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京西賓館，成了全中國的“焦點”。中央工作會議在這里開了36天。陳云向“兩個凡是”放了一炮，震動了會議。經過艱難的斗爭，“事件”在會上終于得以平反。華國鋒、汪東興不得不在會上承認“兩個凡是”錯了。中央工作會議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預備會議。
國務院務虛會受到好評
1978年7月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國務院務虛會。會議由當時擔任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的主持。這個會議采取邊工作邊開會的方式，差不多開了兩個月，直至1978年9月9日結束。
國務院務虛會的出席者有國務院所屬各部、委、直屬局、室（組）的負責人，會議的主題是研究如何加快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國務院務虛會實行自由發言，開得生動活潑。會議觸及經濟建設領域中諸多敏感問題：尊重經濟客觀規律，反對長官意志，講求經濟效益；重視提高人民消費水平；改革工資制度，實行按勞分配；重視商品生產；加強技術引進，擴大外貿出口，靈活利用國外資金；改革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
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對中國實行多年的計劃經濟提出挑戰，反映了經濟領域強烈的改革開放意識。
國務院務虛會反映了思想觀念的巨大轉變：從過去的片面強調自力更生發展到向國外大規模借貸，由單純引進成套設備發展到吸引外資到中國開辦合資企業，由借貸發展到境外發行外債。
在1978年中國同外國簽訂了22個重點引進先進技術和成套設備項目的意向，共需外匯130億美元（1978年已簽約部分為78億美元），按照當時的美元價格約折合人民幣390億元，加上國內工程投資200多億元人民幣，共需600多億元人民幣。1978年一年中，引進已經簽約金額相當于前五年（1973~1977）成交總額的兩倍，相當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國引進累計完成總額的89.2%。這一年是建國以來技術引進規模最大、進展最快的一年，涉及十幾個國家幾百個廠商。
9月9日，在總結報告中指出：要“提高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科學研究水平和經濟管理水平，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步伐。這個目的一定要明確。要努力引進中國當前急需的先進技術”。要“搞好技術引進，努力擴大出口”。
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正確的，這是我們一向堅持的觀點。我們要解放思想，振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國務院務虛會議結束之后，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作了匯報，引起黨中央極大興趣，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都認為會開得很成功，務虛會這種形式很好。
葉劍英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建議中央開一個理論方面的“務虛會”，專門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統一大家思想。
1978年10月14日，鄧小平同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談話時也說：“葉帥提議召開理論務虛會，索性擺開來談，免得背后講，這樣好?！?
此后不久，在北京京西賓館所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便是“索性擺開來談”的會議（在這次重要會議之后還召開了專門的“理論務虛會”）……
鄧小平的建議成了“會議的中心”
北京賓館林立，賓館迎賓接客，電話號碼當然可以從電話號碼本或者“114”那里查到。然而，在北京西城，有一座規模宏大的京西賓館，卻無法從電話號碼本或者“114”那里查到電話號碼。
顯然，這是一座不對外的內部賓館。
筆者雖然因出席會議而多次住在京西賓館，但是并不了解京西賓館的歷史。這一回，為了寫作本書，筆者到京西賓館作了專門的采訪。
據京西賓館有關人員告知，京西賓館建于1964年秋，原本屬于部隊系統，有著很嚴密的保安措施。
京西賓館不僅大門口有軍人站崗，每幢樓的門口也有崗哨。
另外，京西賓館有著寬敞的走廊、大房間、大餐廳，每層樓都有幾個大小不一的會議室，可供分組討論用。在主樓之側，還有一座大會堂，可供召開大會之用。
這樣，京西賓館建成后，不光是供部隊開會，而且成了北京召開各種重要會議的場所。
在京西賓館建成之前，八大的代表是住在北京飯店。那時，每一次中央全會，也在北京飯店召開。但是，在京西賓館建成之后，中央全會如果在北京召開的話，幾乎都在京西賓館召開。每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政協開會，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往往住在這里。全體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這里大大小小的會議室則成為分組討論的會場。在“文革”中，京西賓館曾一度成為全國關注的“熱點”——“大鬧京西賓館”轟動全國。
所謂“大鬧京西賓館”，是指1967年1月19日，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碰頭會，討論軍隊里搞不搞“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陳伯達、葉群等“文革新貴”們也到會。在會上，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老帥們堅決反對軍隊里搞“四大”，跟等發生激烈爭論。在第二天的會上，葉劍英拍桌怒斥們，以至把右手掌骨震裂。徐向前在拍案時，把茶杯震落在地上……
此后不久，在1967年2月中旬，老帥們和幾位副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又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新貴”們正面沖突，被稱為“大鬧懷仁堂”。
這“兩鬧”，被合稱為“二月逆流”……
隨著“批判二月逆流”之聲震撼全國，京西賓館也就廣為人知了。
1978年11月10日起，一次重要的會議也在京西賓館舉行。
這便是中央工作會議。
這是一次歷時長達36天的極為重要的工作會議——會議閉幕式之前開了34天，在閉幕式之后又開了2天，共計36天。
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主要負責人，共212人（應出席人數為218人）。
1978年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舉行開幕式。中央主席華國鋒在開幕式上宣布了會議的三項議題：
一、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的問題，討論《關于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兩個文件。
二、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
三、討論在國務院務虛工作會上的講話。
本來，按照華國鋒所宣布的這三項議題，這次會議只是一次具體的工作會議。華國鋒最初規定的會期是半個月。
在宣布這三項議題之后，華國鋒又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
在討論上面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這就是在新時期總任務總路線指引下，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
這是新形勢的需要。列寧和都曾提出過按照形勢的需要，實現這種轉移。這是關系全局的問題，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中心。
華國鋒原本打算，花兩三天時間討論這個“關系全局的問題”，然后，即轉入他提出的三項議題的討論。
其實，華國鋒所說的這個“關系全局的問題”，這個“會議的中心”，是鄧小平在會前提出的，并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贊同。
正是鄧小平的這個提議，扭轉了這次會議的方向，使“會議的中心”轉移。
鄧小平所說的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是一件戰略性的大事，確實是“關系全局”的大問題。如果不進行這一討論，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就不可能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會議，不可能成為沖破“左”的禁錮的會議。
早在1958年初，曾經談及過這一問題。
