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要在大會上講話，準備了一個講話稿，曾先送葉劍英看。葉劍英看后，很明確地提出兩條意見：“一是‘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對鄧小平同志的估價，應把提法改變一下，為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
不久，華國鋒講話稿的起草人對葉劍英說：“您的幾條意見，我們已經向華主席反映了，對小平同志的評價已經改得很好。”
但是，出乎意料，華國鋒并不接受葉劍英的意見，在會上不按修改了的講話稿講話。他堅持不能為“事件”平反，不能為鄧小平平反。
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要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的偉大旗幟，中央對于解決鄧小平的問題和平反‘事件’問題，是堅決地站在維護的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上的，如果不這樣做，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如不這樣看，就會有損我們的旗幟。”
華國鋒還強調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決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幫’的罪行只是在于他們批鄧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幫’后繼續批鄧是為了從根本上打掉‘四人幫’及其余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
華國鋒在會上說：“現已查獲，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后攻擊我們違背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臺’，為‘四人幫’翻案。”
汪東興在會上也明確反對鄧小平復出，他說：“現在，有人提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搞錯了，要把鄧小平請出來，還要讓他當總理，說他如何如何能干。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講能力他是有一點，但錯誤更多。1975年，是想讓他當總理，可試了試，不行，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所以，最后才選定華國鋒同志做接班人……”
如此“針尖對麥芒”，足見會上斗爭的尖銳。
汪東興不讓陳云、王震他們在小組會的發言登會議簡報。
盡管如此，陳云、王震的意見在會上還是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
發人深省的是，陳云呼吁為鄧小平平反，被“兩個凡是”派用“兩個凡是”壓下去了。有人呼吁應該讓陳云參加中央領導工作，也被“兩個凡是”派用“兩個凡是”壓下去了！
汪東興搬出了當年說過的話：“陳云同志一貫右傾！”
于是，“兩個凡是”派便依據的話，壓制陳云，不讓陳云參加中央領導工作。
華國鋒步步后退
雖說在中央會議上，陳云、王震的意見未獲通過，但是關于鄧小平復出的問題已經引起廣泛的注意。在當時，對中國政局最具影響力的是華國鋒和葉劍英。葉劍英又多次找華國鋒談話，提出請鄧小平參加中央領導工作。
葉劍英對華國鋒說：“小平同志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人才。現在，黨內、軍內絕大多數同志，全國的人民群眾都要求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我們應該順應民心，順應潮流。”
另外，當時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有相當影響。也支持鄧小平，他多次跟華國鋒談話，希望早日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最初，華國鋒說：“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
華國鋒這話，比起原先堅決不同意鄧小平復出，是退了一步。他已經表示可以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只是不能“急急忙忙”。接著，華國鋒又退了一步。他說：“鄧小平出來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人們聽說華國鋒這話，諷刺道：“如今水也到了，渠也成了，就是被華國鋒筑的堤壩擋住了。”
1977年4月2日，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宣傳口的《當前宣傳要點》。
《當前宣傳要點》宣稱，要宣傳華主席是的好學生、好接班人，是他繼承、高舉和捍衛了的偉大旗幟。要宣傳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黨的基本路線偉大理論在當前的具體實踐。要宣傳凡是作出的決策，都必須擁護；凡是損害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
就在中國報刊根據中央宣傳口的《當前宣傳要點》，大力宣傳“英明領袖”華國鋒、宣傳“兩個凡是”的時候，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葉劍英及中央寫了一封信。
按照當時的慣例，信的開頭總是寫“華主席、黨中央”。這一回，鄧小平破例把葉劍英的名字也寫上去，一開頭寫著“華主席、葉副主席并黨中央”。信中寫道：
我感謝黨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幫”沒有關系這件事，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人民群眾去年清明節在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么，什么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
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如果中央認為恰當，我建議把我這封信連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發黨內。
鄧小平的信中，關鍵性的話是“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思想”一句。鄧小平提出了“準確的完整的思想”這一新概念。
鄧小平的這一新概念，是指出不能把的某一句話、某一條批示都算成“思想”。對于思想，必須“準確”而“完整”地加以理解。
鄧小平的話，也就是含蓄地批評了“兩個凡是”。因為“兩個凡是”對于的話，不論片言只語，都一概要加以遵循。
此后不久，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曾這樣談及他4月10日給中央的信的含義。鄧小平說：
我在今年4月10日致華國鋒同志、葉劍英同志、黨中央的信中，曾經提到，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我們黨的事業、社會主義的事業和國際運動的事業推向前進。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思想，損害思想。
鄧小平要求，把他的這封信印發全黨——正因為這樣，他的這封信是寫給“華主席、葉副主席并黨中央”。
葉劍英對華國鋒說，應該向全黨轉發鄧小平的信。
華國鋒于5月3日同意以中央名義轉發了鄧小平的兩封信——即1977年4月10日的信以及1976年10月10日的信。中央轉發鄧小平的兩封信，是鄧小平的很大的勝利。因為自從1976年清明節之后，全黨已經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沒有聽見鄧小平的聲音了。
中央轉發鄧小平的信，成了向全黨發出鄧小平第三次復出的訊號。
鄧小平終于重新工作
黨內要求為鄧小平平反、為“事件”平反的呼聲，越來越高。
華國鋒表示：“要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至于這“適當的時機”是什么時候，華國鋒沒有說明。
