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格街兇殺案
塞壬唱的什么歌，或阿喀琉斯混在姑娘群中冒的什么名，雖說都是費解之謎，但也并非不可揣度。
——托馬斯·布朗爵士
被人稱為分析的這種智力活動，其本身就很難加以分析。我們領略這種活動僅僅是根據其效果。我們于其他諸事物中得知：若是一個人異乎尋常地具有這種智力，他便永遠擁有了一種樂趣之源。正如體魄強健者為自己的體力而得意，喜歡那些能運用體力的活動；善分析者也為其智力而自豪，樂于從事解難釋疑的腦力活動。只要能發揮他的才能，他甚至能從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感到樂趣。他偏愛猜謎解惑，探賾索隱，在他對一項項疑難的釋解中得出的結果，實在是有一種全憑直覺的意味。
解難釋疑的能力可以憑研究數學而大大加強，尤其是憑研究它那門最高深的分支；該分支因其逆運算而一直被錯誤地認為是最杰出的分析。然而計算本身并不是分析。譬如下象棋的人算棋就無須分析。由此可見，下象棋憑智力天性的看法完全是一種誤解。我現在并非在寫一篇論文，而是非常隨意地用一些憑觀察而得的知識作為一篇多少有點兒離奇的故事的開場白；因此我愿意趁此機會宣稱，較強的思考能力用在簡單而樸素的跳棋上，比用在復雜而無聊的象棋中作用更加明顯，更加見效。在象棋中各子兒皆有不同的古怪走法，并有不同的可變化的價值，而人們往往把這種復雜誤以為是深奧（不足為奇的謬見）。下象棋務必全神貫注，若稍有松懈，一著不慎，其結果將是損兵折將或滿盤皆輸。象棋的走法不僅多種多樣而且錯綜復雜，出錯的可能性因此而增多；十局棋中有九局的勝者都贏在比對手更全神貫注，而不是贏在比對手聰明。跳棋與象棋正好相反，它只有一種走法，而且很少有變化，因而疏漏的可能性很小，相對而言也無須全神貫注，對局者誰占優勢往往取決于誰更聰明。說具體一點兒，假設一局跳棋雙方只剩四個王棋，這時當然不存在疏漏之虞。顯而易見（如果棋逢對手），勝利的取得僅在于某種考究的走法，在于某種智力善用之結果。若不能更用通常的對策，善分析者往往會設身處地地去揣摩對手的心思，這樣倒往往能一眼看出能誘他誤入歧途或忙中失算的僅有幾著（有時那幾著實在簡單可笑）。
惠斯特牌一向因其對所謂的計算能力有影響而聞名，而那些智力出眾者素來愛玩惠斯特而不下無聊的象棋也為眾人所知。毫無疑問，在這類游戲中，再沒有什么比玩惠斯特更需要分析能力。整個基督教世界最好的象棋手或許也僅僅是一個最好的棋手，可擅長玩惠斯特就意味著具有在任何更重要的斗智斗法的場合取勝的能力。我說擅長，是指完全精通那些獲取正當優勢的全部渠道的牌技。這些渠道不可悉數，而且變化無窮，并往往潛伏在思想深處，一般人完全難以理解。留心觀察就能清楚記憶，就此而言，專心致志的棋手都是玩惠斯特的好手，只要他能把霍伊爾牌譜中的規則（以實戰技巧為基礎的規則）完全弄懂。于是記憶力強和照“規則”行事便普遍地被認為是精于此道的要點。偏偏是在超越規則范圍的情況下，善分析者的技藝才得以顯示。他靜靜地做大量的觀察和推斷，但也許他的牌友們也這么做，所以所獲信息之差異，與其說是在于推斷的正誤，不如說是在于觀察的質量。必要的是懂得觀察什么。我們的牌手一點兒不限制自己，也不為技巧而技巧，從而拒絕來自技巧之外的推論。他觀察搭檔的表情，仔細地同兩位對手的表情逐一比較。他估計每人手中牌的分配，常常根據每人拿起每張牌時所流露的眼神，一張張地計算王牌和大牌。他一邊玩牌一邊察言觀色，從自信、驚訝、得意或懊惱等等不同的表情中搜集推測的依據。他從對手收一墩贏牌的神態識別那張牌是否聲東擊西。總之，對手偶然或無意的只言片語，失手掉下或翻開一張牌及其伴隨的掩飾或滿不在乎，計點贏牌的墩數以及那幾墩牌的擺法，任何窘迫、猶豫、焦急或惶恐——全都逃不過他貌似直覺的觀察，都向他提供了真實情況的蛛絲馬跡。兩三個回合下來，他便對各家的牌胸有成竹，從此他的每張牌都出得恰到好處，仿佛同桌人的牌都擺在桌面上了似的。
分析能力不可與單純的足智多謀混為一談，因為雖說善分析者必然足智多謀，但足智多謀的人往往出人意料地不具有分析能力。足智多謀通常借以表現的、被骨相學家（錯誤地）歸諸某一獨立器官，并認為是一種原始的推斷能力或歸納能力，歷來是經常地見之于那些其智力在別的方面幾乎等于白癡的人身上，以至這一現象已引起了心理學者的普遍注意。在足智多謀和分析能力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種比幻想和想象之間的差別還大得多的差異，不過，兩者之間有一個非常類似的特征。其實可以看出，足智多謀的人總是沉湎于奇思異想，而真正富于想象力的人必善分析。
下面這個故事在讀者看來，多少可以說是上文一番議論的注解。
我在18××年春夏寓居巴黎期間，結識了一位名叫C.奧古斯特·迪潘的法國人。這位年輕紳士出身于一個高貴的，實際上頗有名望的家庭，但由于一系列不幸的變故，他當時已身陷貧困，以致意志消沉，不思振作，也無意重整家業。多虧債主留情，給他留下了一小部分財物，他就憑來自那份薄產的收入，精打細算地維持起碼的生活，除此倒也別無他求。實際上，書便是他唯一的奢移，而在巴黎，書是很容易到手的東西。
我與他初次相遇是在蒙馬特爾街一家偏僻的圖書館里，當時我們都在尋找同一本珍奇的書，這一巧合使我倆一見如故。此后我們就頻頻會面。他以法國人那種一談起自己的家庭就少不了的坦率，把自己的一段家史講得很詳細，我則懷著極大的興趣聽得津津有味。我對他的閱讀面之廣大為驚訝，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他熾烈的熱情和生動新奇的想象在我的心中燃起了一把火。當時，我正在巴黎追求我自己的目標，我覺得與他那樣的人交往對我來說是一筆無價的財富。我真誠地向他袒露了我的這一感覺。最后我倆商定，在我逗留巴黎期間，我倆將住在一起。由于我當時的境況多少不像他那般窘迫，他同意由我出錢在圣熱爾曼區一個僻靜的角落，租下了一幢式樣古怪、年久失修、搖搖欲墜的房子。那房子因某些迷信而長期閑置，我倆對那些迷信并未深究，只是把房子裝飾了一番，以適應我倆共有的那種古怪的憂郁。
倘若我倆在這幢房子里的日常生活為世人所知，那我倆一定會被人視為瘋子，盡管也許被視為于人無害的瘋子。我們完全離群索居，從不接納任何來客。實際上，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沒把我倆的隱居處告訴我以前的朋友，而迪潘多年前就停止了交友，在巴黎一直默默無聞。我倆就這樣避世蟄居。
我的朋友有一個怪誕的習性（除了怪誕我還能稱為什么呢），他僅僅因為黑夜的緣故而迷戀黑夜，而我也不知不覺地染上了他這個怪癖，就像染上他其他的怪癖一樣，我完全放任自己心甘情愿地服從他的奇思狂想。夜神不可能總是伴隨我們，可我們能夠偽造黑夜。每當東方露出第一抹曙光，我們就把那幢老屋寬大的百葉窗統統關上，再點上兩支散發出濃烈香味、放射出幽幽微光的小蠟燭。借著那點兒微光，我們各自沉浸于自己的夢幻——閱讀、書寫，或交談，直到時鐘預報真正的黑夜降臨。這時，我倆便手挽手出門上街，繼續著白天討論的話題，或盡興漫步到深更半夜，在那座繁華都市的萬家燈火與陰影之中，尋求唯有冷眼靜觀方能領略到的心靈之無限激動。
