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時刻來了楊西光

在“張成”的文章發表后的第8天，即1978年4月4日，《光明日報》對胡福明的文章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決定在4月11日該報《哲學》專刊第77期上推出。

《光明日報》已經拼好《哲學》專刊第77期的大樣：

這時，胡福明的文章約5000字左右，題目由原先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改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位于上半版，大約占整個版面的2/3篇幅。

下半版則是一篇題為《斥張春橋污蔑工人階級的謬論》的文章。

就在胡福明的文章將發而未發這個關鍵的時刻，發生了關鍵性的變化：《光明日報》總編輯易人！

新總編輯是在3月被任命的。不早不晚，恰恰在4月上旬，他正式前來上班，坐進《光明日報》總編輯辦公室。

說巧真巧，這位新總編輯居然算是胡耀邦的“學生”——雖說他跟胡耀邦同庚，但他是“文革”后中央黨校第一期高級班的學員，而胡耀邦是副校長，當然可以算是他的“師長”。

此人名喚楊西光。

楊西光是安徽蕪湖人氏。1933年，18歲的他加入中國青年團，1936年轉入中國。此后曾在重慶新聞記者學會工作。1940年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

楊西光有著多年新聞工作經驗。1949年后他曾歷任《福建日報》總編輯，福建省委宣傳部部長，上海復旦大學黨委書記，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

此后，他擔任上海市委常委，教育衛生工作部部長，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當時，張春橋擔任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主管宣傳。當年楊西光在上海的地位，只是略低于張春橋。

當“文革”之火在上海灘熊熊燃起，張春橋乘“火箭”上升，成為“中央文革”副組長，而楊西光則遭到批斗。上海的街頭到處刷著這樣的大字標語：“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曾十分贊賞這口號，居然能夠一口氣背出來。說，紅衛兵們也懂得“區別對待”了——“火燒”、“揪出”、“打倒”、

“砸爛”，意味著“區別”。楊西光被列為第三檔，在“打倒”之列，可見夠嗆。

楊西光的夫人廬凌，在“文革”中患肺癌去世。1975年，楊西光與季寶卿結婚。季寶卿曾擔任過楊西光秘書。

在粉碎“四人幫”時，楊西光正在一家制藥廠工作。不久，楊西光得以重新起用，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當時仍沿用“文革”中的名稱）副主任，亦即相當于上海市副市長。

在中央黨校復校、胡耀邦主持中央黨校工作之際，楊西光被派往那里學習。楊西光在那里跟胡耀邦有了許多接觸。楊西光聽了胡耀邦多次報告，很佩服胡耀邦撥亂反正的勇氣和見解。

1978年，楊西光沒有回上海過春節，他去胡耀邦家拜年，兩人作了長談。

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得知《光明日報》總編輯缺人，便建議調楊西光擔此重任。

胡耀邦調楊西光主筆《光明日報》，是為了改變北京中央報刊“二比二”的局面。

據胡福明回憶，楊西光曾這樣跟他談及：

我在中央黨校學習。學習結束時，胡耀邦同志找我談話，要我到《光明日報》工作。耀邦同志說，北京四大報刊，二比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是積極揭批“四人幫”，推動撥亂反正的，《紅旗》雜志、《光明日報》是執行“兩個凡是”的。現在要你去《光明日報》工作，就是要改變《光明日報》的面貌，把二比二變成三比一。

據季寶卿回憶，在楊西光正式調動工作前，當時主持中央黨校日常工作的馮文彬，曾征求過楊西光的意見。當時許多人勸楊西光別去《光明日報》，還是回上海為好。因為《光明日報》人地生疏，情況錯綜復雜，而總編輯工作又處于風口浪尖，缺乏“安全感”。不如回上海，人熟地熟。楊西光卻是一位敢說敢為的人，他認為《光明日報》是很重要的宣傳工作崗位，便于發揮自己的特長，也就同意組織上的安排，前往《光明日報》。

季寶卿說，楊西光是一個性格非常開朗的人。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決不人云亦云，一旦他看準了，就堅決去做，毫不猶豫。他是一個對工作燃燒著高度熱情的人。他喜歡工作，只是忙于工作。在他看來，只有在工作中度過，生命才有意義。他唯一的愛好是看書看報。楊西光讀書面很廣，政治、黨史類的書要看，文藝書也愛看，常讀《收獲》雜志，自然科學的書也讀了不少，每天必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節目。由于工作太累，楊西光不斷抽煙，每日兩包，以致最后因氣管炎轉肺心病而去世。

在1978年3月，楊西光已經被任命為《光明日報》總編輯。但是，中央黨校第一期高級班是在1978年4月初結業，所以楊西光在4月上旬走馬上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就在楊西光剛剛坐進《光明日報》總編輯辦公室不久，馬沛文把準備在1978年4月11日刊出的第77期《哲學》專刊大樣送給了楊西光，請這位新總編審閱。

據胡福明回憶，王強華后來告訴他：“因為有不同意見，有爭議，所以送給新任總編楊西光審閱。”

