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中，沒有陳云。
陳云給人們的印象是“長期生病”。其實，從1962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因主張“包產到戶”受到不點名的批判之后，便長期稱病不出。
說有病，陳云是有那么點病。在“左”星高照的那些日子里，陳云無法出來工作，也就稱病不出了。
其實，陳云的頭腦是很清醒的。正因為這樣，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率先提出為鄧小平平反，為“事件”平反。
十一大剛剛結束，1977年9月28日，陳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紀念偉大的領袖和導師逝世一周年》一文。
陳云指出：
在這里，我想特別講講倡導的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事求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我們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思想，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如果我們離開了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那么，我們就離開了馬列主義、思想，而成為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者，那么，我們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敗。所以，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際上是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真假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
陳云在文章中說：
在“四人幫”橫行的日子里，唯心主義泛濫，形而上學猖獗。他們和他們的追隨者說假話，做假案，耍反革命兩面派，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他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進行瘋狂的歪曲、割裂、篡改和偽造，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片言只語當做法寶來到處壓人、害人、害黨、害國。他們嚴重地破壞了長期培育的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他們不但極大地破壞了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而且公然為他們搞的一套主觀唯心主義制造“理論”根據，他們大搞什么“經驗主義為綱”，實際上就是否認作為認識基礎的實踐經驗，否定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正確原則，否定的《實踐論》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姚文元竟說什么“把‘辯證唯物主義’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維第二，客觀第一，主觀第二’……”是反動的形而上學。他們的御用工具宣揚，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都是決定性的……這就充分暴露了他們是在宣揚一種意志決定一切，權力決定一切的極端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
陳云的這篇文章，是鄧力群負責起草，鄭惠執筆的。在起草過程中，多次與陳云交換意見，最后由陳云審定，交《人民日報》發表。據鄧力群回憶，文章發表前，按照當時的規定，必須交中央宣傳口審查。負責審查的是王揖。王揖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揖發現，陳云這篇文章的許多提法，與華國鋒的說法不同。王揖說，文章必須與華國鋒的說法一致，在當時叫做“對表”。陳云說道，如果都要與華國鋒講過的一樣才能發表，那就不要寫文章了，也不要發消息了，天天登華國鋒的文章不就行了嗎？看到陳云的態度如此強硬，王揖也就被“頂”回去了。陳云的文章，也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后來，胡喬木在全國宣傳部部長會議上這么說：
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以前就提出反對“兩個凡是”，這是黨的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的開端。提出反對“兩個凡是”，比把“四人幫”幾個頭頭抓起來要困難得多。
我們回想一下當時的政治空氣。陳云同志要發表一篇文章，大概是為了紀念同志逝世一周年，那時宣傳部一位同志，也是好同志，他把陳云同志文章中凡是跟華國鋒同志的提法或當時中央文件的提法有一點不同的地方統統改成一樣，表示要跟那時的文件、講話的提法完全一致，哪怕兩個詞是同義詞，只是字面上不同也不行。后來陳云同志說，他們要這樣搞，我的文章就不發表了（鄧力群：陳云同志當時說，用不著他寫文章了，你們把那些文件天天照登就行了）。我們想一想，當時黨內的情況是這么一種空氣。這還是中央，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小平同志提出反對“兩個凡是”的時候，他指出“兩個凡是”是講不通的，同志從來沒這樣講過，馬恩列斯也從來沒這樣講過，如果這樣講，那么我就不能出來工作，因為同志已經宣布我犯了什么什么滔天大罪了，我怎么能出來工作呢？而且對“事件”，在當時一個文件里講，這樣的悼念活動是可以理解的，這樣的話也不能講，因為事件發生后黨中央作的決議，同志圈閱了的，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所以，提出反對“兩個凡是”是我們黨的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的開端，是三中全會的思想上的開端。
