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兩個凡是”成了當務之急。批判者在胡耀邦的率領下，精心選擇了“真理標準”問題作為突破口。

《光明日報》終于給了“兩個凡是”以沉重的一擊。

人們驚呼“黑線”又重來

華國鋒在十一大所作的政治報告，充滿思想、理論和邏輯的混亂。正因為這樣，也就導致全國思想、理論的混亂。

于是，導致了“大批判”中的一片混亂……

前已述及，在十一大結束不久，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所載教育部大批判組文章《教育戰線上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非要以遲群筆記本上所記的話為“依據”，才敢對“兩個估計”進行批判。

這馬上就引起文藝界的連鎖反應。

眾所周知，對于教育界“文革”前17年的否定，其實是照搬《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對文藝界前17年的否定。所謂“文革”前“教育黑線專了政”，是從《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的“文藝黑線專政論”搬過來的。

此外，“文革”中批判的所謂“新聞黑線”、“出版黑線”、“公檢法黑線”、“科技黑線”、“體育黑線”、“衛生黑線”、“工交黑線”，等等，也都照搬《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的“文藝黑線專政論”。

既然批判了教育戰線上的“兩個估計”，當然也應“挖老根”——批判《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在《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有這么一段著名的“文藝黑線專政論”。一切所謂“黑線專政”，皆源于此：

文藝界在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結合。“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而這些論點，大抵都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批判過的。電影界還有人提出所謂“離經叛道”論，就是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之經，叛人民革命戰爭之道（引者注：所謂“離經叛道”論加上前面提及的“寫真實”論等七論，后來被稱為“黑八道”）。在這股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逆流的影響或控制下，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搞掉這條黑線之后，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復雜、長期的斗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

這是關系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地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占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

基于《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對全國文藝界的“左”的估計，一場“社會主義**”這才興起。這場“社會主義**”，后來改稱“無產階級**”。雖說后來“無產階級**”遠遠超出了“文化”的范疇，但最初便出自于《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所謂“文革”，就是從《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提出的“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開始的。歷史已經表明，所謂“無產階級**”，既不是“無產階級”的，也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這“文藝黑線專政論”，后來從文藝擴大到教育、出版、體育、衛生以至公安部門，造成打擊面越來越廣。

批判教育界的“兩個估計”，還算好辦：第一，對“兩個估計”只是畫了一個圈，即所謂“圈閱”——雖說在“兩個凡是”者們看來，即便是“圈閱”也不能碰；第二，最重要的是，在遲群的筆記本上找到了談話的記錄，足以否定

“兩個估計”。

《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卻大不相同。在“兩個凡是”派看來，《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可是連碰都碰不得的！

這是因為曾把《紀要》送審閱。頗為重視，親自作了11處改動。

內中最為重要的改動是在原文“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一句之后，親筆加了一句：“搞掉這條黑線之后，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在“文革”中，的這段話是用黑體字印在報刊上，是廣為人知的“最高指示”。也就是說，“文藝黑線專政論”是定的“鐵案”，萬萬翻不得！

當《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作為中央文件下發時，中央對《紀要》還寫了這樣的評語：

這次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一個高舉思想偉大紅旗的座談會。經過三次親自修改的座談會紀要，對當前文藝戰線上階級斗爭的許多根本問題，作了正確的分析，提出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是一個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

中央完全同意這個文件。它不僅適合于軍隊，也適合于地方，適合于整個文藝戰線。各級黨委應當聯系本地區、本部門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認真討論，認真研究，貫徹執行。

倒臺了，倒臺了，可是《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還是不能批判。“兩個凡是”派把《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劃為“禁區”！

內中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是“三次親自修改”的，是萬萬批不得的。何況，要否定《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再也找不到“遲群”或者什么“早群”的筆記本，找不到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被壓制”了的“指示”！

可是，既然教育領域在“文革”前17年的成績是主要的，難道文藝領域不是這樣？廣大文藝界人士理所當然要求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

據《人民日報》原總編輯胡績偉回憶，在《人民日報》發表那篇《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一文之后，就有人來《人民日報》，要求對“文藝黑線專政論”也“燒一燒”。

《人民日報》決定“燒一燒”那“文藝黑線專政論”，約請十幾位作家來報社開座談會。

但這次座談會的紀要剛見報，《人民日報》就受到來自“上面”的嚴厲批評：“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是經過三次親自修改的，怎么可以批判？你們發表這樣的文章，為什么不送中央審查？”

就在這時，《光明日報》也以《打好文藝戰線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為題，報道了文藝界人士的意見。《光明日報》不得不加了這樣令人苦笑的“編者按”：

十七年的文藝戰線，黑線是有的，這就是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這條黑線，對我國文藝事業確實有過相當嚴重的干擾和破壞。但是，總的來說占主導地位的是的革命文藝路線……

《光明日報》這一“編者按”，可以說是精心構思的。

乍一看，編者似乎也在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因為編者以為“文革”前17年“總的來說占主導地位的是的革命文藝路線”，不是“文藝黑線專政”，也就否定了“文藝黑線專政論”。可是，編者卻以為“文藝黑線”是確確實實有的，“這就是

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光明日報》這一“編者按”，為的是在文藝界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時，也能“順其潮流”，然而卻又能夠為開脫辯解，表明沒有錯！《光明日報》這一編者按一發表，在文藝界引起強烈不滿。人們驚呼，“黑線”又重來！

其實，《光明日報》這一“編者按”，跟華國鋒的政治報告一樣，充滿思想、理論和邏輯的混亂，內中的根子是“兩個凡是”。《光明日報》的編者既要批判“黑線專政論”，卻又承認“黑線是有的”，如此遮遮掩掩，無非因為“黑線”那是說過的，親筆加在《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之中……