每當這樣的時候，我就不能不覺察并贊嘆迪潘所獨具的一種分析能力（盡管我早就從他豐富的想象力中料到他具有這種能力）。他似乎也非常樂意對其加以運用——如果恰好不是炫耀的話，他毫不含糊地向我承認這為他帶來了樂趣。他常嬉笑著向我夸口，說大多數人在他看來胸前都開著一扇窗戶，他還慣于隨即說出我當時的所思所想，作為他那個斷言直接而驚人的證據。這種時候，他顯得冷冰冰、高深莫測，兩眼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而他那素來洪亮的男高音會提到最高音，若不是他言辭的審慎和闡釋之清晰，那聲音聽起來真像在發火。看到他心緒這般變化，我常常會想到那門有關雙重靈魂的古老哲學，并覺得十分有趣地幻想有一個雙重迪潘——有想象力的迪潘和有分析能力的迪潘。
別以為我剛才所說的是在講什么《天方夜譚》，或在寫什么浪漫傳奇。我筆下已經寫出的這位法國人的言行，純然是一種興奮的才智，或說一種病態的才智之結果。不過，我最好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他在那一時期的觀察特點。
一天晚上，我倆在王宮附近一條又長又臟的街上漫步。顯然當時我倆都在思考問題，至少已有十五分鐘誰也沒吭一聲。突然，迪潘開口說了這句話：“他是個非常矮小的家伙，這一點沒錯，他更適合去雜耍劇院。”
“那當然，”我隨口應答，一開始并沒有意識到迪潘所言與我心中所思完全不謀而合這一蹊蹺之處（因為我正想得那么出神）。轉眼工夫，我回過神來，不由得感到大吃一驚。
“迪潘，”我正色道，“這真讓我難以理解。不瞞你說，我都被弄糊涂了，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覺。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正……”我故意留下半句話，想弄清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正在想誰。
“想到尚蒂耶，”他說，“干嗎說半句話？你剛才正在想，他矮小的個子不宜演悲劇。”
這正是我剛才心中所想到的問題。尚蒂耶原來是圣德尼街的一個修鞋匠，后來癡迷于舞臺，曾試演克雷比雍的悲劇《澤爾士王》中澤爾士一角，結果一番苦心換來冷嘲熱諷，弄得自己聲名狼藉。
“看在上帝的分兒上，”我失聲嚷道，“請告訴我訣竅，如果有訣竅的話。告訴我你能看透我心思的訣竅。”說實話，我當時竭力想掩飾自己的驚奇，反倒比剛才更顯詫異。
“訣竅就是那個賣水果的，”我朋友答道，“是他使你得出結論，認為那個修鞋匠個子太矮，不配演澤爾士王和諸如此類的角色。”
“賣水果的！你可真讓我吃驚。我并不認識什么賣水果的。”
“就是我們走上這條街時與你相撞的那個人，這大約是十五分鐘之前的事。”
這下我記起來了，剛才我倆從C街拐上這條大街時，的確有個頭上頂著一大筐蘋果的水果販子冷不防地差點兒把我撞倒；可我不能理解的是，這與尚蒂耶有什么關系。
迪潘臉上沒有絲毫糊弄人的神情。“我給你解釋一下，”他說，“聽完解釋，你也許就完全清楚了。我們先來回顧一下你剛才的思路，從我開口說話追溯到那賣水果的與你相撞。這段時間，你思維的主要環節是——尚蒂耶、獵戶星座、伊壁鳩魯、石頭切割術、鋪路石和那個賣水果的。”
很少有人在其一生中沒有過這樣的消遣，那就是回顧自己的思路是怎樣一步步地到達那個特殊的結論。這樣的回顧往往非常有趣，而初次進行這種回顧的人常常會驚異于發現自己最初的念頭和思路的最后終點竟會相差十萬八千里，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所以，當聽完迪潘那番話并不得不承認他所言句句是真之時，我心中當然是萬分驚訝。
他繼續道：“如果我沒記錯，我們走出C街之前一直在談馬。那是我們剛才談論的最后一個話題。當我們拐上這條街時，一個頭頂大筐的水果販子從我倆身邊匆匆擦過，把你撞倒在一堆因修人行道而堆起來的鋪路石塊上。你踩上了一塊松動的石塊，滑了一下，稍稍扭了腳脖子，你顯得有點兒生氣或不高興，嘴里嘀咕了幾聲，回頭看了看那堆石塊，然后不聲不響地繼續行走。我并非特意要留神你的舉動，只是近來觀察于我已成了一種必然。
“后來你兩眼一直盯著地面，面帶怒容地看那些坑洼和車轍（結果我看出你還在想那些石塊），這樣一直走到那條實驗著用交搭鉚接的砌石鋪地面的名叫拉馬丁的小巷。這時，你臉上露出了喜色，我還看見你嘴唇動了一動，我毫不懷疑你念叨的是‘石頭切割術’，一個非常適用于那種鋪砌法的術語。我知道，你不可能在念叨‘石頭切割術’這個詞的時候不聯想到原子這個同根詞，從而進一步想到伊壁鳩魯的原子說；因為在我倆不久前討論這個題目時，我曾向你說起那個杰出的希臘人那些模糊的推測是多么奇妙但又多么不為人所知，直到在后來的宇宙進化星云學說中得到了證實，我覺得你免不了會抬眼去望望獵戶星座中那團大星云，我當然料到你會那樣做。你果然抬眼望了。這下，我確信自己摸清了你的思路。而在昨天的《博物館報》上發表的那篇針對尚蒂耶的諷刺長文中，那位挖苦修鞋匠一穿上厚底戲靴就改了名的諷刺家，引用了一句我倆經常愛提到的拉丁詩句：
第一個字母已失去它原來的發音。
“我曾告訴過你這句詩說的是獵戶星座，現在拼作Orion，但從前拼作Urion；由于我解釋時也有幾分挖苦，我想你對此不會輕易忘記。所以這非常清楚，你不會不把獵戶星座和尚蒂耶這兩個概念連在一起。從你嘴角掠過的那種微笑我看出，你的確把它們合二為一。你想到那個怪可憐的鞋匠成了犧牲品。在此之前，你一直彎著腰在走路，可那會兒我看見你挺直了腰板。這下我肯定，你想到了尚蒂耶矮小的身材，于是我打斷了你的思路，說他——那個尚蒂耶是個非常很矮小的家伙，他更適合去雜耍劇院。”
那件事發生不久后的一天，當我倆在讀《法庭公報》的一份黃昏版時，下面一則短訊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
“離奇血案——今晨三點左右，圣羅克區的居民被一陣可怕的尖叫聲驚醒，聲音明顯是從莫格街一幢房子的四樓發出的，人們知道那幢樓房里只住著一位姓萊斯巴拉葉的夫人和她的女兒卡米耶·萊斯巴拉葉小姐。鄰人試圖以正常途徑進門未果，稍后用一根撬棍撬開大門，八九位鄰居在兩名警察陪同下入內。此時尖叫聲已停，當眾人沖上一樓樓梯時，聽出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粗野的聲音在爭吵，爭吵聲似乎從樓上傳出。當人們登上二樓時，那些聲音也聽不見了，這時整座樓房一片沉寂。人們分頭匆匆搜尋一個個房間。當搜尋者進入四樓一個朝后的大套間時（該套間房門反鎖，人們是破門而入），室內的景象令每一個人都又驚又怕。
