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傳統造船廠的技術水平不高，還不會修理西洋船，但是趙大貴覺得好的造船工人難得，而且自己做造船廠連木料去哪里買都不知道，什么人脈都沒有，因此還是頗為心動。

不過，趙大貴此行是要到香港去的，在這邊不能久待，便只在這里待三天，最后讓一位姓白的掌柜留下來辦理土地權證，收購一些造船廠，叮囑他聚攏造船業的工人和管理方面人才，趙大貴帶著大部隊繼續南下。

這位白掌柜，原先給幾位官員做過師爺，善于處理涉及官府的復雜事務，之前在上海買地的時候出過大力，才被趙大貴招進商行里大用。

因為幫大貴商行買過很多土地，在上海還有“土地爺”的外號。

坐著船，繼續到達廈門，按照之前的做法，在這里又待幾天，見過當地的英國領事，又打探這里的生意機會。

可惜的是，廈門這邊生意做得不大，也沒什么撿漏的機會，據說福州的租界也很一般，貿易額極小，什么都沒做起來，趙大貴便失了興致，很快就離開廈門，直奔香港而去。

到了香港，把船在維多利亞港停泊好，找個當地旅館，安排眾人休息，趙大貴第二天就拿著名刺去拜訪香港第二任總督德庇時。

趙大貴此時也是名聲在外的人，就是德庇時也聽過上海出了這么一位厲害的買辦，還要商談建立定期郵輪航線的時候，因此很快被德庇時約見。

這時的香港總督，實為英國在華的最有實權最高貴的官員，五個通商港口的領事，包括上海的巴富爾領事，都只是其屬下的職員而已，這與數十年后上海崛起以后的情況很不一樣。

香港的第一任總督是璞鼎查（Sir?Henry?Pottinger），其經歷也很有傳奇色彩，于1803年隨軍至印度任職，在1841年侵略阿富汗的戰爭中立下功勛，被封為男爵；

戰爭爆發后義律擅自從定海撤軍，只拿下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違背了英國女皇和外相的直接命令，才被撤職查辦，改派璞鼎查到中國做遠征軍司令；

戰爭結束后，璞鼎查就留在中國，成為香港總督，掌管香港和五個通商港口的所有事務，于1844年五月歸國，任樞密院顧問館；

之后于1847年出任開普（好望角）殖民地總督，1848年至1854年出任印度馬德拉斯總督。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璞鼎查在跟耆英談判簽署南京條約時相當強硬，但跟耆英的私交相當不錯，甚至將自己長子的名字改為耆英，也就是腓特烈.耆英.璞鼎查。

不過，這位耆英男爵的運氣似乎不是很好，在1865年登上一輛正在跑動的馬車時，不小心用自己的手槍射傷了自己，最后在悉尼的維多利亞俱樂部死亡。

再啰嗦一下他父親，香港總督璞鼎查的官運，璞鼎查退休的時候是以陸軍中將的軍銜退休的，這個職位足夠高了；

但是他的前任，義律退休的時候是以海軍上將軍銜退休；

如今的上海領事巴富爾是他的手下，做上海領事前的軍銜只是炮兵上尉，但之后多次晉升，在退休的時候是以陸軍上將退休，倒使得讓人覺得璞鼎查的官運不夠完美。

璞鼎查為英國建立了很多功勛，但為人有些保守傳統，上任做香港總督以后，對鴉片貿易商沒有給予足夠的支持，也就是說鴉片販子在通商的五口販賣鴉片的“正?！辟Q易行為，璞鼎查給予足夠的支持；

但鴉片販子私自跑到五口以外的其他地方販賣鴉片或進行走私，璞鼎查就不怎么支持，或者說并不給予足夠的重視，因此在鴉片販子圈中的名聲很快變化，也讓英國外交部非常不滿，最終在1844年五月份的時候讓他卸任歸國。

香港的第二任總督就是德庇時（John?Francis?Davis）了，按照后世的翻譯習慣，應該成為戴維斯更為合適。

德庇時的父親塞繆爾.德庇時（Samuel?Davis）是東印度公司的執行官（應該算CEO吧）和業余藝術家，母親Henrietta?Boileau是在英國避難的法國貴族家庭的成員。

德庇時是這個家庭的長子，最早是作為東印度公司往廣東派遣的書記員，于1813年來到中國，之后努力學習中文，翻譯一部叫“三與樓”的作品；

1816年作為阿美士德勛爵的隨員到過北京；

回來后在1832年成為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特別委員會主席，同時成為皇家亞洲學會的成員之一；

1833年英國政府終止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專利權，改為設立駐華商務總監，接著受人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成為第一任駐華商務總監，德庇時成為駐華商務副總監（相當于英國領事，義律在鴉片戰爭前的職務就是駐華商務總監）；

不久，律勞卑善闖廣州，與清朝官員發生沖突，使得中英關系惡化，貿易受到很大影響，本人也在澳門病室，于是德庇時成為駐華商務總監；

德庇時上任后不支持對華強硬態度，后來怡和洋行的渣甸和馬地臣等八十五位英國商人向英國國王威廉四世聯名寫信，要求罷免德庇時，改派軍人擔任商務總監，同時派軍隊過來為律勞卑報仇，最后德庇時上任僅百多天后宣布辭職，返回英國（之后的商務總監似乎都是軍人，如義律本人就是少校軍官）。