楊西光一口氣讀完胡福明的文章，作出令人吃驚的決定：把這篇文章從“哲學”專刊上撤下！

作為總編，對文章握有生殺大權。楊西光難道要“殺”掉反復修改好多次的這篇文章？

不，不。楊西光作為經驗豐富的總編輯，確實具備“慧眼”。盡管他并不知道這篇文章在他進《光明日報》之前已經改了多少遍，他卻一眼就看出，這是一篇批判“兩個凡是”的力作！

他覺得此文在“哲學”專刊上發表，不夠醒目，不夠突出。他要把此文放在《光明日報》頭版位置醒目地推出。

楊西光的這一決定，充分顯示了他的工作魄力和敏銳目光。

楊西光的這一決定，也表明了《光明日報》要“改變面貌”，脫離“兩個凡是”的軌道。

正因為他準備把此文放在頭版頭條位置，所以他又覺得這篇文章分量還不夠，還應作一些重大修改，以加強文章的針對性和戰斗力，給“兩個凡是”以有力的一擊！

所以，楊西光看了胡福明文章后的意見可以歸結為八個字，即：“主題重要，分量不夠。”

為此，楊西光又決定：

第一，胡福明的文章不能局限于理論問題，而是應該從現實的思想斗爭的需要出發，加強戰斗性。文章要貫穿反對“兩個凡是”，要作大修改。

第二，必須擴大這篇文章的影響。除了《光明日報》在頭版推出之外，還要聯合其他報紙加以轉載。

也真巧，就在這關鍵的時刻，作者胡福明與南京大學哲學系兩位教師一起，從南京到北京出席哲學研究所召開的全國哲學會議，住在北京左家莊朝陽區黨校；

也真巧，就在這關鍵的時刻，有人告訴楊西光，中央黨校的孫長江也在寫一篇同一命題的文章。

這個“有人”，便是江春澤。江春澤畢業于復旦大學，而當時楊西光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有著師生之誼。這時，江春澤被抽調到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籌備組工作。消息靈通的江春澤，向楊西光通報了來自中央黨校的重要信息。

這“三巧”湊在一起，即楊西光走馬上任《光明日報》老總、胡福明來到北京、

楊西光獲知孫長江在寫類似文章，促使事情發生了重大變化：

4月11日，《光明日報》“哲學”專刊沒有發表胡福明的文章。

4月13日傍晚，王強華坐著楊西光那輛黑色的小轎車，先是到東直門外把剛剛抵京的胡福明接到光明日報社，接著又去把孫長江接來。

這樣，五位核心人物，聚集在《光明日報》總編輯辦公室。

這五位核心人物是：《光明日報》新老總楊西光，來自南京的胡福明，來自中央黨校的孫長江，《光明日報》理論部負責人馬沛文，責任編輯王強華。

胡福明見到了孫長江，客氣了一番，稱他為“孫老師”。這是因為胡福明1959年9月至1962年11月在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時，孫長江是哲學系教師，曾給胡福明教過先秦哲學的一部分，即《周易》。盡管孫長江的年齡跟胡福明相差不多，孫長江從22歲起就做教師，所以教過胡福明。

有楊西光掛帥，有胡福明和孫長江兩位作者聯手，加上馬沛文和王強華參謀，匯成一支強大的力量。

楊西光作為總編輯，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他看重胡福明的文章，就是因為可以用這篇文章狠狠地批判“兩個凡是”——他的立意是非常明確的。

據楊西光夫人季寶卿回憶，楊西光在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期間，寫信給她，便提及，他正在重溫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楊西光特別提及，他在細讀的《實踐論》。他說，這次重溫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收益頗大，很難得有這樣好的靜心讀書的機會。

在中央黨校學習，學員們要寫論文。當時，楊西光所選定的論文題目，便是《學習〈實踐論〉》。他曾寫出很詳細的論文提綱。因為他在中央黨校聽了胡耀邦的關于要用實踐來檢驗黨史的報告，注意到實踐是檢驗黨的一切決策的唯一標準這一觀點。所以，楊西光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

也正因為楊西光在中央黨校學習時，曾深入研究過這一論題，加上他作為高級干部，深知當時高層圍繞“兩個凡是”所展開的尖銳斗爭，所以他能站得高，看得遠。

誠如馬沛文接受筆者采訪時所說，當時他雖然也知道要批判“兩個凡是”，但是并不知道“兩個凡是”背后的那些深刻的高層斗爭。楊西光則不同。楊西光站得比他高，比作者高。正因為這樣，楊西光對于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在那個難忘的夜晚，在決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命運的那次會議上，

楊西光先是征詢胡福明和孫長江的意見：“你們認為該怎么改？”

胡福明說了自己的意見：“要從理論上講透！”

孫長江也說了自己的意見：“要側重于路線上講透！”