“房間里亂七八糟，家具全被砸碎，并被扔得滿地都是。屋里只有一個床架，床墊早被拉開，拋在了屋子中央。一張椅子上擱著一把沾滿血跡的剃刀。壁爐前的地板上有兩三把又長又密的灰白頭發，頭發也沾滿鮮血，仿佛是被連著頭皮一塊扯下的。人們在地上找到四枚金幣、一只黃玉耳環、三把大銀匙、三把小銅匙，另外還發現兩只袋子，里面大約裝有四千金法郎。屋角一個衣柜的抽屜全被拉開，雖說抽屜里仍有許多衣物，但顯然已經遭到過搜劫。在床墊下（不是在床架下）發現一只小鐵箱。鐵箱開著，鑰匙還搜在箱蓋上。箱里只有幾封舊信和一些無關緊要的票據。
“屋里不見萊斯巴拉葉夫人的蹤跡，但壁爐里異乎尋常的大量煙灰使人們搜查了煙囪，（說來可怕）從煙囪里拖出了卡米耶的尸體，她原來頭下腳上地硬被人往那狹窄的煙道里塞進去一大截。尸體尚有體溫。細看可見遍體擦傷，這無疑是被塞進和拉出煙道所致。死者面部有許多嚴重的抓傷，喉部有深紫色瘀痕，并有深凹的指甲印，似乎受害人是被掐死的。
“在對該樓各處的徹底搜尋均無進一步發現之后，搜尋者來到了屋后一個石塊鋪地的小院。院內躺著老夫人的尸體，她的喉部被完全割斷，當搜尋者試圖抬起尸體時，頭與尸體分離。老夫人的身體和頭部均血肉模糊，尤其是身體早已不成人形。
“本報認為，這樁可怕的疑案目前尚無絲毫頭緒。”
第二天的報紙登載了如下詳情。
“莫格街悲劇。就這個離奇而恐怖的事件（‘事件’一詞在法國尚不含我們已賦予該詞的輕薄之意），許多相關人士已被傳訊，但傳訊結果仍未使案情明朗。現將重要證詞摘引如下：
“波利娜·迪布爾。洗衣女工，證實她認識兩位死者已有三年，其間一直為她們洗衣。那位老夫人和她的女兒似乎相處和睦，非常相親相愛。她們信用很好。說不出她們的生活方式或生活來源。認為萊夫人靠算命謀生。據說有儲蓄。每次取衣送衣，從不曾見過房子里有旁人。確信她們未雇有用人。除了四樓之外，其他各樓好像都沒有家具。
“皮埃爾·莫羅，煙草零售商，證實他將近四年來一直向萊斯巴拉葉夫人零售煙草和鼻煙。出生在該城區，并一直居于附近。死者母女倆住進那幢其尸體被發現的樓房已逾六年。此前房子被一名珠寶商租用，他曾把樓上房間轉租給三教九流。那房子是萊夫人的財產。她后來不滿意房客如此糟蹋房屋，便不再出租，自己住了進去。老夫人很傻氣。證人在六年中只見過她女兒五六次。母女倆過著一種離群索居的生活，傳聞很有錢。聽鄰里說萊夫人算命，但不相信。從不見任何外人出入那幢房子，除了那母女倆，只有一個搬運工來過一兩回，一名大夫去過七八次。
“眾證人，均為鄰居，提供了同上相似的證詞。都說不見有人常去那房子。萊夫人及其女兒是否有什么親朋好友不得而知。房子正面的百葉窗很少打開。屋后的窗戶則總是關著，除了四樓那個大套間例外。那房子是幢好房子，不算太舊。
“伊西多爾·米塞，警察，證實他于當日凌晨三點左右應召到現場，發現有二三十人正在設法進入那幢樓房。最后終于用一把刺刀——不是用撬棍，撬開了大門。撬門并不太難，因為那是一道折門或說雙扇門，上下都沒有加閂。樓上的尖叫聲直到撬門時還在繼續，隨后戛然而止。聲音聽起來像某個人（或某些人）極度痛苦的慘叫——又響又長，不是又短又急。證人率眾上樓。在一樓樓梯平臺聽到兩個發怒的聲音在大聲爭吵，一個聲音粗啞，另一個非常尖厲——一種十分奇怪的聲音。粗啞聲講的是法語，能聽出個別字眼，確信不是女人的聲音。能聽清的字眼是‘該死’和‘見鬼’。尖厲聲講的是一種外國話。不能肯定是男人還是女人的聲音。不能分辨聲音內容，但認為講的是西班牙語。該證人對那個房間和死者尸體的描述與本報昨日描述相同。
“亨利·迪瓦爾，鄰居，職業為銀匠，證實他是最先進屋者之一。總體上確證了米塞的證詞，他們一進樓房就重新關閉了大門，以免圍觀者進入，因為雖是深更半夜，觀者仍蜂擁而至。這名證人認為那個尖厲之聲是一個意大利人的聲音，認定講的不是法語。不能肯定那是男人的聲音，說不定是女人的聲音。證人不諳意大利語。不能分辨詞義，而是憑語調確信說話者乃意大利人。認識萊夫人及其女兒。曾與二位死者多次交談。確信那個尖厲的聲音不是受害的母女倆的聲音。
“奧登赫梅爾，飯店老板。該證人自愿提供證詞。不會講法語，通過譯員接受訊問。阿姆斯特丹人。尖叫聲傳出時正經過那幢樓房。尖叫聲持續了好幾分鐘——恐怕有十分鐘。聲音拖得很長而且大聲，非常可怕，非常凄慘。是最先進樓的一員。除一點不同外，其他各方面均確證了原有證詞。確信那個尖厲之聲是男人的聲音——法國男人。不能辨別詞義。聲音很大而且急促，發音長短不均勻，說話時顯然是又怒又怕。那聲音刺耳，與其說是尖厲不如說是刺耳。不能稱之為尖厲的聲音。那個粗啞的聲音不住地說‘sacré’‘diable’，還叫了一聲‘mon Dieu’。
“朱爾·米尼亞爾，銀行家，在德洛蘭街開有米尼亞爾父子銀行。證人系老米尼亞爾。萊斯巴拉葉夫人有些財產。有年春天在他銀行開了個賬戶（是八年前）。經常存入小筆款子。八年間從未取款，直到遇害前三天才親自來銀行提清全部存款，共計四千法郎。這筆錢付的是金幣，由一名銀行職員送去她家。
“阿道夫·勒邦，
米尼亞爾父子銀行職員，證實那天中午時分，由他提著分裝成兩袋的四千法郎送萊斯巴拉葉夫人回家。門開后，萊斯巴拉葉小姐出來，從他手中接過一只錢袋，而老夫人則接過了另一只。于是他鞠了一躬就告辭了。當時未見街上有旁人。那是條背街——很僻靜。
“威廉·伯德，裁縫，證實他為進入樓房的人之一。他是英國人。在巴黎已居住兩年。最先沖上樓梯的就有他。聽到了吵架的聲音。粗啞的聲音是一個法國人的聲音。當時聽懂一些字句，但現在全忘了。只記得清楚地聽見‘該死’和‘我的天哪’。當時似乎有一種幾個人搏斗的聲音，一種廝打格斗的聲音。那個尖厲聲嗓門很大，比粗啞聲更大。確信那聲音不是英國人的聲音，像德國人的聲音。很可能是女人的聲音。證人不懂德語。
“上述四名證人又經傳訊，證實發現萊小姐尸體那個套間的門當時是反鎖著的。他們到達門邊時屋內靜寂，沒聽見呻吟或其他任何聲音。破門而入后未見任何人影。套間內外間的窗都關著并從里面牢牢拴上。兩個房間之間那道門關著，但未上鎖。外間通往走道的門鎖著，鑰匙掛在門內鎖孔。四樓走道盡頭臨街的一面的一個小房間開著，門是半開半掩。那里面堆滿了舊床破箱和諸如此類的雜物。那些東西都經過仔細的搬動和搜查。整幢樓沒有一個角落不被小心翼翼地搜過。所有煙囪也都上上下下掃過。那是一幢四層樓的房子，外加閣樓（屋頂室）。屋頂上一扇天窗被釘得很死，看上去多年未曾開過。從聽到爭吵聲到撞開四樓套間門有多久，證人們眾說不一。說短者是三分鐘，說長者有五分鐘。開房門花了不少工夫。
“阿方索·加西奧，棺材店老板，證實他居住在莫格街。西班牙人。進入樓房的人之一。未上樓。膽小，怕嚇出毛病。聽到了吵架聲。粗啞聲是法國人的聲音，未能聽清說些什么。尖厲聲是英國人的聲音——確信這點。證人不懂英語，而是憑語調斷定。
“阿爾貝托·蒙塔尼，糖果店老板，證實他當時在最先上樓梯的人當中。聽到了那兩個聲音。粗啞聲是個法國人的聲音，聽清了幾個字眼，說話人好像在勸告什么人。未能聽清尖厲聲說些什么。說得急促而且音調起伏不勻。認為是一個俄國人的聲音。大體上確證其他證詞。證人是意大利人，從未與俄國人交談過。
