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明帝劉莊和漢章帝劉炟在位的三十年間，是東漢社會比較穩定的時期，經濟逐漸繁榮，文化教育也發達起來。當時讀書人的思想比較活躍，對古代流傳下來的儒家經典敢於發表不同的看法，進行爭辯，漢明帝怕這種自由發表意見的風氣會影響他的統治，決定要統一大家的思想，他在永平二年(公元59年)親自到太學裡講經，招引了成千上萬的人去聽講和看熱鬧。他要求大家按照他的講解來學習儒家經典，不許可有別的。漢章帝繼續他父親的做法，想方設法地加強思想統治；建初四年(公元79年)，他親自在白虎觀召開了一次儒生大會，討論對《詩》、《書》、《易》、《禮》、《春秋》等五種儒家經典的不同看法，最後由他親自裁決，判定誰講得對，誰講得不對，規定以後所有講學的人，都必須按照他認爲對的意見去講。他把白虎觀會議的記錄，交給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兼文學家班固去整理，寫成一本題爲《白虎通義》的書。

班固是班超的哥哥，他寫過一部《漢書》，這是繼西漢司馬遷著《史記》以後的第二部著名的歷史書。《漢書》共一百篇，八十多萬字，記錄了漢高祖劉邦起，到王莽篡漢爲止的二百多年的歷史。班固也擅長寫賦。那時候，有人對首都建在洛陽表示不滿，希望遷到西漢時候的首都長安去。班固反對遷都長安，他特地爲這件事寫了篇《兩都賦》，賦的內容是兩個人的對話，一個是長安人，一個是洛陽人。長安人誇耀長安如何如何好，應當作爲首都，洛陽人說帝王之氣在洛陽，應當以洛陽爲首都。最後，洛陽人說服了長安人，兩個人一致認爲應當把首都建在洛陽。班固的這篇《兩都賦》，在當時是很有影響的文學作品。

和班固差不多同時候，有個反對思想統治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名叫王充。他是跟白虎觀會議的要求唱反調的。王充是會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縣)人，從小就很聰明，也很用功，六歲開始識字讀書，八歲被送進本鄉的書塾，學習成績一直保持優秀。在二十歲那年，王充到洛陽的太學裡去求學。當時班固的父親班彪正在太學裡講學。王充虛心地跟班彪學習，學到了很多知識。但是王充對講堂裡學到的知識不滿足，他經常在課餘時間找別的書來讀。日子一久，他把太學裡收藏的書差不多都讀遍了。於是他又跑到洛陽街上去逛書鋪，尋找各種各樣的新書。王充很窮，他找到了新書，買不起，只好站在書鋪裡閱讀。王充讀書十分專心，記憶力又特別強，一部新書，讀書一遍就能把主要內容背下來。就這樣，他又讀到了許多新書，學到了許多書本知識。

王充在洛陽的太學裡學習了幾年，看到當時政治很。他不想做官，回到家鄉去了。後來他雖然在縣裡和郡裡做過像秘書一類的工作，但是時間都不很長。王充的同鄉曾經極力向章帝劉炟推薦他，說他的學問跟孟子和司馬遷一樣好。章帝也有意想請王充去做官，可是王充推說有病，不肯去，他情願在家裡寫書。

王充用了幾年工夫，寫了一部有名的著作，書名叫做《論衡》。他在寫這部書的時候，爲了集中精力，閉門謝客，拒絕應酬，在自己的臥室和書房的窗臺上、書架上、壁洞裡，到處都安放了筆、刀和竹木簡，一遇到有什麼值得記錄下來的東西，就趕快隨手刻寫在竹木簡上，作爲寫書的素材。爲了寫《論衡》，王充蒐集的材料儲藏了好幾間屋子。他寫的這部書不僅觀點新穎，材料也很豐富，說服力很強。

《論衡》的主要內容是宣傳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書中對許多迷信的說法進行了批駁。當時有迷信思想的人舉了個例子，說：春秋時候有個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發現酸菜裡有一條水蛭(俗名叫螞蟥)。如果他把這條水蛭挑出來，那樣廚師就會被處死刑。他憐憫廚師，就悄悄地把水蛭和酸菜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解大便，不僅把水蛭解了出來，並且原有的肚子痛的病也痊癒了。他們說這就是“善有善報”的證明。

王充用科學的道理批判了這種荒謬的說法，他說：爲什麼楚惠王吞了水蛭能夠跟大便一起解出來呢?那是因爲人的肚子裡熱度高，水蛭受不住，熱死了，所以在解大便的時候就便出來了。至於楚惠王肚子痛的病，那是因爲他肚子裡有淤血，而水蛭正好是愛吸血的，水蛭在楚惠王肚子裡還沒有死的時候，就把肚子裡的那些淤血都吸走了。這樣，楚惠王的病自然就痊癒了。這件事情只能算是偶然的巧合，並不是什麼“善有善報”；王充對這件事的解釋，雖然並不完全符合今天的科學道理，可是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

又有一次，天上打雷，打死了一個人。有迷信思想的人又出來宣傳說：這是一個做了虧心事的人，所以雷公把他打死了，這是“惡有惡報”。王充聽到這件事情，親自跑到現場去觀察，他看到死人的頭髮被燒焦了，身上也有燒焦的臭味。於是他就解釋說，打雷的時候有閃電，閃電就是火，雷其實就是一種天火，被雷打死的人是被天火燒死的，這也是碰巧的偶然現象，天上並投有什麼雷公，更不是什麼“惡有惡報”。

王充寫的《論衡》這部書中，像這一類破除迷信、宣傳唯物主義思想的內容是很多的。《論衡》這部書，可以說是公元1世紀時候一盞智慧之光的明燈，它的光芒刺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