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以其快捷的傳播速度，在電視還很不普遍的年月，顯得非常重要。《人民日報》則是中央機關報，是中國輿論界的“帶頭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當時，不論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還是《人民日報》，都在“輿論總管”姚文元的嚴密管轄之下。在這些重要的新聞傳媒，姚文元都安插了自己的羽翼。盡管姚文元已經(jīng)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幫”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獲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廣播，只消幾分鐘，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了。

須知，當時僅僅拘捕了“四人幫”以及毛遠新，“四人幫”還有眾多的幫派骨干在各地，還在各個部門。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幫”的基地，那里的“四人幫”幫派骨干，正在摩拳擦掌、調(diào)兵遣將，要求“同志擔任中國主席”……

葉劍英最初的打算是嚴密封鎖拘捕“四人幫”的消息，先保密兩個月，不讓外界知道。“先保密兩個月”，顯然是為了爭取時間，逐步解決各地、各部門的“四人幫”幫派骨干。

葉劍英說，這是按照“跑時的辦法辦”。所謂“跑時”是指1971年9月13日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當時封鎖了消息，實行嚴格保密。葉劍英這時打算采用當年的辦法。

葉劍英選擇了他最信得過的將軍，去完成這兩項重大使命──奪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的領導權(quán)。耿飚這人，在《選集》第四卷《關于平津戰(zhàn)役的作戰(zhàn)方針》一文中，這么提到他：

我華北楊羅耿兵團以九個師包圍三十五軍三個師，是絕對優(yōu)勢。

所說的“楊羅耿兵團”，也就是楊得志、羅瑞卿、耿飚所領導的兵團。這個兵團是1947年7月在晉察冀新組建的野戰(zhàn)軍，司令員為楊得志，政治委員是羅瑞卿，而耿飚為參謀長。

楊得志曾這樣談及他的“老搭檔”耿飚：

我和耿飚同志相識多年了，我倆都是湖南醴陵人。長征到達哈達鋪，紅一團改編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陜甘支隊一大隊，我任大隊長，他任參謀長。從此以后，在晉察冀野戰(zhàn)軍、在華北野戰(zhàn)軍二兵團、十九兵團，參加平津戰(zhàn)役、打太原、攻蘭州，進軍大西北到寧夏，直到抗美援朝出國作戰(zhàn)前期，我們一直在同一個單位，而且一直是我任司令員，他任參謀長。耿飚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參謀長，他那過人的記憶力和大戰(zhàn)之中清醒的頭腦，是許多老同志所稱贊的。

耿飚在1925年加入中國青年團，1928年轉(zhuǎn)入中國。

此后他擔任過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三軍師干部教導隊隊長，第一軍團團參謀長、團長、師參謀長。在兩萬五千里長征時，耿飚是前衛(wèi)部隊紅四團團長。在抗日戰(zhàn)爭中，他擔任八路軍129師385旅副旅長兼副政委和參謀長。1944年后，擔任晉察冀軍區(qū)副參謀長。

耿飚和葉劍英結(jié)下深厚友誼，是在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之后：1946年1月，葉劍英作為“軍調(diào)處執(zhí)行部”的代表前往北平，耿飚擔任方面交通處處長、副參謀長，與葉劍英共事。所以，耿飚成了葉劍英的老部下。那時，耿飚隨代表團住在北京飯店，而葉劍英則住在東華門附近的翠明莊。精明的耿飚居然在葉劍英住處發(fā)現(xiàn)了國民黨特務埋在地毯下的竊聽器。葉劍英把國民黨代表約到翠明莊來，耿飚當場掀開地毯，挖出竊聽器，使國民黨代表十分尷尬……

在國共和談破裂之后，耿飚出任第19兵團副司令兼參謀長，作為“楊羅耿兵團”的三巨頭之一，轉(zhuǎn)戰(zhàn)華北、西北。耿飚是正兒八經(jīng)的將軍，可是，后來耿飚卻奉命“改行”，去當外交官了。他先后擔任了中國駐瑞典、巴基斯坦、緬甸大使，外交部副部長。