“幾名證人再經傳訊，證實四樓各房間的煙囪都很窄小，人體不可能穿過。他們掃煙道用的是柱形掃帚，和掃煙囪人專用的掃帚一樣，該樓每一個煙囪都用這種掃帚掃過。該樓房沒有后樓梯，他們上樓時不可能有任何人下樓。萊斯巴拉葉小姐的尸體在煙囪里塞得太緊，以至他們四五個人一齊用勁兒才拖下來。
“保羅·迪馬，醫生，證實當天清晨被請去驗尸。當時兩具尸體都躺在發現萊斯巴拉葉小姐的那個房間的床架的麻布底墊上。那位年輕小姐遍體瘀痕和擦傷。她被塞進煙囪這一事實足以說明傷痕的原因。咽喉嚴重掐傷。頦下有幾處深度抓傷，并有一串顯然是指印的青黑色斑點。死者面部完全變色，眼珠突出。舌頭被部分咬穿。胸部發現一大片瘀痕，顯然是由膝蓋壓迫所致。依照迪馬先生的看法。萊斯巴拉葉小姐是被一人或數人掐死。那位老夫人的尸體支離破碎，右腿和右臂的全部骨骼都或輕或重碎裂；左脛骨和左側全部肋骨均粉碎性折斷。整具尸體可怕地瘀血變色。很難解釋這些傷害是如何造成。除非有一臂力過人之壯漢雙手揮動大木棒、粗鐵棍，或掄起一把椅子或任何又大又沉的鈍器，方能對人體造成如此傷害。女人使用任何兇器都不可能造成這種重傷。證人見到死者時，死者頭部與身體已完全分離，頭顱嚴重破損。咽喉顯然是被某種利器割斷，大概是一把剃刀。
“亞歷山大·艾蒂安，外科醫生，和迪馬先生一道被請去驗尸。與迪馬先生陳述相同，見解一樣。
“盡管還傳訊了其他幾名證人，但沒有任何進一步的重要發現。一樁案情如此神秘莫測、撲朔迷離的兇殺案，在巴黎可謂史無前例——如果這真是一樁兇殺的話。面對這一異乎尋常的奇案，巴黎警方正不知所措，處境尷尬。然而，此案目前尚無任何明顯的線索。”
該報黃昏版又發消息，說圣羅克區依然人心惶惶。那幢房子再次被仔細搜查，有關證人再次被警方傳訊，仍舊徒勞。然而消息后附加的短訊提到，阿道夫·勒邦已被逮捕入獄，除了報上已詳載過的事實之外，并未有任何證據說明他有罪。
迪潘似乎對這一事件的進展特別感興趣，至少我從他的神態中這么判斷，因為他對此事一直未加評論。直到勒邦被捕的消息公布之后，他才問我對這樁謀殺案的看法。
我只能附和整個巴黎的見解，認為這是一個不解之謎。我看不出有任何可能找到兇手的辦法。
“我們絕不能憑調查的表象來判定方法，”迪潘說，“素來因聰明而被交口稱譽的巴黎警察確實干練，但也僅僅是干練而已。除了目前所用的方法，他們在破案中毫無絕招。他們大肆炫耀有許多錦囊妙計，但并非不是常常用得驢唇不對馬嘴，以至使人想到儒爾丹先生要睡衣，以便更清楚地聽音樂。他們破案的成績常常令公眾驚訝，但那多半都是單憑不辭勞瘁的苦干。而當盡職盡責不奏效時，他們的方略也就宣告失敗。譬如，維多克是個推測的能手，也是個百折不撓的男人，但由于缺乏受過教育的頭腦，所以不斷地因過分的調查而一錯再錯。他看事物靠得太近，反而有損于他的想象力。他也許能把一兩個方面看得特別清楚，與此同時必然會忽略事物的全面。這樣，事情在他看來就顯得太深邃。真相并非總是在井里。其實對于越是重要的真知，我越認為它一定淺顯易得。其深邃在于我們去尋它的那些幽谷，而不在它被找到的那些山頂。這種錯誤的模式和原因在對天體的注視中顯得最為典型。斜眼看一顆星星——斜著眼看，即朝向星星的是視網膜的外側（比內側對弱光更敏感）——最能夠欣賞到它的璀璨，一種我們正眼看它時會相應變暗的璀璨。正眼看星星時，大部分星光實際上落在了眼睛上，可斜眼看星星，則會有一個更精確的領略。過分的深究會攪亂并削弱我們的思想。一種過于持久、過于專注、過于直接的凝視，甚至有可能使金星也從夜空黯然消失。
“至于那樁謀殺案，在我們形成看法之前，先讓我們自己來調查一番。一種能為我們提供消遣的調查。”（我認為消遣這個詞用得很怪，但沒吱聲）“再說，勒邦曾經幫過我一個忙，對此我不能忘恩負義。我們應該去親眼看看那幢房子。我認識警察局長G，得到必要的允許不成問題。”
得到允許之后，我倆立即前往莫格街。那是里舍利厄街和圣羅克街之間的一條糟糕的街道。我們到達那里已是下午較晚的時候，因為那個區離我們住的區相隔很遠。那幢房子很容易就找到了，因為在它的街對面還有許多人懷著沒有目的的好奇心在凝望它那些緊閉的窗戶。那是一幢普通的巴黎式樓房，有一個門道，門道一側是一間裝有玻璃的小屋，小屋窗上的一個滑動窗格說明那是間門房。進樓之前我們沿街而行，拐進一條小巷，然后再轉彎經過房子的后面，其間迪潘十分仔細地把那房子和四鄰周圍都查看了一遍，我看不出這番細查有什么目的。
我們原路折回，再次來到樓前，撳響了門鈴，出示了證件，警方的守衛人員讓我們進了房子。我們徑直上樓，來到發現萊斯巴拉葉小姐尸體的那個套間，兩名死者的尸體還放在那里。按常規做法，屋里仍保持著那副亂七八糟的模樣。我看到的和《法庭公報》上所描述的沒什么出入。迪潘仔細檢查了每一樣東西，連受害人的尸體也沒漏掉。然后我們查看了其他房間，最后來到屋后那個小院，整個過程一直有一名警察陪著我們。我們查完現場離開時，已經天黑。回家途中，我那位朋友進一家報館耽誤了片刻。
我已經說過，我那位朋友突發的奇思異想真是層出不窮，對他那些怪念頭，Je les ménageais ——我在英文中找不到合適的說法。他回家后拒絕談論那樁謀殺就是他的脾性。直到第二天中午他才突然問我，在兇殺現場是否觀察到什么特別情況。
他對“特別”二字的強調中有某種意味，竟使我莫名其妙地猛然一抖。
“沒有，沒有什么特別的，”我說，“至少跟咱們從報上看到的情況差不多。”
“恐怕那份《公報》還沒有領略到這樁慘案中那種異乎尋常的恐怖性，”他應答說，“不過別去管那份報紙的無稽之談。在我看來，這個謎之所以被認為無法解開，正是因為那本該使它被認為容易解開的理由，我指的是因為其特征所具有的超越常規的特性。警方感到尷尬，因為表面上毫無動機——不是說兇殺本身的動機，而是指殺人手段那么殘忍的動機。他們還大惑不解，因為從表面上看來，樓上除了萊斯巴拉葉小姐再沒發現旁人是個事實，兇手逃離現場必然被上樓者看見也是事實，而這兩個事實與眾人聽見了爭吵聲這一事實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統一。那個房間被折騰得亂七八糟，姑娘的尸體被倒塞進煙囪，老夫人的尸首支離破碎，這一切加上我剛才提到的事實以及其他我無須提及的事實，已足以使警方夸耀的聰明無法施展，使他們那份干練不能奏效。他們已陷入那個嚴重但尋常的謬誤，錯把異常混同于深奧。可正是要憑著那些超越常規的異常，理性方能摸索出探明真相之途徑，假若那途徑果真存在的話。例如在我們眼下進行的調查中，該問的與其說是‘出了什么事’，不如說是‘出了什么從未出過的事’。實際上，我將解開此謎或已經解開此謎的那種輕而易舉，與警方眼中此謎顯然不可解的看法剛好成正比。”
我盯著迪潘，暗自驚訝。
“我此刻正在等候，”他兩眼望著房門繼續說道，“我在等一個人，盡管此人也許并非本案的兇手，但他肯定與這場兇殺有幾分牽連。他可能對這場殘殺中最令人發指的那部分一無所知。我期待我的推測完全正確，因為我揭開整個謎底的希望就建立在這一推測之上。我期待那個人來這兒，來這個房間，隨時隨刻。當然，他有可能不來，但他多半會來。若是他來了，就有必要把他穩住。這兒是手槍，如果必要的話，咱倆都知道如何使用。”