當時小平同志還處在一種半合法的地位，等著別人來解放，他并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在那樣一種情況下面提出這樣的口號，實際上，就是否定了“**”。盡管當時還沒有條件講否定“**”這樣的話。
除了聶榮臻、陳云之外，也就在那些日子里，1977年9月19日，徐向前元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的文章。
文章指出，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首要的是貫徹執行黨的正確路線。我們決不能不管路線是非，誰的權力大就跟誰跑。必須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和著作，恢復和發揚一貫倡導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革命學風，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馬列主義、思想，提高識別真假馬列主義、分清路線是非的能力。
此后不久，1977年10月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彭、羅、陸、楊”的那個“羅”——羅瑞卿——的文章《長征路上一場嚴重的路線斗爭》。
羅瑞卿自“文革”以來多年未曾露面。羅瑞卿的文章，雖然回憶的是長征，針對的卻是當前。羅瑞卿以長征往事告誡人們，必須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精神實質，不能用片言只語騙人、嚇人，不能把它當做僵死的教條。不言而喻，羅瑞卿的文章是以史鑒今。
所以，從1977年9月5日起，9月19日、9月28日、10月9日，短短一個來月，聶榮臻、徐向前、陳云、羅瑞卿四位元老級的人物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紛紛強調實事求是的精神，實際上也就是批評了“兩個凡是”。
胡耀邦成為鄧小平的得力助手
就在陳云文章發表后的第10天——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一篇引起廣泛注意的重要文章——《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
這篇文章指出，就黨的干部隊伍來說是好的，干部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對于干部要看他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要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對待犯錯誤的干部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而不能百般挑剔，無限上綱，造謠誣陷，殘酷迫害。
這篇文章選擇了“被‘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作為突破口，是因為在“文革”中所造成的冤假錯案實在太多了，數以萬計的干部受到“百般挑剔，無限上綱，造謠誣陷，殘酷迫害”，人們強烈地要求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平反冤假錯案，全面落實干部政策。
正因為這樣，這篇文章一發表，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即引起強烈的反響，震驚了高層：在短短一個多月中，一萬多封來信和電報飛向人民日報社，表示對文章的堅決支持和擁護。
可是，當時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激烈地反對此文，宣稱：“這是一株大毒草！”
這篇重要文章，前前后后修改了17次，才公開發表。
主持這篇文章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的，是在4年后——1981年6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取代華國鋒而擔任中央主席的重要人物。
他，便是胡耀邦。
胡耀邦，中國共青團著名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之一。胡耀邦年長華國鋒6歲。湖南有一首由唐壁光作曲、歌頌的著名民歌叫做《瀏陽河》，唱的是“瀏陽河彎過了九道彎，五十里的水路到湘江”。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便出生在湖南省瀏陽縣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
胡耀邦跟王震同鄉。胡耀邦家在瀏陽北鄉，王震家在瀏陽南鄉。
14歲時，胡耀邦便加入了中國青年團。
1933年，18歲的他轉為中國黨員。
這與華國鋒很相似，華國鋒是在17歲時加入中國的。
19歲時，胡耀邦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貴州省遵義城北的婁山關，是居高臨下的兵家必爭之地。曾寫下《憶秦娥·婁山關》一詞，內中“雄關漫道真如鐵”的“雄關”，指的就是婁山關。在婁山關戰斗中，“馬蹄聲碎，喇叭聲咽”，胡耀邦曾在這慘烈的戰場上負傷，那彈片后來一直留在他的身上。
經過長征到達陜北之后，胡耀邦先后擔任少共中央秘書長、宣傳部部長和組織部部長。
從此，胡耀邦跟“少共”——也就是后來的共青團——工作結緣。
此后，他歷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軍區第4縱隊和第3縱隊政治委員、第18兵團政治部主任，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1949年底，胡耀邦進軍大西南，擔任四川省的川北區黨委書記、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軍區政委。鄧小平的家鄉廣安縣便在川北。
從1952年起，胡耀邦長期擔任中國青年團的領導工作，曾先后擔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國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