在“文革”中，耿飚被打入“牛棚”。

當九大即將召開時，外交部的黨員們選耿飚為九大代表，可是外交部卻有人借口耿飚尚在“牛棚”，還在接受“審查”，把耿飚的名字從代表名單中劃掉。此事被周恩來獲知，報告，同意把耿飚列入九大代表名單。這下，耿飚也就結(jié)束了“牛棚”生活。

于是，在1969年5月，耿飚被任命為駐阿爾巴尼亞大使。

1971年1月，耿飚因病回國休養(yǎng)。病愈后，經(jīng)周恩來提議，任命耿飚為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部長。

耿飚為人正直，上任不久，便得罪了。

本來，跟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沒有什么工作聯(lián)系。一樁小事，使她領教了耿飚的脾氣：此人，頗愛攝影，又愛出風頭。她想在《人民畫報》上開一個她的攝影專欄，不斷發(fā)表“峻嶺同志”的攝影作品。“峻嶺”，也就是的筆名。

《人民畫報》是以多種文字向世界發(fā)行的雜志，屬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又屬外文局領導，而外文局則歸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管轄。由于的地位特殊，《人民畫報》打了報告向外文出版社請示，外文出版社把報告轉(zhuǎn)到外文局，外文局上報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也就到了耿飚手中。耿飚認為，《人民畫報》無此先例，企圖憑借她特殊的政治地位破例，不行！

消息飛快地傳進的耳朵。為此大大地生了耿飚的氣，以致有一回在春節(jié)團拜會上，逐一與參加團拜的領導人握手，等見到耿飚時卻一扭頭！站在耿飚旁邊的發(fā)覺了這一“細節(jié)”，問起耿飚來，方知為了《人民畫報》的事，對耿飚竟一直耿耿于懷……

當然，《人民畫報》的事，只是小事一樁罷了。在看來，耿飚和外交界的姬鵬飛、黃鎮(zhèn)一樣，都是“周恩來的人馬”。所以，對他們很惱恨。在粉碎“四人幫”的緊急時刻，葉劍英急調(diào)耿飚這位有著多年“文官”經(jīng)歷的武將。

耿飚后來在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憶錄》中這么寫及：

（1976年10月）6日晚上8點來鐘，我家中的紅機子電話鈴響了，是華國鋒本人的聲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車，迅速趕到中南海懷仁堂。

一進中南海西門，我見到崗哨比平時增多了，有一種緊張的氣氛。走進懷仁堂，看見華國鋒、葉劍英同志正與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吳忠等在交談。

這時我才知道，華國鋒和葉劍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數(shù)同志同意后，已對、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干實行隔離審查。

華國鋒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務：“你和邱巍高（北京衛(wèi)戍區(qū)副司令員）到中央廣播事業(yè)局去，要迅速控制住電臺和電視臺，不能出任何差錯，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葉帥鄭重囑咐我：“要防止發(fā)生混亂，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華國鋒同志問我：“你要不要帶支手槍？”

“手槍不必帶了，”我說，“但是須有你的手令。”

他說：“好！”當即提筆給當時的廣播事業(yè)局局長鄧崗寫了一道手令：“鄧崗同志：為了加強對廣播、電視的領導，中央決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請你們接受他倆的領導，有事直接向他們請示。華國鋒。10月6日。”

“光我們兩個去還不行，”我說，“請你把守衛(wèi)廣播事業(yè)局的警備一師的副師長找來，和我們一起去。”

出發(fā)前，華國鋒同志對我說：“一切交給你去辦了。總的原則是可以采取處理事件的辦法，內(nèi)部已發(fā)生了變化，但外面不要讓人看出異常來。”

我、邱巍高和警備一師副師長王甫三個人到達廣播大樓時已將近晚上10點鐘了。

我們從警備部隊中挑選了20名戰(zhàn)士。

我?guī)е?0名戰(zhàn)士直奔局長鄧崗的辦公室。

他看完華國鋒手令，好久不說話。我見他在思索猶豫，就對他說：“你如果想給姚文元打電話請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話中的含義，連忙說：“沒必要了。”

