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文”出自《史記·酷吏列傳》，指制定或者援用法律文書苛細嚴峻。“周納”之“周”，即周密，而“納”是“使陷入”之意。“羅織”指羅織罪名。所以，在周小舟看來，所領導的“反右派運動”，是引人“陷入”，然后羅織罪名，以嚴酷的法律治人以罪。
“深文周納，羅織成罪”這八個字，是周小舟對于“反右派運動”錯誤的高度概括。這表明這位當年的秘書，已經與晚年的“左”的思想之間產生深刻的分歧。
與周小舟不同，華國鋒積極投入了“反右派運動”。
在“宣傳華國鋒”的熱潮中，長沙第五中學黨支部發表了《華主席指揮我們戰斗》一文，記述了華國鋒當時積極領導“反右派運動”的情況：
師生們怎么也不會忘記，1957年4月下旬，祖國的晴空出現幾朵烏云，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黨整風的機會，向黨發動猖狂的進攻。就在這嚴峻的時刻，華國鋒同志深入學校，掌握文教戰線階級斗爭的新動向。一天，主管全省文教工作的華國鋒同志身著青布便服，走進了我們的校園。他一到學校，就廣泛與師生們交談，參加座談會。不到幾天時間，辦公室、教室、宿舍……整個五中校園，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到處都能聽到他勉勵大家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和著作、提高階級斗爭覺悟的親切聲音。當時，正是反右派斗爭的前夕，右派分子的反動氣焰十分囂張。華國鋒同志用馬列主義、思想的望遠鏡和顯微鏡，洞察教育戰線兩個階級的生死搏斗，看穿了階級敵人的猙獰面目。有一次，華國鋒同志參加語文教研組的“鳴放會”，一個右派分子在會上惡毒攻擊黨的方針政策。華國鋒同志冷靜沉著地聽著這個壞蛋的“鳴放”，目光炯炯，穩若泰山地向群眾表示，我們歡迎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革命群眾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也要警惕階級敵人的搗亂和破壞。在黨中央發出反右派斗爭的戰斗號令后，華國鋒同志親自部署了我校反右派斗爭，指揮我們取得了這場斗爭的偉大勝利。以“中國湖南省委員會”名義發表的《華國鋒同志是革命路線的卓越繼承者》一文中，也寫及華國鋒是怎樣積極投入“反右派運動”的：
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趁我黨整風之機，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當時在湖南的代理人，與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呼應，更加助長了他們的反動氣焰。而擔任省委統戰部部長的華國鋒同志，堅決地站在斗爭的第一線，按照、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因勢利導地組織和領導了反右派斗爭。他根據《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中的光輝思想，深刻地指出，這場“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經濟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后必不可少的補充和必不可免的繼續”，“是關系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爭，如果這一仗不打勝，社會主義就將沒有希望”。華國鋒同志堅定沉著，放手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經常分析階級斗爭的形勢，及時組織群眾進行反擊，充分揭露批判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打退了他們的猖狂進攻。
面對來自廬山的大震蕩
1958年7月，華國鋒升任湖南省副省長、湖南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這樣，華國鋒一個階梯一個階梯向上邁，從縣到地區，從地區到省，進入湖南省的領導核心之中。可以說，他是一帆風順的。
一年之后，一場政治大風暴，猛烈地襲擊了湖南省委。
這場突如其來的政治大風暴，來自江西廬山。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廬山先后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央八屆八中全會，開展了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會上揭出了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
這一“反黨集團”跟湖南的關系非同一般：黃克誠是湖南省委第一任省委書記，從1949年8月至1952年9月；而周小舟則是湖南省委現任第一書記。
周小舟在1957年對于領導的“反右派運動”持懷疑態度，緊接著，在1958年，周小舟又認為發動“大躍進”，“帶有‘左’傾盲動主義的性質”。
正因為這樣，在1958年12月彭德懷來湖南視察時，周小舟陪他同去湘潭，一路談話，發覺彼此的見解非常相近。所以，當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頭子”時，周小舟也就被列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成員了。
1959年8月17日，周小舟受到了嚴厲的處分：“撤銷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省委委員，以觀后效。”9月上旬，周小舟回到湖南，在湖南接受批判。此后，周小舟被降職到湖南瀏陽縣大瑤公社當副書記。
作為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成了“反黨集團”成員，給湖南省委帶來極大的震蕩。面對這一激烈的斗爭，華國鋒堅決站在一邊。在“宣傳華國鋒”的熱潮中，以“中國湖南省委員會”名義發表的《華國鋒同志是革命路線的卓越繼承者》一文中，這樣記述道：
