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鄧力群講述了自己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認識經過：
《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后，引起了一些議論。后來《解放軍報》又發表了長篇文章，對前一篇文章的觀點進行進一步闡述，對不贊成這篇文章的看法進行了商討和批評。我個人是完全同意這兩篇文章的。說實在話，第一篇文章見報后，在沒有聽到不同意見時，我認為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并沒有覺得發表了什么誰也沒有講過的新意見。聽到不同意見以后，我才覺得，這篇文章的確起了好作用。理論界、學術界由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個討論還在繼續深入，它對于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會有很好的影響。
鄧力群著重指出、“四人幫”“打著旗號打擊的力量”所造成的復雜局面，指出撥亂反正的艱難性：
、“四人幫”打著的旗號打擊的力量。這個非常惡毒的策略，使我們的理論工作和各項工作，對新的問題的探討，遇到很復雜的情況。現在撥亂反正，肅清、“四人幫”的流毒，批判他們歪曲、篡改、攻擊馬列主義和思想的罪行，必須完整、準確地學習和掌握思想體系。一定要好好地研究他們是怎樣打著旗號，又是怎樣歪曲、篡改、反對思想，怎樣反對的革命路線，怎樣反對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能夠粗枝大葉，不要以為反正是歪曲、篡改，就不去進行科學的分析和批判，放松在理論戰線上同“四人幫”斗爭的任務。我們是要維護旗幟的。批判“四人幫”的歪曲、篡改，正是為了恢復旗幟的真面目。如果不嚴肅對待，就會由于疏忽輕率而犯一些自己不想犯的錯誤。所以，有了自信以后，還建議同志們采取嚴肅的、科學的態度。
當然，我們的自信本身，也是采取嚴肅的、科學的態度的表現。我們要負起責任，在完整地、準確地維護思想問題上，做得越來越好。
鄧力群的報告，對于理論界投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起了很好的發動作用。哲學家馮定、《光明日報》編輯部馬沛文、《人民日報》編輯部汪子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者胡福明等，都在會上作了發言，使會議的“氣溫”不斷上升。
內中，《人民日報》編輯部汪子嵩的講話，聲明只“代表我自己”，“完全是個人意見”。他在發言中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正是說到了“兩個凡是”派們的“根子”上去了，所以才會引起他們那么強烈的反對：
《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引者注：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本來并沒有太新的論點，可是為什么它一發表，立即引起強烈的反對，引起這樣大的反響呢？……我覺得現在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問題，是說到這種思潮的根子上面去了。
因為這種思潮，認為“句句是真理”，凡是革命導師講過的話，句句都要辦。
周揚尖銳批判“兩個凡是”
如果說，鄧力群的報告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哲學研究》編輯部召開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討論會的“鳳頭”，那么這個討論會閉幕式上周揚的講話則是“豹尾”。
周揚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的身份發表講話的。
周揚，原名周起應，1908年生于湖南益陽縣，是中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他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的日子里，加入中國。此后，他曾在上海擔任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上海局文委書記，“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主編。
周揚在1937年秋到延安，擔任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陜甘寧邊區文協主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
1949年后，周揚是中國文藝界的主要領導人，先后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在“文革”中，周揚遭到“四人幫”的嚴重迫害。《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聲稱中國文藝界被一條“黑線”專了政，周揚被指斥為這條“黑線”的頭目。追溯這條“黑線”，一直“追”到30年代所謂的“四條漢子”——周揚、田漢、夏衍、陽瀚笙。
姚文元在1967年第1期《紅旗》雜志上發表長文《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把對周揚的“批判”推向了“”。周揚在“文革”中被投入監獄達9年之久，粉碎“四人幫”之后得以復出。
周揚在擔任中國文藝界聯合會主要領導時，曾做過許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平心而論，他也曾受“左”的深刻影響，做了不少錯事。例如，在把丁玲、陳企霞打成“丁陳反黨集團”等事上，周揚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周揚的可貴在于復出之后，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對于“左”的一套進行深刻的批判。他主動地、誠懇地向過去被他錯整過的人進行道歉。也正因為這樣，在批判“兩個凡是”時，周揚始終站在第一線。
周揚的講話很直率，態度很鮮明。周揚講話的“核心句”，乃是很明確地說“真理標準”問題是“思想政治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不單單是個哲學問題，而且是個思想政治問題。這個問題的討論，關系到我們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也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如果我們放棄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那么我們就會離開馬克思主義的軌道。所以這次討論很有必要。
周揚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有一位負相當責任的人士強調說，“真理標準討論”是純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于是，在會上有人專門出了一些“純學術”問題讓大家討論，以求把這場討論納入學術軌道。
周揚之所以這么說，還因為有一位負相當責任的人士向大家保證說，對于“真理標準”問題，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的意見是一致的，沒有分歧。也就是說，“真理標準討論”絕不涉及政治問題，涉及中央主要領導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
周揚難能可貴的是說真話，指出了“真理標準討論”的真實情況：這是一場政治斗爭！周揚還很鮮明地批判了所謂的“砍旗論”：
但是至今還沒有看到持反對意見的同志的文章。聽說有的同志認為這篇文章理論上和政治上是錯誤的，是“砍旗”的。這樣，問題就嚴重了，這就關系到對思想是舉旗還是砍旗的問題。事關重大，這樣重大的問題必須搞清楚，對它作出明確的回答。當前確實存在著不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這樣一種觀點、一種思潮，所以值得我們來討論。
如果說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砍旗，那是砍、“四人幫”的旗。
周揚在講話中，尖銳地稱“兩個凡是”派們是“反馬克思主義”、“假馬克思主義”：
如果你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只是背誦個別詞句，而不是領會它的精神實質，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就是說，不是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它的整個思想體系，那你的這種“馬克思主義”，正如早在延安整風時說過的，就是反馬克思主義。對于這種反馬克思主義或者假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就是要否定它，要削弱它。只有徹底否定這種反馬克思主義或假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才能夠得到鞏固和加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哲學研究》編輯部召開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討論會，
在首都、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過，誠如周揚在講話中所說：“至今還沒有看到持反對意見的同志的文章。”這確實是一種奇怪的現象：自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以來，
那些“持反對意見的同志”，從中央主席華國鋒、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等，都只是發表內部指示、講話，盡管這些內部指示、講話非常尖銳，但是在報刊上卻見不到一篇“持反對意見的同志的文章”。
“持反對意見的同志”真的不寫文章嗎？
不，不！一篇“大文章”，從1978年7月底開始，正在“保持沉默”的《紅旗》雜志編輯部一次又一次地起草、修改著……此是后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