我取了手槍，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是幾乎不相信自己聽到的，而迪潘還在繼續往下說，很像在自言自語。我已經談到過，他在這種時候那副心不在焉的神態。他說話的對象是我，說話的聲音也不大，但他所用的是那種通常跟老遠的人說話時所用的高音調。他的眼睛只茫然地盯著墻壁。
他說：“上樓的人所聽到的爭吵聲不是那兩個女人的聲音，這一點已被證人充分證實。這就排除了我們對是否那位老夫人先殺死女兒，然后再自殺的懷疑。我提到這一點主要是為了探討作案的手段，因為萊斯巴拉葉夫人的力氣完全不可能把她的女兒的尸體塞進煙囪并塞成其被發現時的那個樣子，而她自己身上的那種傷勢也完全排除了她自殺的可能。所以，兇殺是由第三者所為，而這個第三者的聲音便是人們所聽到的爭吵聲。現在讓我來談談有關爭吵聲的證詞，不是全部證詞，而只談證詞中的特別之處。你注意到什么特別之處沒有？”
我注意到，雖然所有證人都一致認定那個粗啞聲是一個法國人的聲音，但說到那個尖厲聲，或按其中一名證人的說法是刺耳聲，他們的認定就莫衷一是。
“那本身就是證據，”迪潘說，“但并不是證據的特異之處。你還沒有注意到奇特的地方，可這里有一點值得注意。如你所言，證人們對那個粗啞聲意見相同，在這一點他們眾口一詞。但說到那個尖厲聲，特異之處不在于他們莫衷一是，而在于當一個意大利人、一個英國人、一個西班牙人、一個荷蘭人和一個法國人試圖形容那聲音時，每個人都說那是一個外國人的聲音。每個人都確信那不是他一名同胞的聲音。每個人都沒有把那個聲音比擬成他所熟悉的任何語言的聲音，而是恰恰相反。那名法國警察認為那是一個西班牙人的聲音，而‘要是他懂西班牙語就會分辨出幾個字眼’。那個荷蘭人確信那是一個法國人的聲音，可我們發現證詞說他‘不會講法語，通過譯員接受訊問’。那個英國人認為那是一個德國人的聲音，可他‘不懂德語’。那個西班牙人‘確信’那是一個英國人的聲音，但他完全‘憑語調斷定，因為他壓根兒不懂英語’。那個意大利人認為那是一個俄國人的聲音，但他‘從未與俄國人交談過’。此外，另一名法國人與那位法國警察的說法不同，他肯定那是一個意大利人的聲音，但他不諳意大利語，而像那個西班牙人一樣‘憑語調確信’。瞧，那個聲音該有多么稀奇古怪，連歐洲五大區域的人都沒法從它的聲調中聽出點兒熟悉的東西！你可以說，那也許是一個亞洲人或非洲人的聲音。巴黎的亞洲人或非洲人都不多，但我們先不去否定這種推斷，我現在只想要你注意三點。有一位證人說那聲音‘與其說是尖厲不如說是刺耳’。有兩名證人描述那聲音‘急促而不均勻’。沒有一個證人提到從那聲音里聽出了什么字眼，像什么字眼的聲音。
“到此為止，”迪潘繼續說，“我不知道我剛才所言對你自己的理解有何影響；但我毫不猶豫地說，正是從證詞的這一部分——關于粗啞聲和尖厲聲的部分所做出的合理推斷，其本身就足以引發出一種懷疑，而這懷疑將指明進一步調查這樁疑案的方向。我說‘合理推斷’，但這并沒有充分表達我的意思。我想說的是，這種推斷是唯一恰當的推斷，而那種懷疑則是這推斷必然引出的唯一結果。但那種懷疑是什么，我暫且不表。我只要你記住，在我自己看來，那種懷疑足以使人信服地使我在調查那個套間時有一個明確的方式，一個確定的傾向。
“現在讓我們想象又回到了那個套間。我們首先該探尋什么呢？兇手逃離現場的途徑。咱倆誰也不相信超自然的怪事，這樣說一點兒也不過分，萊斯巴拉葉母女倆不會被幽靈殺害。兇手是有血有肉的，其逃離也是有形有跡的。那如何逃走的呢？幸運的是，這問題只有一種推論方法，而這種方法必然把我們引向一個明確的結論。讓我們來逐一審視兇手可能的逃路。非常清楚，人們上樓時兇手正在后來發現萊斯巴拉葉小姐的那個房間，或至少在那個套間里的另一個房間。所以，我們只需從這兩個房間去尋找兇手的逃路。警方已經全面徹底地檢查過那兩個房間的地板、天花板和墻壁。沒有什么秘密出口能逃過他們的檢查。但我信不過他們的眼睛，自己又查了一遍。所以，絕對沒有秘密出口。兩個房間通往過道的門都鎖得嚴嚴實實，鑰匙都插在房內。我們再看那些煙囪，雖然壁爐上方的煙道口也有通常的八九英尺長，但整個煙道連一只個頭稍大一點兒的貓也鉆不過去。這樣，上面所說的地方都絕對不可能成為逃路，那我們就只好來看看窗戶了。從前面那個房間的窗戶逃走不可能不被街上的人群看見。因此，兇手一定是從后面那個房間的窗戶逃走的。現在，既然我們已經如此毫不含糊地得出了這個結論，那作為推論者，我們就不應該因為看上去不可能而對它予以否定。我們只能去證明那些看上去的‘不可能’實際上并非不可能。
“那個房間有兩扇窗戶。其中一扇未被家具遮掩，整體均可被看見。另一扇的下半部分被緊靠它的床架的一頭擋住。前一扇窗戶被發現從里邊拴得牢牢實實，任何人使盡渾身力氣也休想把它提起。它窗框的左沿被鉆有一個大孔，一顆粗實的長釘十分吻合地橫插在孔內，孔外幾乎只露出釘頭。打量另一扇窗戶，可見同樣的一顆鐵釘同樣嚴絲合縫地橫插于孔內，即便用力也同樣提不起那扇窗戶。這就使警察完全相信兇手不是從窗口逃走的。所以，他們認為拔出插釘開一下窗戶是多此一舉。
“我的檢查則多少更為挑剔，這挑剔的理由我剛才已談過，因為我知道，那所有看上去的不可能必須被證明為實際上未必不可能。
“我開始沿著這思路琢磨，由果溯因。兇手準是從這兩扇窗戶中的一扇逃走的。因此，他們不可能從里邊重新拴上窗框，像后來我們所發現的那樣，由于這一事實顯而易見，警方停止了往這方面繼續追究。然而，窗框既然被拴上，那它們必有能拴上的動力。這個結論沒有漏洞。于是我走到那個沒被遮掩的窗口，稍稍用力拔出了插釘，然后試圖推上窗框。不出我所料，我用盡力氣也推不上。我這才知道窗戶肯定暗裝有一道彈簧。不管插釘的情況顯得有多么神秘，但關窗自有動力這一想法的證實，至少使我確信我的前提是正確的。一番仔細的搜尋使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個暗裝的彈簧。我按了按彈簧并滿足于這一發現，便忍住了沒有去提起窗框。
“我重新插上釘子并把它仔細觀察了一番。一個人出窗之后可以再把窗戶關上，那彈簧也會自動碰上，不過這釘子不可能重新插好，這結論很清楚，我的偵察范圍再次縮小。兇手一定是從另一扇窗戶逃走的。那么，假定兩扇窗戶的彈簧可能相同，那兩扇窗戶的插釘就一定有不同之處，至少在插法上有不同之處。我踏上那個床架的麻布底墊，仔細地看了看第二扇窗戶露在床頭板上方的部分。我把手伸到床頭板后面，很容易就發現并按動了彈簧，如我所料，那彈簧與前一扇窗戶的彈簧完全相同。我再看插釘，它和另一顆一樣粗實，插法看上去也沒什么不同，孔外幾乎只露出釘頭。