廬山會議前幾個月，彭德懷竄來湖南，伙同在湖南的代理人（引者注：即周小舟）四處活動，拼命搜羅向黨進攻的炮彈。面對著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猖狂挑戰，華國鋒同志挺身而出，給予了有力的回擊。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作報告、寫文章，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論證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正確性，熱情地歌頌了革命群眾運動和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痛斥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無恥讕言。同時反復教育干部和群眾，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熱情，又要有嚴肅的科學態度，干勁要一鼓再鼓，假話一定不要講，群眾的干勁越大，越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華國鋒同志這種無產階級的原則性和求實精神，受到了偉大領袖的稱贊。在廬山會議粉碎了彭德懷反黨集團后，親自提名華國鋒同志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在這以后，來湖南視察，多次聽取華國鋒同志的匯報，稱贊華國鋒同志是講老實話的人。
三次受到贊揚
周小舟被撤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之后，由張平化擔任這一職務。
華國鋒作為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也成為湖南舉足輕重的人物。
職務越高，政治風浪也就越大。好在看重華國鋒，每一回到湖南，總要接見華國鋒。華國鋒呢，也一直把堅決貫徹的指示作為自己的政治信條。
雖然華國鋒已是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但是他仍關注著故鄉湘潭。自1961年起，華國鋒兼任湘潭地委書記。
那篇以中國湖南省委員會名義發表的《華國鋒同志是革命路線的卓越繼承者》一文，記述了華國鋒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之后，跟當時擔任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之間的斗爭：
1962年，資產階級司令部派中南局主要負責人（引者注：指陶鑄），到湖南推銷“產量責任制”即“包產到戶”的黑經驗，要華國鋒同志執行。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華國鋒同志毫不含糊，寸步不讓，用大量的事實，說明這種搞法實際上就是單干，當面頂了回去。當時兼任湘潭地委書記的華國鋒同志，不僅自己到湘潭、湘陰等縣調查，而且派人去了解所謂“產量責任制”黑樣板，用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育干部和群眾，組織他們開展大辯論，使大家認識到，單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死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
華國鋒身為湖南省委領導，卻很少坐機關，總是一次次下鄉蹲點。
1962年3月21日，華國鋒前往湘潭縣姜畬公社清聯大隊蹲點，住在谷沙塘生產隊貧農老大娘談滿家中。他在那里發現有的生產隊搞“包產到戶”，便堅決予以制止。華國鋒寫了《辦好生產隊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批判了“包產到戶”。
不久，華國鋒得知湘北岳陽縣毛田公社那里曾大搞“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負盈虧、集市貿易。集市貿易又稱自由市場。“一包”指包產到戶），后來，那里“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集體經濟得到發展。于是，在1962年冬，華國鋒來到毛田蹲點，把毛田樹為湖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樣板。
1963年春，當來到湖南，華國鋒兩次向匯報了毛田的情況。當時正在號召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很欣賞華國鋒樹立的這塊“社會主義道路”樣板。曾問華國鋒，從岳陽到毛田怎么走。華國鋒回答說，有將近100公里，其中有幾十公里不通汽車。笑道：“給我弄輛牛車，我坐牛車去也行啊！”
如此看重毛田，于是，華國鋒又去毛田，組織寫了總結文章，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且把題目改成《可貴的革命干勁》。這篇文章在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志上發表了。
華國鋒自己還寫了《貴在鼓勁》一文，發表在1963年4月2日的《新湖南報》上。
緊接著，在1963年10月，華國鋒帶湖南干部到廣東參觀學習，寫了《關于參觀廣東農業生產情況的報告》。看了，又十分贊賞，為之寫了批示，號召全黨克服驕傲自滿、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錯誤思想。指出，虛心學習外省、外市、外區優良經驗的態度和辦法，是發展我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的重要方法之一。強調，這個問題是一個大問題，要全黨注意研究，定為制度，不但可以而且應當這樣辦。
這樣，華國鋒接連兩次受到的贊賞。