“上面”居然對《人民日報》作了這樣的指示：“正在批教育黑線，又批文藝黑線，不能全面開花！”于是，《人民日報》只得“遵命”：批“教育黑線”的文章可以天天登，而批“文藝黑線”的文章只能兩天登一次！

此后不久，1978年第1期《紅旗》雜志發表了署名“文化部批判組”的文章，題為《一場捍衛革命路線的偉大斗爭——批判“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這篇文章名為批判“黑線專政論”，卻把“黑線”的“問題”寫了一大堆：

十七年中，文藝戰線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不斷地對文藝戰線進行干擾和破壞。但是，十七年的文藝歷史，是的革命路線戰勝修正主義路線的歷史，是無產階級文藝戰勝資產階級文藝的歷史……建國以來，在親自發動和領導下，對《武訓傳》的批判，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斗爭，直到“無產階級**”，每次都嚴重打擊了資產階級，大大鞏固和加強了無產階級的思想陣地……

在1963年和1964年對于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中，嚴厲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對文藝工作的干擾破壞……

因此，戴著“兩個凡是”的沉重鐐銬批判“四人幫”，只能陷入自相矛盾、不能自拔的境地，無法分清是非，辨不明曲直。

從批判關于教育界的“兩個估計”，到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只是打了批判“兩個凡是”的外圍戰。

隨著批判“四人幫”的深入，批判“兩個凡是”也逐漸從外圍向核心推進……

聶榮臻和陳云強調實事求是

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斗爭，變得異常尖銳。

在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五常委之中，明顯地分為兩派，即華國鋒、汪東興為一派，葉劍英、鄧小平、為一派。

華國鋒、汪東興堅持“兩個凡是”，當時的海外報刊稱之為“凡是派”；鄧小平等批判“兩個凡是”，當時海外報刊稱之為“務實派”。

中央的領導之所以明顯分為兩派，這分歧產生于如何看待，如何看待思想。

畢竟是中國從1935年遵義會議到1976年去世長達41年的領袖，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

思想，則被作為中國的指導思想──這是從七大起便載入中國黨章的。

兩派的分歧，產生的根本原因，其實在于本身的錯綜復雜，在于如何看待思想這一問題上的錯綜復雜。

說本身的錯綜復雜，是因為：一方面，如同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所言：

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另一方面，又如鄧小平所言：

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別在“**”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

鄧小平還曾具體地指出，的晚年錯誤，是“左”的錯誤，是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的，也就是從發動“反右派運動”開始的。鄧小平非常精辟地說了這么一句話：

同志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

鄧小平又給思想下了這么一個非同一般的定義：

思想是一生中正確的部分。

照鄧小平這樣說，一生分為正確和錯誤兩部分。正確的部分，是思想；而錯誤的部分，則不能算入思想范疇。特別是晚年“左”的嚴重錯誤，

不是思想。所以，鄧小平和“兩個凡是”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兩個凡是”派把所有的話，不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不論是完整的還是片言只語，全都算是思想，全都要不折不扣地執行；

鄧小平則把的話分為正確和錯誤兩部分，正確的歸入思想，而錯誤的不算是思想。

當然，說穿了“兩個凡是”派們也不是完完全全執行的每一句話、每一項指示。前已述及，華國鋒下令修建“紀念堂”、保存遺體，就是明顯違背了生前所寫下的關于火葬的話。華國鋒是出于樹立自己“忠實繼承人”這一形象的目的，下令興建“紀念堂”的。所以，“兩個凡是”派實際上是拿作為旗幟，推行自己的一整套“左”的路線。誠如鄧小平后來一針見血地所指出的那樣：

“兩個凡是”的觀點就是想原封不動地把同志晚年的錯誤思想堅持下去。所謂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同志晚年的錯誤方針辦。

也就是說，“兩個凡是”派并不是什么都按的指示去辦。“兩個凡是”派的本質，“就是按同志晚年的錯誤方針辦”。

鄧小平跟“兩個凡是”派們的斗爭，經歷了三個回合：

第一個回合，是鄧小平最初所正面強調的“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思想”。鄧小平的言外之意就是說，那些不“完整”、不“準確”的的話，不屬于“思想”。所以，不是所有的話，都要執行。所以，不能搞“兩個凡是”。

緊接著，作為第二個回合，鄧小平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實事求是，也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而“兩個凡是”則正好相反，一切從本本出發。

第三個回合，則是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就是說，的話，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凡是符合實踐的，則是正確的，屬于思想；凡是不符合實踐的，即便是親筆寫下來的，那也是錯誤的，不屬于思想。

在十一大之后，鄧小平等跟“兩個凡是”派的斗爭，進入第二回合。

“實事求是”，一時間成了中國報刊上的“高頻詞”。

1977年9月5日，聶榮臻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一文，強調了實事求是精神：

《實踐論》《矛盾論》所闡明的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的思想，是思想的哲學基礎，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重大發展，也是留給我們黨的最寶貴的理論遺產。

《實踐論》的思想，也就是實事求是的思想。實踐是第一性的，實際生活、現實事物，是第一性的，我們的一切正確思想，歸根到底，只能從實際中來，從實際經驗中來，并且必須回到實踐中去，通過實踐經驗的檢驗。《矛盾論》講的是客觀世界的矛盾及其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我們的思想要符合客觀世界，就必須實事求是地分析客觀存在的矛盾，反映客觀存在的矛盾。客觀世界充滿了矛盾，充滿了變化，我們的思想必須如實地反映這種矛盾的變化；一切正確思想，都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否則就變成形而上學。

在聶榮臻的文章發表不久，多年未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的陳云，也寫了文章，

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陳云明確地支持鄧小平，反對“兩個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