但是，面對黨內外的強大壓力，華國鋒無法再拖延。
華國鋒提出一個折中的方案：同意鄧小平出來工作，但是不同意為“事件”平反。
華國鋒聲稱：“現已查明，鄧小平與‘事件’沒有直接的關系。”
這就是說，華國鋒還是守住“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條防線，只是由于鄧小平與“事件”“沒有直接的關系”，所以可以“同意鄧小平出來工作”。
華國鋒所說的“現已查明，鄧小平與‘事件’沒有直接的關系”這句話，倒也是有來歷的……
那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不久，《人民日報》就派記者專門調查了1976年“事件”的真相。記者查明了，是當時的“四人幫”御用寫作組“梁效”，寫了所謂《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與廣場的反革命事件》，首先放出“鄧小平是‘事件’的總后臺”的謠言。于是，當時的《人民日報》也寫了《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誣指鄧小平為“事件”的“總后臺”。
《人民日報》的記者經過調查，查明當時把鄧小平打成“事件”的“總后臺”，是“四人幫”玩弄的政治陰謀。記者寫出了調查報告《“事件”中的陰謀活動》，揭露了“四人幫”的陰謀，打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發表這樣的調查報告，當然要報送中央。
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以報社領導小組的名義，向中央報送了《人民日報》記者的這一調查報告。
華國鋒和汪東興看到了這一報告，當時壓了下來。
眼下，華國鋒卻用得著這一報告了，因為報告表明鄧小平并不是“事件”的“總后臺”，這樣，可以把鄧小平跟“事件”區分開來。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并不意味為“事件”平反！
華國鋒還表示，鄧小平出來工作，要有一個前提。
什么前提呢？華國鋒派出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和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
鑫前去看鄧小平，在談話中明確提出，要鄧小平在出來工作之前寫個文件，寫明“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鄧小平理所當然拒絕了華國鋒的這一無理要求。鄧小平很堅決地說：“我出不出來沒有關系，但‘事件’是革命行動。”
華國鋒無奈，只得收回那前提。
這樣，就在中央印發鄧小平的信之后的第3天——1977年5月6日——鄧小平“出來”了！
當然，這時的鄧小平還只是“出來”而已，還沒有恢復他的一系列要職。
不久，葉劍英80壽辰，邀鄧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葉劍英生于清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即公歷1897年4月28日。照理，葉劍英的80大壽在1977年4月28日，但是他卻習慣于在當年的陰歷三月二十七日過生日，在1977年即為5月14日。
那天，葉劍英家中高朋滿座，王震、余秋里、楊成武來了，聶榮臻、徐向前來了。接著，鄧小平趕到。
鄧小平一進門，笑著說：“老帥們都在這里盛會啊！我也來祝賀。”
葉劍英馬上說：“你也是老帥嘛，你是我們老帥中的領班。”
葉劍英這句話，反映了鄧小平在老干部們心目中的地位——“領班”，也就是“領頭人”。那天，葉劍英80壽辰，點了8根壽燭。鄧小平見了，建議加上一根，變成9根，取“長久”之意。葉劍英家人立即又點上一根，葉劍英哈哈大笑起來……
隨著鄧小平的復出，華國鋒不得不對“事件”降低調子。
雖然華國鋒仍堅持“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又說：“群眾在清明節到，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這就是說，華國鋒已經承認群眾前往是“合乎情理”的了。
鄧小平第一個抨擊“兩個凡是”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定的，然而華國鋒還是同意鄧小平復出了；
“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也是定的，然而華國鋒卻已經承認群
眾前往悼念周恩來，是“合乎情理的”。
這兩件事本身，與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相矛盾。
其實，還有華國鋒所做的兩件更為重大的事件，與“兩個凡是”相矛盾：
第一，抓捕“四人幫”，就是違反“兩個凡是”。
眾所周知，從1974年2月以來，雖然對“四人幫”進行了批評，但是只是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并沒有說要打倒“四人幫”。
華國鋒在去世之后，抓捕了以“遺孀”為首的“四人幫”，顯然違背了的意愿。
第二，在華國鋒的提議下，為保存了遺體，建造了紀念堂，也是違反“兩個凡是”的。
早在1956年4月27日中央工作會議會間休息時，在秘書遞來的倡議實行火葬的折子上簽了字。1958年提出自己死后骨灰撒向大海喂魚，因為他活著時吃了很多魚。
所以華國鋒本人所作所為，也并非真正依照“兩個凡是”辦事。華國鋒所說的“兩個凡是”，無非是借的話來壓制反對的聲音。
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在與王震、鄧力群談話時，抓住了華國鋒自身的矛盾，尖銳地批判了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引者注：指汪東興和李鑫）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么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么完備、準確嘛。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他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夠給我“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鄧小平的這一談話極為重要，第一個站出來批判“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是華國鋒政策的核心，鄧小平一出來，就指出了華國鋒的要害問題。
秦基偉（1988年~1993年擔任國防部部長）作為高級干部，曾這樣談及當時看了中央轉發的鄧小平兩封信之后的思想認識轉變過程：
六年前（引者注：秦基偉的文章發表于1983年）當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思想這個問題，尖銳地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的時候，我們雖然也感到非常重要，非常深刻，針對性很強，但畢竟只是從指導當時工作的現實意義上考慮得多，對它的重大理論意義和深遠影響認識得很膚淺。經過反復的學習和多年的實踐，尤其是聯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勢的迅速發展和巨大變化，認真加以思考，才逐步意識到小平同志當時提出這個問題，是透過復雜的現象，一針見血地點破了多年來存在于我國政治生活中的癥結，高屋建瓴地抓住了十年內亂中最關鍵、最根本的問題。這確如一聲霹靂，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使大家茅塞頓開，成為全國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先聲。
盡管鄧小平一出來就向“兩個凡是”發起抨擊，但是華國鋒那時還戴著“英明領袖”的光環，“兩個凡是”還占著統治地位，要推倒“兩個凡是”，還必須經過一場曲折而艱巨的斗爭。
也就在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在談話中，還提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著名口號。鄧小平明確地指出：
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