璞鼎查在任的時候，幾乎不在香港征收稅款，德庇時上任前英國政府就要求他增加香港政府財政收入，以緩解英國要向香港補貼大量資金的窘境。

于是，德庇時上認為登記戶口證，征收地稅、人頭稅（1844年普香港第一次人口調查結果是23988人，不管中國人和英國人都要交人頭稅，逼得很多中國人離開香港）、妓女稅（很總要的收入來源，大家懂得）、專利稅、財產稅等，讓人怨聲載道，成為最不受香港居民歡迎的總督。

按照南京條約，英國政府本來可以在廣州設立領事館，但清朝官府和民間都想盡辦法反對，之后英國就威脅不歸還舟山群島，導致耆英在1846年四月（舟山過幾個月后歸還）與德庇時立下協議，以后酌情讓英國人入廣州城；

英方則同意，只要清廷不將舟山群島許與外國，就會歸還舟山群島，擱置進入廣州城的要求。

這一協議出來后，廣州的反應情緒高漲，很多人組織團練與廣州的英國傳教士和商人發生沖突。

最后，1847年4月，德庇時派遣三艘軍艦和九百名士兵攻占虎門炮臺和廣州十三行；接著耆英出面調停，承諾嚴懲滋事分子，保證英國人在兩年內可在廣州設立領事館。

耆英簽署條約后知道這事情不可能完成，怕兩年后被追責，極力向朝廷要求調往其他地方，最后如愿調到別處；之后的兩廣總督徐廣縉和廣東巡撫葉名琛合力采取強硬手段拒絕英國人入城，使得德庇時任港督任內始終無法在廣州設立英國領事館。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因為翻譯問題，清朝和英國對南京條約的理解有很大分歧，英國認為按照英文版本，香港島全部割讓給英國；清廷卻以澳門作為香港的藍本，也就是要像澳門一樣，在香港建立中國官署管轄中國人。

璞鼎查時代，曾同意清廷做出妥協，也就是分享治權，讓將犯事的華人交給清廷處置，但被清廷拒絕；后來德庇時單方面宣布英國政府享有對犯事華人的治理權力，最后因為耆英一心跟德庇時搞好關系，就可恥得屈服，讓英國獲得完整的治理權力。

閑話少說，趙大貴和德庇時的見面倒是堪稱愉快。

兩人談論上海的風物，說道中英兩國之間的貿易和傳統友誼（見鬼，有這東西嗎），然后天涯海角地瞎侃，從莎士比亞到彌爾頓，再到牛頓和現任女王陛下，談得興致勃勃。

應該說趙大貴給德庇時留下的印象是不錯的，知識淵博，對西方世界也有足夠的了解，而且德庇時本人回想一下，自己到中國這么多年，能跟他談論莎士比亞、彌爾頓和牛頓等人物的中國人，似乎只有這趙大貴一個人。

怪不得巴富爾很關注這個人，德庇時心里暗自點頭。

“巴富爾跟我說過你想買幾條船，運行一條香港和上海之間的定期郵輪，這我是支持的。

只是，做這事情花費極大，還需要相當高的專業能力。

首先，開動船舶所需的水手，找好了嗎？”德庇時總督問道。

“這就是我希望總督先生和領事先生幫忙的地方。

您也知道，中國船和西洋船完全不一樣，能開西洋帆船的中國船員極少，說到更復雜的蒸汽船，就更沒有人了。

我是希望總督或領事先生幫忙招募西洋水手，或者派遣海軍里的優秀船員，幫忙培訓和指導，直至培養出一批能操控西洋船舶的中國船員為止。

這些事情需要的花費，我這邊肯定會給足的?！壁w大貴禮貌地說道。

“唔，這也沒辦法的事情。對了，如果用蒸汽船，需要用到煤炭，上海有煤炭嗎？”

“上海本地是沒有煤礦的，但是我這段時間做準備，從長江流域和大員島雞籠山那邊運來一些煤礦。

我請一些蒸汽船船長看過，他們說這些煤炭都是淺層煤礦，質量只是勉強夠用，如果可以，還是要用上深層的優質煤炭才行。

我倒是有心找煤礦經營，但這需要時間，早期恐怕只能用劣質的淺層煤炭對付了?！?

“中國的煤礦應該不少，但開采技術不行，只能用淺層的低質煤炭，極為可惜。

如果能說服貴國政府，引進英國那樣的深層開發技術，生產優質的煤炭就好了?！钡卤訒r感慨地說道，看來他在香港也沒少為煤炭的事情發愁。

很多網友認為回到古代，隨便找個煤礦開采，就能供蒸汽機使用，卻不知淺層煤炭質量差，并不特別適合蒸汽機和輪船使用，就是一些后世有名的優質煤礦，也要深層開采和挖掘才行；

如果要挖掘深層煤礦，則需要大量的投資，購買專業的挖礦設備，聘請高水平的工程師才行。

德庇時跟趙大貴聊了一會兒，皺起了眉頭，雖然之前就有所預料，但趙大貴這邊的準備實在是非常不足啊。

“要開辦定期郵輪，需要有修船廠支持，而且必須是兩邊都有。

香港這邊，倒有幾家英國造船廠，應該沒問題，但上海那邊，好像什么都沒有，但凡船舶出點事情，修理都沒法修理，你想怎么解決呢？”德庇時皺眉問道。

“唔，我手上倒有兩家中國造船廠，但里面都是中國工人，修理西洋帆船都有些困難，說到蒸汽船那就完全抓瞎了。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我就想購買必要的機械，招募工人和技術人員，在上海那邊也建立一家完全西式的造船廠，這樣就不用擔心了。

當然，我在這方面一點人脈也經驗都沒有，才需要總督先生能夠指點迷津?！壁w大貴說道，說實話對他來說，建立造船廠本身比買輪船都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