“你會說我這下迷惑了，可要是你這么認為，那你就肯定誤解了歸納推理的性質。借用一個打獵術語，我從來沒有‘失卻嗅跡’。獵物的嗅跡片刻也沒有丟失。整根鏈子不少一個環節。我已經追到這個秘密的終點，這終點就是那顆插釘。我說它在各方面看上去都與另一顆插釘沒什么不同，這是事實，但與線索就要在此終結這一重要性相比，這個事實絕對毫無意義（盡管它也許顯得非常明確）。我說‘這顆插釘肯定不對勁兒’。我伸手一拔，那釘頭連著一小截釘身隨著我的手指被拔出了鉆孔，而另一截釘身仍在孔內，原來這顆釘斷成了兩截。斷口是舊的（因為表面已經生銹），斷開顯然是由一柄榔頭的一擊造成的，那一擊也把釘頭部分嵌在了底窗窗框上。于是我小心地把釘頭重新插入我剛才抽出的孔內，它看上去又像一顆完好的釘子，看不出裂縫。我按了一下彈簧，輕輕把窗往上提開幾寸，釘頭隨著窗框上升，同時仍牢牢地嵌在孔內。我放下窗戶，那顆釘又顯得完好無損。
“到此為止，這個謎總算解開了，兇手是從床頭那扇窗戶逃走的。窗戶在兇手逃出后自動落下（或許是兇手故意關上），并由那道彈簧牢牢固定；窗戶推不上去是因為那道彈簧，警察卻誤以為是因為那顆插釘，于是認為沒必要進一步探究。
“接下來是兇手如何下樓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在和你一道繞那幢房子轉悠時就已經心中有數。離我們所說的那扇窗戶大約五英尺半的地方豎著一根避雷針。任何人從這根避雷針都不可能夠著窗口，更不用說進入窗口。但我注意到四樓的百葉窗式樣特別，巴黎木匠稱之為‘火印窗’——這種式樣現在很少采用，但常見于里昂和波爾多的一些老式建筑。這種窗樣子像普通的門（單門，而不是雙扇門），只是窗的上半部被做成花格式樣，這就可以被人當作絕妙的把手。我們所談論的那些百葉窗寬度足有三英尺半。當我們從屋后望去時，它們正半開著，這就是說，它們與墻面恰好成直角。除我之外，警方可能也查看過房子的背面，若是這樣，那他們在看那些寬寬的火印窗時（他們肯定會看），沒有注意到我說的那個寬度，或者無論如何都沒有把它作為應當考慮的因素。事實上，由于他們已先入為主地認為那窗口不可能成為兇手的逃路，他們的查看自然而然就非常草率了。然而，在我看來非常清楚，床頭那扇窗戶的百葉窗如果打開到足以與墻面成直角的程度，那它離那根避雷針的距離就不足兩英尺。還有一點也非常清楚，憑著異常的矯捷和足夠的勇氣，從避雷針進入那個窗口是可以辦
到的。要越過那兩英尺半的空中距離（我們現在假定那扇百葉窗完全敞開），盜賊可以用一只手先緊緊抓住窗上花格，然后松開抓避雷針的另一只手，再用腳穩穩地頂住墻，大著膽子用力一蹬，這樣他就可以使那扇百葉窗轉動并關上。如果我們假定當時內窗也開著，那他甚至可以順勢跳進房間。
“希望你特別記住，我剛才說要完成那么危險而困難的一跳需要異常的矯捷。我的意圖是想讓你明白，第一，從窗口進入房間也許是可能的；第二，但這是主要的，我希望你能牢記并領悟能夠完成這一動作的幾乎不可思議的敏捷。
“毫無疑問，你會用法律語言說，‘為了證明我的案例，’我應該寧可低估兇手的能力，也不該充分強調他所需要的敏捷。這在法律上是慣例，但不是推理的習慣。我的最終目標只是弄清真相。我的直接目的則是要你把下列事實并列起來：我剛才所說的異乎尋常的敏捷、那個特別尖厲（或刺耳）而且不均勻的聲音、關于那聲音的國籍眾證人莫衷一是，以及從那個聲音中辨不出一個音節。”
迪潘最后這段話使我腦子里倏地掠過一個模糊的概念，我好像隱隱約約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似乎差點兒就要恍然大悟，但最終還是無力完全理解，就像人們有時覺得自己馬上就會回憶起某事，可結果還是未能記起來。我的朋友繼續他的推理。
“你一定注意到了，”他說，“我已經把話題從逃出去的方式轉移到了溜進去的方法。我這是故意向你暗示，進出都是以同一方式，在同一地方。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室內，讓我們來看看房間里的情況。報上說那個衣柜的抽屜遭到過搜查，盡管許多衣物還留在里邊。這是一個悖理的結論。它只是一種猜測，一種非常愚蠢的猜測，僅此而已。我們怎么會知道抽屜里發現的衣物不是抽屜里本來裝的全部東西呢？萊斯巴拉葉夫人和她的女兒過著一種離群索居的生活，不會見客人，很少外出，用不著許多衣裝。抽屜里的那些衣裝至少像那母女倆所有的最好的衣裝。如果盜賊偷了衣服，那他干嗎不偷最好的？干嗎不全都偷走？簡言之，他干嗎對四千金法郎棄置不顧，卻勞神費力地去偷一堆衣裳？金幣被棄置不顧。銀行家米尼亞爾先生所提到的那筆錢，幾乎是原封不動地被發現在地板上的那兩只錢袋里。所以，我希望你從你的思維中排除動機這個錯誤的概念，即警方根據證詞中送錢上門那一部分所產生的關于動機的概念（送錢上門，收款人在收到錢三天內被謀殺），比這蹊蹺十倍的巧合在生活中隨時都悄悄地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頭上。一般說來，巧合是那種受過教育卻不懂概率論的思維者思路上的障礙。而多虧有了概率論，人類對一些最輝煌的目標之探究才獲得了最輝煌的例證。就眼下這個實例而言，假如金幣丟了，那三天前送去金幣之事實就不僅僅是一個巧合。它就可以用來證實我們所說的動機。但是，面對這個實例的真實情況，如果我們還認為金幣是殺人動機，那我們也必須想象兇手是一個躊躇不定的白癡，他居然把他的金幣連同動機一并拋棄。
“現在請牢牢記住我提醒你注意的幾點——那個奇怪的聲音、那種異常的矯捷，還有就是那么格外殘忍的兇殺卻令人吃驚地沒有動機。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殘殺本身。一個女人被一雙手掐死，然后頭下腳上地被塞進煙囪。一般的兇手不采用這種手段殺人，尤其是不會這樣處理尸體。單憑尸體被向上塞進煙囪的做法，你就得承認這里邊有超越常規的蹊蹺。即便我們把兇手視為一名最卑劣的歹徒，其做法也超越了我們對人類行為的一般概念。再想想，把尸體往一個狹窄的煙道里向上塞那么緊，以至幾個人合力才勉強拖下，這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做到！
“且讓我們來看看那股最不可思議的力量的其他跡象。壁爐前的地板上有兩三把——密密的兩三把灰白頭發。頭發是被連著頭皮一塊兒扯下的。你知道要從頭上連根拔掉二三十根頭發也得費很大的勁兒。你和我都親眼見到了那幾把頭發，它們的發根還粘著頭皮上的碎肉片（慘不忍睹）——由此可見那股勁兒有多大，說不定能一次扯掉五十萬根頭發。那位老夫人不僅僅是咽喉被割斷，而是整個頭部與身體分離，兇器卻不過是把剃刀。我希望你也注意到這暴行中殘酷的獸性。至于萊斯巴拉葉夫人身上的瘀傷，我就不多說了。迪馬先生和他那位可敬的助手艾蒂安先生已經宣布那些傷是由某種鈍器造成的，而在這一點上，那兩位先生完全正確。鈍器顯然就是鋪在后院的那些石塊，死者正是從床頭那扇窗戶被扔下后院的。不管這一點現在看來有多簡單，但警方像忽略百葉窗寬度那樣把它給忽略了，因為他們的思路已被那兩顆插釘牢牢釘死，認為窗戶絕不會有打開過的可能性。
“除了以上所說的情況，如果你現在又適當地想到了那個房間的異常零亂，那我們就已經可以把下列概念連起來了：驚人的矯捷、超人的力量、殘酷的獸性、毫無動機的殘殺、絕對不符合人性的恐怖手段，再加上一個分不清音節、辨不出意義、在幾個國家的人聽來都像外國話的聲音。這下產生什么結論了呢？我的話對你的想象力產生了什么作用呢？”