1963年，華國鋒還帶領工作隊前往家鄉韶山區永義公社蹲點，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4年，華國鋒患病住院。他“每天下午堅持學習，形成制度，不僅自己認真學習，還把一同住院的幾位負責同志組織起來，學習《選集》四卷”。
1964年7月1日，由華國鋒主持韶山陳列館的建設，并親自為韶山陳列館奠基。他調動全省一切力量來支援這項工程建設。10月1日，韶山陳列館落成開館。從動工到落成，只用了100天。
韶山陳列館開館之后，收集到了弟弟毛澤覃、堂妹毛澤建的珍貴照片。華國鋒當即把照片送到北京，請過目。
經過仔細地辨認，確定這是毛澤覃和毛澤建的照片。非常欣喜，詢問華國鋒是怎樣發現這些老照片的。在照片的背面批了兩句話：“原件退還，洗一套送我。”還指示華國鋒，給周恩來總理看一看。
華國鋒回到湖南后，對韶山陳列館館長馬玉卿說：“這是無價之寶。你們趕快將照片洗出來，送一套給。”
不久，華國鋒帶著精心印制的毛澤覃和毛澤建照片再上北京，把照片親自交到手中。
從1965年起，華國鋒擔任總指揮兼政委，主持修建韶山灌區工程。這一工程是引漣水入韶山，改善沿途湘潭、湘鄉、寧鄉、雙峰的農田水利。主干渠全長240多公里，引漣水灌溉100多萬畝農田。華國鋒幾乎走遍了干渠，為了這一工程，召集工程人員、民工、老農開了150多次“諸葛亮會”。
這一工程在1965年7月1日正式動工。華國鋒為《韶山灌區報》第一期寫下這樣的題詞：“做出一個符合總路線精神的引水工程的好樣板來。”
華國鋒還為巨大的渡槽題寫了“云湖天河”四個大字。
這一工程，在10萬民工的努力下，經10個月完成。這10個月里，華國鋒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工地上。
華國鋒曾為1966年第一期《湖南文學》雜志“韶山灌區工程特輯”親筆抄錄了這樣一首民歌：
高山頂上修條河，
河水嘩嘩笑山坡。
昔日在你腳下走，
今日從你頭上過。
華國鋒領導建設韶山灌區工程，又一次得到了的稱贊。
在“文革”動亂中仍穩步上升
正當華國鋒在湖南忙于“農業學大寨”、大興水利之時，1966年5月16日中央發出親自改定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從此，“無產階級**”在中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文革”使中國處于大亂之中。中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了沖擊，而華國鋒卻與眾不同，幾乎沒有受到沖擊。
華國鋒在“文革”中只遇到過兩次小麻煩。
一次是受到過湖南的紅衛兵組織“省無聯”的一陣子“炮轟”，但是很快就過去了。
另一次則是“造反派”要打倒湖南省委另一個負責人，而華國鋒表示反對。因為華國鋒知道表示過反對打倒這位負責人，所以他很堅決地說：“不同意的事，我們不能舉手。”為了這件事，華國鋒也受到“造反派”的圍攻。當然，這種圍攻也很快就過去了。
由于華國鋒在“文革”沒有受到多少沖擊，所以在1967年7月21日，他作為“中央文革”小組點名人員，前往北京，參加由“中央文革”小組組織的湖南兩派的“談判”。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解決湖南問題的決定。經周恩來提名，華國鋒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領導成員。這樣，華國鋒成了湖南第一個被“結合”的省級干部。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約翰·加德納所著的《與他的繼承者》一書中，曾這樣寫道：
華國鋒在“**”的動亂中幾乎沒有受到過沖擊，反而能從動亂中穩步上升，威信不斷提高，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受到本人的保護。有理由相信他曾特意向表白過自己的忠誠。畢竟出生于韶山，正好處于華國鋒工作過多年的湘潭地區。
不過，由于湖南省的“造反派”們紛爭不已，湖南省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很久，未能成立。在全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算是成立很晚的——在29個省市之中排在第19名。
1968年4月6日，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關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在這一文件上批了“照辦”兩字，表明是贊同的。
文件指示，要“充分揭露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深入批判“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文件說，“中央批準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組成名單”。
兩天之后，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黎原為主任，龍書金、華國鋒、章柏森為副主任。這樣，華國鋒成了湖南的“第三把手”，主管農業。
擴建韶山革命紀念地
華國鋒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之后，花費很大的精力抓“農業學大寨”。
1968年冬到1969年初，華國鋒組織了湖南各地4萬多農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參觀學習。
華國鋒在湖南樹立了新田縣和安鄉縣作為“農業學大寨”的樣板。得知后說，你們南有新田，北有安鄉，很好嘛！從1970年7月起，華國鋒擔任湖南“歐陽海灌區”工程的總指揮長兼黨委書記。這是與韶山灌區同樣浩大的水利工程。華國鋒踏踏實實、不辭勞苦地忙于這一大工程。
當來湖南視察時，親自對華國鋒說起了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是湘江的支流，在“歐陽海灌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