那是1958年1月上旬，中央在杭州召開會議，討論領導生產建設的方法問題、政治與業務的關系問題、技術革命問題。在會上說：
今后思想政治戰線上的革命仍舊會有，但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
的話，萌發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意思。因為在當時，經過1957年激烈的“階級斗爭”——“反右派運動”——想在1958年轉向經濟建設——發動“大躍進”——所以產生了全黨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的想法。
很遺憾，剛想轉移全黨的工作重點，很快就被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反右傾運動”所打破。全黨工作重點仍放在“階級斗爭”上。晚年，深深陷入“左”的迷誤，他一直注重“階級斗爭”，從“反右傾”到“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到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發動那“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所以，一直把全黨的工作重點放在“階級斗爭”之上。
在粉碎“四人幫”之后，華國鋒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仍然放在“階級斗爭”上。
鄧小平首先提出了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問題，即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去。如果說，中國是一艘巨大的航船，那么，工作重點的轉移，則意味著“轉舵”，意味著從“階級斗爭”航線轉到經濟建設航線。這確實是戰略性的重大決策。
1978年9月，鄧小平從朝鮮訪問歸來之后，在視察東北三省時，便提出這一戰略性的重大決策：
我強調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鄧小平提出的這一重大戰略決策，成為中國當代歷史的轉折點。
鄧小平曾在1982年9月18日陪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金日成前往成都訪問途中，憶及1978年9月從朝鮮歸來，在東北三省的談話內容。鄧小平關于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的談話，全文如下：
我在東北三省到處說，要一心一意搞建設。國家這么大，這么窮，不努力發展生產，日子怎么過？我們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難，怎么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四人幫”叫嚷要搞“窮社會主義”、“窮”，胡說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簡直是荒謬之極！我們說，社會主義是的第一階段。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在開始的一段很長時間內生產力水平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完全消滅貧窮。所以，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則，社會主義怎么能戰勝資本主義？
到了第二階段，即高級階段，經濟高度發展了，物資極大豐富了，才能做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產，經濟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如何體現？我們干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于貧困狀態。這叫什么社會主義優越性？因此，我強調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在召開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之前，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上，華國鋒提出了那三項議題。鄧小平以為，“只有解決好思想路線問題，才能提出新的正確政策”。所以，鄧小平建議中央工作會議在討論三項議題之前，先討論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問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了鄧小平的意見。所以，華國鋒在開幕式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了會議要先進行關于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的討論。
華國鋒在開幕式的講話中，只字不提已經在全國熱烈展開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也沒有表示“兩個凡是”應該否定。實際上，這是華國鋒對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又一次采取“不表態、不卷入”的態度，引起了到會代表的不滿。
開幕式之后，中央工作會議分為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六個小組進行分組討論。
陳云作了“爆炸性”發言
剛剛開始分組討論，11月12日，陳云在東北組作了第一次發言，便使整個大會為之震動！
陳云是中國資深的政治家，他和鄧小平是當時健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成員。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對幾位中央領導人所作的題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談話中，談起領導集體形成的歷史，說了這么一段話：
我們中國現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領導集體。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云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后來又加了一個。這個領導集體一直到“**”。
鄧小平這一段話清楚說明，陳云是屬于以為首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一個核心成員。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之中，、、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都已經去世，在當時健在的只有鄧小平和陳云。
陳云在粉碎“四人幫”的行動中，曾表示堅決的支持。
粉碎“四人幫”之后，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又曾為鄧小平平反和復出，作了重要發言。由于受到華國鋒的壓制，陳云的重要發言，沒有登上會議簡報。
在十一大上，陳云沒有進入中央政治局，只是當選中央委員——其實，即便在“文革”中，陳云在九大、十大，也一直是中央委員。
這時，陳云仍住在北京北長街的老房子里。1978年7月1日，闊別多年的陳云的老秘書劉家棟去看望陳云，曾目擊這樣的場面：
1977年，鬧地震時蓋的防震棚還沒有完全拆除，上面已經空了，但鋼架還在屋內立著。架子下面有一對破舊的小沙發，沙發的白布罩已經變成暗灰色，上面盡是破洞，看上去已經用了一二十年了。一個不小的辦公桌，桌面上只有一部舊的電話機，一個臺歷，一份文件也沒有。從這些擺設中，可以看得出來，他雖然“解放”了，但還沒有安排工作，沒有事干，還在“待命”。
“待命”中的陳云，終于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發出了震驚中國的聲音，表現出他作為資深的中國政治家的勇氣。在中國政壇上沉默已久的陳云一發言，便引起全會的廣泛注意。人們驚訝地發現，陳云的話是那樣的尖銳而有分量，見解是那樣深刻。陳云以為，在實現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時候，必須做好安定團結工作，而眾多的歷史遺留問題不加解決的話，也就無法安定團結，無法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陳云在東北組發言指出：
華主席說，對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遺留的問題，應由有關機關進行細致的工作，妥善解決。我認為這是很對的。但是，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對此，中央應該給以考慮和決定。
陳云首先指出，“文革”中震動全國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一案應予平反。陳云此言，一下子引起全會關注。陳云說：
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