迪潘問我這個問題時，我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一個瘋子，”我說，“是一個瘋子干的，是一個從附近療養院逃出來的發了狂的瘋子。”
“從某些方面來看，”他答道，“你的猜測也不無道理。但瘋子即便在最瘋狂的時候，其聲音也和人們上樓時所聽到的那種聲音不相符。瘋人們也有國籍，不管他們的言辭多么不連貫，但通常都有連貫的音節。再說，瘋子的毛發也不像我現在手中的這種。這一小撮毛發，我是從萊斯巴拉葉夫人捏緊的手指間發現的。告訴我，你對此如何理解。”
“迪潘！”我大驚失色地說，“這種毛發太少見，這不是人的毛發。”
“我也沒說它是，”他說，“不過，在我們確認它是什么之前，我希望你看看我描出的這幅草圖。這幅草圖摹畫的就是證詞中有一部分所說的‘深紫色瘀痕和深凹的指甲印’，也就是（迪馬先生和艾蒂安先生在證詞）另一部分所說的‘一串顯然是指印的青黑色斑點’。”
“你會發現，”我的朋友一邊說一邊把那幅草圖推在我們面前的桌子上，“這幅草圖說明那雙手掐得多么牢實，沒有一點兒滑動過的痕跡。每個指頭都一直——可能一直到受害者死亡——保持在它最初嵌進肉里的位置。現在你來試試把你的手指同時摁在你所見的這些指印上。”
我試了試，可我的指頭對不上那些指印。
“我們這樣試驗也許不公平，”他說，“這張紙被攤成了平面，但人的脖子是柱形。這兒有根木柴，跟人脖子差不多粗細。把草圖包在上面，再試試。”
我又試了試，可這次甚至比剛才更顯困難。“這，”我說，“這不是人的手印。”
“那現在就來讀讀居維葉教授的這段文字吧。”迪潘答道。
那是一段從一般習性和解剖學上對東印度洋群島的褐色大猩猩的詳細描述。那種哺乳動物以其巨大的體格、驚人的力量、非凡的靈敏、異常的兇殘和愛模仿的嗜好而為世人所知。我突然間明白了那樁兇殺的恐怖所在。
我讀完那段文章后說：“這里對足趾的描述與這張草圖完全吻合。我看除了這兒提到的那種大猩猩外，再沒有什么動物的趾印能合上你畫下的指印。這撮深褐色毛發也與居維葉描述的那種動物的毛發相同。但是，我仍然不能理解這可怕之謎的一些細節。另外，證人們所聽見的爭吵聲是兩個，而其中一個被無可爭議地確認為是一個法國人的聲音。”
“不錯，那你一定記得證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那聲音里有句話是‘我的天哪！’證人之一（糖果店老板蒙塔尼）已經正確地認為那句話在當時的情況下好像是一種勸告或告誡。所以，我已經把解開此謎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了這句話上。一個法國人知曉這一慘案。可能——實際上遠遠不止可能——他在這場血腥的殘殺中是無罪的。那只猩猩說不定就是從他那里逃出的。他說不定一直追到了那個房間窗下，但由于隨后發生的使人不安的事情，他絕不可能重新捕獲那只猩猩。猩猩現在還逍遙自在。這不能再猜下去了——除了猜測，我現在還沒權利用別的名稱——因為我這些想法所依據的思考，尚未深刻到可以由我自己的理智做出估價的程度，因為我還不能自稱可以讓別人了解我的想法。所以我們就把這些想法稱作猜測，把它們作為猜測來談論。假若那個法國人真像我所猜測的在那樁暴行中無罪的話，那我昨晚在回家路上去《世界報》報館登的這則啟事，就會把他引到我們這兒來（那是一份航運界的報紙，很受水手們歡迎）。”
他遞給我一張報紙，我讀到了這則啟事：
招領——某日清晨（兇殺案當日清晨）在布洛涅樹林捕獲一體大、褐色婆羅洲猩猩。失主（據悉為一艘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一經驗證無誤并償付少量捕獲及留養費用，即可將其領回。認領處為圣熱爾曼區×街×號，請上四樓。
“你怎么可能知道那人是一名水手，”我問，“而且屬于一條馬耳他商船？”
“我并不知道，”迪潘說，“我并不肯定。不過這兒有一小根緞帶，從這式樣和油膩膩的樣子來看，它顯然是喜歡蓄長辮的水手們系頭發用的。況且這個結除了水手，尤其是馬耳他船上的水手，很少有人會打。我是在那根避雷針柱腳下拾到這緞帶的。它不可能屬于那兩位被害人，說到底，即便我憑這根緞帶就認定那個法國人是一條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這一推斷錯了，這對我在報上登的那則啟事也仍然沒有妨害。如果我真錯了，他也只會認為我是被某種表象迷惑，絕不會費神來追究。假若我對了，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那法國人雖知自己在那樁兇殺中是無罪的，但他仍會自然而然地猶豫是否回應那則啟事，是否認領那只猩猩。他會這樣來說服自己：‘我是無辜的，我窮，我的猩猩值一大筆錢，對我這種處境的人來說，算得上是一筆財產。我干嗎要因為毫無根據的危險而失去它呢？它就在這兒，伸手可及。它是在布洛涅樹林被人發現的，那地方遠離兇殺現場。人們怎么能懷疑那樁兇殺是一頭畜生所為呢？警察對此案茫然無知，他們迄今尚未找到一絲線索。就算他們查出了那頭畜生，也不可能證明我知道那場兇殺，或因為我知情就定我有罪。最重要的是，我已被人知道。刊登啟事那人就認定我是那頭畜生的主人。我不清楚他對我到底知道多少。如果我不去認領那份已經知道是屬于我而且又值一大筆錢的財產，我至少會使那畜生容易遭人懷疑。我現在既不能讓人注意到我，也不能讓人注意到那頭畜生。我要去應那則啟事，認領回那只猩猩，然后把它關起來直到事情過去。’”
這時，我們聽見樓梯上響起了腳步聲。
“準備好手槍，”迪潘吩咐道，“但沒有我的信號不要開槍，也別把槍亮出來。”
房子的大門一直開著，來人沒按門鈴就進到屋里，然后往樓梯上走了幾步。然而，他這時似乎又猶豫起來。接著我們聽見他下樓的聲音。迪潘正飛快地沖向房間門邊，此時我們又聽見他朝樓上走來。這一次他沒有打退堂鼓，而是毅然決然地上了樓，敲響了我們的房門。
“請進！”迪潘的聲音里透出高興和熱情。
進來的是個男人。他顯然是名水手——高大、魁梧、健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并不招人討厭。他那張被太陽曬黑的臉有一大半被他濃密的胡須遮住。他手里拎著根粗實的橡木棍，除此之外好像沒帶別的武器。他局促地鞠了一躬，用法語問我們“晚上好”，他的法語雖略帶幾分訥沙泰勒口音，但仍然足以聽出他原籍是巴黎。
“請坐，朋友，”迪潘說，“我想你是為那只猩猩來的。說實話，我真有點兒羨慕你有這只猩猩，一個非常漂亮的家伙，肯定也非常值錢。你看它有幾歲了？”
水手長長地松了口氣，露出一種如釋重負的神情，然后放心大膽地回答：
“我也說不清楚，但它至多四歲或五歲。你們把它關在這兒嗎？”
“哦，不，我們這兒沒有關猩猩的設備。它現在在迪布爾街一家馬車行的馬廄里，就在附近。你明天一早就能把它領走。你當然是打算領它回去？”
“的確如此，先生。”