在1962年，胡耀邦作為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曾“帶職下放”，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胡耀邦到湖南來，因為他是湖南人。
值得提到的是，這時華國鋒也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自1961年起，華國鋒兼任湘潭地委第一書記，以便能夠直接過問湘潭方方面面的工作。1961年5月，華國鋒甚至把家從長沙搬到湘潭，足見他對家鄉的重視。
然而，到了1962年11月，原本華國鋒兼任湘潭地委第一書記，變成了兼任湘潭地委第二書記。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書記呢？胡耀邦！當時胡耀邦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工作重點放在湘潭。
華國鋒與胡耀邦在湘潭共事近兩年。所以，胡耀邦和華國鋒很熟悉。
自1964年底起，胡耀邦調離湖南，兼任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陜西省委第一書記。
在“文革”中，胡耀邦成了“走資派”，成了打倒對象。1972年4月，胡耀邦甚至被共青團中央的“軍宣隊”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思想”的“三反分子”。
據胡耀邦長子胡德平告訴筆者，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跟父親胡耀邦生活在一起，當時，胡耀邦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胡德平的朋友們常來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依然保持當年共青團書記的本色，很喜歡跟年輕人交往。年輕的朋友們給寂寞中的胡耀邦帶來了歡笑。
胡德平記得，胡耀邦那時最大的愛好是看書。有一回，胡德平的一位朋友來了，見到胡耀邦在看書，便問：“胡伯伯，您看什么書？”胡耀邦答道：“馬恩選集。”小伙子對胡耀邦說：“我現在什么書都不看！”胡耀邦很吃驚：“你為什么不看書？”
小伙子說起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學習三部曲”：在“文革”之初，拼命看“毛選”，想從“毛選”中尋找答案。可是，隨著“文革”的進行，他很快就發現，學“毛選”無濟于事。因為“造反”、“打倒‘走資派’”之類，是“毛選”中所沒有的。
于是，他改學兩報一刊社論。不過，很快又發現，跟著社論跑，也會惹麻煩。比如，兩報一刊1967年的“八一社論”，號召“揪軍內一小撮”，跟著社論跑就會犯大錯誤。所以，最后他改為“看照片”。
胡耀邦一聽，很奇怪：“你看什么照片？”
小伙子說：“你只要看看《人民日報》上的照片少了誰，你就明白誰倒了！比如，照片上少了王力，就說明王力倒了；照片上少了陳伯達，就說明陳伯達倒了；照片上少了，就說明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胡耀邦聽罷，哈哈大笑，這才悟出小伙子在那里用辛辣的笑話來挖苦“文革”。
又有一回，報上在宣傳“人人成為理論家”。那位小伙子指著報紙對胡耀邦說：“胡伯伯，如果真的‘人人成為理論家’，‘反修防修’就有指望了！”
胡耀邦不明白這位小伙子為什么稱贊起當時的報紙來。
小伙子補充說明道：“‘人人成為理論家’6億中國人成為6億個馬克思，寫出6億本《資本論》，那‘反修防修’豈不就成功了！”胡耀邦一聽，又哈哈大笑起來。胡德平記得，有一天晚上9點多，下著大雨，他從外面回家。推開家門，見到父
親的屋里亮著臺燈，發出一陣陣大笑聲。胡德平細細一看，見到父親躺在床上，床前站著胡克實。胡克實正聚精會神地聽著胡耀邦在復述從那位小伙子那里聽來的“文革”笑話，兩人不時爆發大笑……正是那些忘年之交的年輕朋友，給正處于孤寂和苦悶中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帶來了慰藉。
1973年，鄧小平復出，隨即起用胡耀邦。1975年7月，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黨組負責人。
胡耀邦成了鄧小平的得力助手。
胡耀邦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在胡喬木的協助下，1975年9月寫出了著名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即《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討論稿）。
胡耀邦跟鄧小平有著頗深的歷史淵源：1937年，胡耀邦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生，鄧小平到那里講過課，所以人們稱鄧小平和胡耀邦是“師生關系”。
1949年底，胡耀邦所在的第18兵團進入四川后，歸入劉伯承、鄧小平所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鄧小平成了胡耀邦的頂頭上司。
1950年，胡耀邦和鄧小平一起被調往北京。在胡耀邦出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之后不久，1956年鄧小平出任中國總書記。他們之間有著許多工作上的聯系，也有過許多通信。
胡耀邦和鄧小平關系最為密切是在1975年。胡耀邦成為鄧小平的得力助手，共同與“四人幫”作斗爭。
1975年7月，胡耀邦到了中國科學院。在短短的七八十天里馬不停蹄地去幾十個研究所調查研究，了解情況。他關心著處于困難時刻的科學家們，提出要為科學家解決房子、車子、妻子（兩地分居）、爐子、票子（提高工資）問題，做到“五子登科”。
胡耀邦是一位宣傳鼓動家，每到一處，他都要發表講話。那時，人們講話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講錯了被抓住“辮子”，所以大都事先寫好講稿，照本宣科，講稿“戴帽穿靴”——開頭和結尾要講一大堆套話、空話。胡耀邦反其道而行之，他到處講話，從不拿講稿。據吳明瑜告訴筆者，其實胡耀邦在講話前，花了很多精力作準備。他常常在自己房間里獨步，一邊走著，一邊講著，還不住地打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