聽了胡福明和孫長江的意見后，楊西光談了對文章的重要修改意見。

王強華在一側，記下了楊西光的講話要點。以下是王強華筆記本上所記楊西光講話的要點原文：

完全、準確的思想體系。

從馬克思主義開始就有。我們黨的歷史上王明路線。

提高一些。

毛——想繼承符合馬列原理。

同時也是發展的，實踐。

馬克思主義本身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理論本身的作用也要講。

指出尋找真理的明燈、途徑。

本身不是檢驗標準。

理論本身。理論實踐關系。

本文講了三部分：

1、理論；2、本身；3、現實。

可以講得更明確些。結構。

最后一部分放什么地方。

。

在揭批“四人幫”中間出現的問題。

流毒的尾巴仍在最后。

例子本身少一些，論述多一些。

例子太長，就有些沉悶。

如何對待經典著作。

聯共黨史的話。真理、路線與實踐。

明朗：真正高舉旗幟。

注意：完整、準確的思想。

二條符合基本原理。

實踐檢驗。

怎樣研究探討思想。

兩個凡是。

理論作用。

科學與民主。

文化與民主。

雖說王強華的記錄過于簡略，但是從楊西光的思路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出：要強調“完整、準確的思想”，強調“實踐檢驗”，以求批判“兩個凡是”。

王強華說，最后兩行“科學與民主”、“文化與民主”，是楊西光給胡福明和孫長江出的兩個題目，希望胡福明和孫長江繼續為《光明日報》寫作這方面的文章。

據胡福明回憶，這次會議的意見是這樣的：

當時，大家提了一些修改意見。歸納起來說，有幾點：第一，要加強理論聯系實際，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沖破“四人幫”設置的禁區，打碎“精神枷鎖”，宣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要加強針對性、戰斗力，對準“兩個凡是”。第二，文章的論述要更充分一些，再深一些，同時理論上更嚴謹、更完整一些，不能授人以柄。討論結束時，楊西光同志要我按照大家提的意見，繼續修改。這次會上，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理論部主任馬沛文同志的發言。馬沛文同志主張公開點名批判“兩個凡是”。

《光明日報》評論部后來把那次討論的意見，歸結為以下五點：

（1）宗旨是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思想，解放思想，批評“兩個凡是”，沖破禁區；

（2）從各方面充分論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切正確的理論都來源于實踐，又反過來指導實踐，闡述理論指導實踐，實踐檢驗理論的辯證關系；

（3）要充分論證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導師都曾經用實踐來修正自己的觀點，檢驗和發展自己的理論；

（4）更加有力地批判、“四人幫”的反動理論，鮮明地批判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宗教信條的愚昧思想，批判“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的教條主義傾向；

（5）真正高舉馬列主義、思想的旗幟，而且馬克思主義要永葆青春，使理論更具有活力和指導作用。

胡耀邦一錘定音

胡福明這樣回憶當時在北京對文章進行修改的情形：

白天參加哲學討論會，晚上則修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篇文章。哲學研究所的邢賁思、陳筠泉、李今山等同志，都知道我在修改文章，同宿舍的周抗（上海社科院）、黎克明（華南師范學院）、張明（曲阜師范學院）同志，也知道我在修改文章。南大哲學系的李華鈺、馬淑鸞同志，更知道我在修改文章，還讀過我的修改稿。那時，我晚上修改好文章，第二天早上《光明日報》通訊員就把稿子拿走，傍晚又把修改后的小樣送來。這樣往返了三四次。

胡福明修改稿的清樣，到了楊西光的手中。

在楊西光看來，這篇文章應是摧毀“兩個凡是”的一發重磅炮彈，所以，楊西光對于這篇文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要求也很高。

在胡福明結束了哲學討論會之后，楊西光把胡福明接到了《光明日報》招待所，楊西光多次去看望胡福明，跟他交換意見。

楊西光告訴胡福明：“這篇文章要請胡耀邦同志審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央黨校成立了理論研究室，辦了個內部刊物，叫《理論動態》。發表在《理論動態》的文章，都要經過胡耀邦同志審閱批準。所以，我們這篇文章要交給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修改，請胡耀邦同志審閱，先在《理論動態》發表，《光明日報》第二天就公開發表。”

楊西光向胡福明“透底”，使胡福明意識到這篇文章已經成了非同尋常的文章。

也正因為楊西光把胡福明的文章作為非同尋常的文章看待，所以反復看了胡福明修改稿小樣，又請馬沛文和王強華對胡福明的稿子進行了一次修改。

《光明日報》于4月20日又一次排出小樣。

在這次修改中，馬沛文在文章的第三節，加了一段極為重要的話，用“影射”的手法批評了“兩個凡是”。

馬沛文借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宣言》進行重要修改一事，加以發揮道：

馬克思、恩格斯對《宣言》的態度，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發。他們并不認為自己的學說一開頭就是完美的，絕沒有把它看作一次完成的“絕對真理”，而始終用辯證法觀點嚴肅地看待自己的學說，用實踐來檢驗自己的理論。他們并不認為凡是自己講過的話都是真理，也不認為凡是自己的結論都要維護。

馬沛文借馬克思、恩格斯“并不認為凡是自己講過的話都是真理，也不認為凡是自己的結論都要維護”，來隱晦地點名批評了“兩個凡是”。

楊西光把4月20日的小樣派人送中央黨校吳江那里，并囑胡福明前往吳江那里聽取吳江的意見。

據胡福明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