“讓它走我還真有點兒舍不得。”迪潘說。
“我并不想讓你白辛苦一場，先生，”水手說，“我也不能那么奢望。我是誠心誠意要付一筆酬金以感謝你替我找到那家伙。這么說吧，只要合情合理，你要什么都行。”
“那好，”我朋友答道，“這當然非常公平。讓我想想！我該要什么呢？哦！我會告訴你。我要的報酬是這個。我只要你盡可能地告訴我莫格街兇殺案的全部經過。”
迪潘說最后一句話時聲音很低，很平靜。他也以同樣的平靜走到門邊，鎖上房門，把鑰匙放進衣袋。然后他從懷里掏出手槍，不慌不忙地放在桌上。
那位水手的臉驟然間漲得通紅，好像憋得透不過氣來。他驚得一躍而起，雙手緊握木棍，但很快又頹喪地坐下，渾身發抖，面如死灰。看他一聲不吭地坐在那兒，我對他不由得生出惻隱之心。
“我的朋友，”這時迪潘用溫和的口氣說，“你不用害怕，實在不用害怕。我們絲毫沒有傷害你的意思。我用一名紳士和法國人的名譽向你擔保，我們并不想傷害你。我清楚地知道在莫格街慘案中，你是無罪的。但也不可否認，你與此案多少有些牽連。從我所說的你肯定已經明白，對此案的真相我早已有了了解的渠道，你做夢也不可能想到的渠道。事情就是這樣。你沒有犯任何你能避免的錯，你當然也就無可指責。雖然你當時盡可神不知鬼不覺地盜走那些金幣，可你分文未取。你沒有什么值得隱瞞，你也沒有理由隱瞞什么。反之，你在道義上有責任把你所知道的全部和盤托出。一個無辜的人現在因被控犯有那樁兇殺罪而遭關押，只有你才能說清那樁兇殺的真正兇手。”
那水手聽完迪潘的這番話，在很大程度上定下神來，只是不再像剛才那樣大膽。
“老天做證，”他略為躊躇了一下說，“我一定把我所知道的全都告訴你們，不過，我并不指望你們能完全相信我的話，如果我那么指望，那我一定是個大傻瓜。但我是無罪的，我即便為此而送命也要說出全部真相。”
他的敘述大致如下：他不久前曾航行到東印度群島。包括他在內的一伙人在婆羅洲登陸，遠足到密林深處游覽。他與一位伙伴共同捕獲了那只猩猩。伙伴死了，猩猩就歸他一人所有。返航途中，那猩猩難以馴服的野性使他費了不少周折，但他終于成功地把那家伙帶到了巴黎，安全地關進了自己家里。為了不招惹鄰居們討厭的好奇心，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沒讓猩猩露過面，想等到猩猩腳上一處在甲板上被碎片扎破的傷口愈合后再作打算。他的最終目的是要賣掉猩猩。
就在血案發生的那天晚上，準確地說是那天清晨，當他與一些水手玩了一通回家時，他發現那畜生已闖出了與他臥室相鄰的小房間，正待在他的臥室里，在此之前，那家伙一直如他想象的那樣，十分安全地被關在那個小房間里。那猩猩拿著一把剃刀，滿臉肥皂泡，正坐在一面鏡子前試著要刮臉，毫無疑問，它曾從小房間的鑰匙孔里窺視它主人刮臉的動作。看見那么兇猛的動物拿著那么危險的武器并且能那么熟練地使用，他一時間嚇得不知如何是好。不過，他已經習慣于用鞭子馴服那畜生，即便在它獸性大發的時候，于是他又取出鞭子。那猩猩一見鞭子便猛然跳出臥室，沖下樓梯，從一扇偏巧開著的窗戶躥到了街上。
這名法國水手絕望地緊追不舍，那只還握著剃刀的猩猩不時停下來回頭看看，朝著追趕它的主人手舞足蹈，待主人快追上時，它掉頭又跑。他們就這樣追追停停持續了好一陣。當時大街上闃無一人，因為時間已將近凌晨三點。當那只猩猩順著莫格街后面的一條小巷逃竄時，從萊斯巴拉葉夫人家四樓臥室開著的窗戶射出的燈光吸引了它的注意力。沖到那幢房子背后，它看見了那根避雷針，于是它異常敏捷地順桿而上，抓住了當時完全敞開的百葉窗，憑借百葉窗的旋轉，趁勢躍上了窗邊的床頭。整個過程前后還不到一分鐘。猩猩躍進房間時，又順勢把百葉窗給踢開了。
當時那名水手是又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他這下很有希望抓住那只猩猩，因為它除了原路退回，幾乎不可能逃出它自己鉆進的那個陷坑，而它再順著避雷針桿下來則會被截獲。擔心的是，那家伙很有可能在那個房間里胡作非為。這種擔心促使那水手一直追到樓下。爬上一根避雷針柱本來不難，對一名水手來說更是輕而易舉，但當他爬到與那窗戶一般高時，才發現窗戶還隔著老遠，他根本躍不過那段距離，他所能做的就是盡量探出身子去看一看房間里的情形。這一看差點兒嚇得他從避雷針桿上摔下來。就是在那個時候，可怕的尖叫聲劃破了黑夜，把莫格街的居民從睡夢中驚醒。身著睡衣的萊斯巴拉葉夫人和她的女兒當時顯然正在整理上文提到過的那只鐵箱里的票據，鐵箱當時被推到了房間中央，打開著，里面的東西全攤在地板上。被害人肯定是背朝著那扇窗戶而坐，從那只猩猩進入房間到屋里傳出尖叫聲之間這段時間來看，母女倆當時大概并沒有立即發現猩猩，她們自然而然地以為百葉窗的響動是由于風吹的緣故。
當水手朝里看時，那只猩猩已抓住萊斯巴拉葉夫人的頭發（頭發披散著，因為她剛梳過頭），正模仿著刮臉的動作，在她面前揮舞著那把剃刀。萊斯巴拉葉小姐躺在地板上一動不動，早已嚇昏過去。老夫人的尖叫和掙扎（其間她的頭發被扯下）使也許本無惡意的猩猩勃然大怒。它有力的臂膀使勁一揮，差點兒沒完全割下她的腦袋。喉腔噴出的鮮血使猩猩的大怒變成了瘋狂。它齜牙咧嘴，眼冒兇光，撲到那位姑娘的身上，用它可怕的雙爪掐住她的脖子，直到那姑娘窒息而死。這時它瘋狂而錯亂的目光掃向床頭，認出了它主人那張幾乎嚇變形的臉，毫無疑問它還記得鞭子可怕的滋味，它的瘋狂頓時變為恐懼。自知難逃鞭子的懲罰，它似乎想掩蓋它血腥的罪行，緊張不安地在屋里跳來躥去；這下房間被弄得亂七八糟，家具被摔得七零八落，床墊也被拖離了床架。最后它先抓起那姑娘的尸體，塞進了后來發現尸體的壁爐煙囪，然后抓起老夫人的尸體，從那個窗口扔了下去。
就在猩猩拖著那具支離破碎的尸體走向窗口時，那水手嚇得縮回身子，連爬帶滑下到底，一溜煙跑回了家，生怕被那樁血案牽連。他心安理得地不再關心那只猩猩的下落。證人們在樓梯上聽見的只言片語，就是那個法國人驚嚇時發出的聲音，其間混雜著那只猩猩兇猛的叫聲。
我幾乎沒有什么可補充的了。那只猩猩肯定是在人們破門而入之前又利用那根避雷針逃出了房間。它肯定是在逃出時又把窗戶給關上了。它的主人后來把它重新捕獲，以一個很高的價錢賣給了巴黎植物園。在我們去那位警察局長的辦公室講述了事情真相（加上迪潘的一些評注）之后，勒邦隨即獲得了釋放。不管那位局長對迪潘多么有好感，他也未能完全掩飾住情況的急轉直下使他產生的懊惱，忍不住冷嘲熱諷了兩句，說什么任何人都攪和進他的公務不甚妥帖。
“讓他說去吧，”迪潘說，他認為沒有必要搭理，“讓他發發議論，這樣他心里好受些。我在他的城堡里贏了他，這我就滿足了。話說回來，他未能解開這個謎一點兒也不奇怪，絕非他所想象的不可思議，因為我們這個當局長的朋友其實多少有點兒狡詐過分而造詣不足。他的智慧之花沒有雄蕊。就像拉威耳娜女神像有頭無身，或至多像一條鱈魚只有頭和肩膀。不過，他畢竟是個不錯的家伙。我尤其喜歡他的能言善辯。他正是憑這點贏得了足智多謀的聲名。我說的是他那種否認事實、強詞奪理的本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