘了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批判“兩個凡是”，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的召開等歷史事件，以及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葉劍英、陳云、、胡耀邦等老一輩革命家，對中國擺脫長期的“左”的錯誤束縛，走向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之路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凸顯了鄧小平作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
這次，作者對本書再度進行修改和補充，以使本書更加臻于完美，更加反映歷史的真實，記錄中國命運的那次大轉折，記述在1978年歷史選擇了鄧小平。
葉永烈2012年4月19日于上海
小引
“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如今已經成了一句掛在中國人嘴邊的話。可是，這次只開了五天的會議，怎么會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怎么會成為“新時期的遵義會議”呢？
中國人有句掛在嘴邊的話：“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句話，在各種各樣的文件上常常見到；這句話，在大大小小的報告會上常常聽見；這句話，在人們回顧往事時，總要這么說；這句話，在報紙、雜志、電視、廣播里，屬于“高頻詞”……
由于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在中國知名度極高的會議，所以人們在講話時，常常習慣于省略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甚至省略為“三中全會以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不準確，沒有主詞──“”——因為其他的黨派也有“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于“三中全會以來”，當然更不準確，不僅沒有主詞，而且沒有“屆”──因為幾乎每一屆中央委員會都開過“三中全會”。
盡管人們都知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或者“三中全會以來”不準確，但是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人們還是這么說著──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太著名了，所以誰都明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至“三中全會以來”，指的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
確實，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非常著名的會議。
中國自從1921年7月在上海誕生以來，已經舉行過17次全國代表大會。至于每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舉產生的每一屆中央委員會，已經開了數十次中央全會。光是1949年10月以來，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便已經召開了25次中央全會。
然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卻是一次非同凡響的中央全會，其深遠的意義
超過了許多次中央全會，甚至超過了許多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此令人矚目，是因為中國當代歷史在這里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1957年以來長達21年的“左”的嚴重錯誤：晚
年的“左”的錯誤是從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運動”開始的，到了十年“文革”達到了頂峰。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后，華國鋒奉行“兩個凡是”方針，仍繼續著“左”的錯誤。直至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終于結束了這21年的“左”的迷誤，把全黨的工作中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去。
正因為這樣，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轉折性的巨大貢獻。縱觀中國走過的道路，有兩次會議是至關重要的，是歷史的轉折點：一次是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在的領袖地位。從此，逐步形成以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
鄧小平是這樣論述遵義會議的：
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云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后來又加了一個。這個領導集體一直到“**”。
另一次則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在的領袖地位。從此，逐步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鄧小平是這樣論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于一個關鍵地位。
鄧小平所說的“關鍵地位”，其實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鄧小平是這樣論述兩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的：
任何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因為有作領導核心，“**”就沒有把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
人們已經習慣地把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稱之為“新時期”。人們已經習慣地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進行的艱難的工作，稱之為“新長征”。從遵義會議開始的是“時代”，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是“鄧小平時代”。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時期的遵義會議”。正因為這樣，十一屆三中全會成了的歷史轉折點、中國的歷史轉折點。正因為這樣，“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句話成了中國人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怎樣的一次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怎樣確立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怎樣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本書以宏大的篇幅，第一次多角度、全方位、全過程向你細細記述這個“新時期的遵義會議”以及這個會議的前前后后，細細記述中國當代歷史性的大轉折，幫助你細細理解那句人人都說的“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深刻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