我接著說：“那好，請你把領導班子的人統(tǒng)統(tǒng)找到你辦公室，就說有事要商量。”

鄧崗召集來的廣播局核心小組成員有11位，在這個會議上，我把華國鋒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點40分，鄧崗又召集各部門領導的緊急會議，傳達了中央的指示。

接著，我給華國鋒同志打電話報告：“已經(jīng)控制住了，領導人都在我這里，你放心。”

據(jù)邱巍高同志后來告訴我，他當時作了四項布置：第一是控制電臺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機房、制高點等，加強了崗哨

和驗證；第二是保持電臺秩序的穩(wěn)定，內(nèi)緊外松，不要讓別人看出異常來；第三是保證所有進駐人員的安全；第四是對警備部隊進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廣播事業(yè)局內(nèi)部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廣大干部和群眾對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衷心擁護和非常高興的。個別人思想上比較緊張，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們奉命奪回在這個重要宣傳陣地的領導權(quán)，總的來說比較順利，取得了這場特殊戰(zhàn)斗的重大勝利。后來有的文章說耿飚帶了多少軍隊去占領電臺，其實這是誤傳。14日，黨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我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任務，

隨后撤離了中央廣播大樓。

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央文獻研究室同志的采訪時，也回憶了1976年10月6日那個不平常夜晚的不平常經(jīng)歷，其中有的細節(jié)是《耿飚回憶錄》中所沒有的：

我正在家等著，華國鋒果真來電話了，要我馬上到懷仁堂去。我知道開始行動了，放下電話就往懷仁堂趕。大概是9點左右到的，一看葉帥也在那里。我問：“解決了嗎？”葉帥點點頭：“已經(jīng)解決了。”我高興地說：“太好了！”華國鋒走過來說：“斗爭剛開始，還不能太樂觀。”于是，他就讓我去占領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葉帥伸手指著我，嚴肅地叮囑道：“快去！一定要趕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問：“人呢？我?guī)дl去呀？”華國鋒說：“我這里沒人，等一會兒衛(wèi)戍區(qū)的邱巍高同志和你一塊去。怎么接管，你倆想辦法。”說完，他又俯在桌上寫了張條子，遞給我說：“你把這個交給鄧崗，就說這是中央的決定。”我接過紙條看了看，上面寫的大意是：鄧崗同志：為了加強廣播電臺的領導，現(xiàn)派耿飚同志前來負責電臺工作，你們要服從他的領導。最后是華國鋒的簽名。僅僅就這么幾句話。向我交代完任務，華國鋒和葉帥就出去了。不一會兒，北京衛(wèi)戍區(qū)副司令邱巍高來了。我把中央決定接管電臺的事簡單說了一遍。隨后我問：“你帶武器沒有？”他說：“沒有。”我說：“不帶槍不行，你馬上找兩支手槍，咱倆一人一支。”他答應一聲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著兩支手槍回來。

我倆把槍挎在身上。邱巍高有些擔心地問：“就咱們倆人行嗎？”我問：“你下面有部隊沒有？”他說：“衛(wèi)戍區(qū)在電臺大樓有一個營。”我又問：“這個營屬于哪個團？”他說：“三團。”我說：“你馬上把這個團的團長找來，讓他

跟我們一塊行動。”于是，邱巍高又立刻打電話把一個姓王的團長找來了。我一看時間不早了，就帶著他們兩人乘一輛吉普車，直奔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車上，我把考慮好的行動方案說了一下，他倆都同意。

近10點鐘，我們趕到了電臺大樓。那個王團長先把警衛(wèi)營的營、連、排干部全部召集起來，下令聽從我指揮。我就說中央最近得到情報，有一伙特務要破壞電臺大樓，我們要提高警惕，加強保衛(wèi)。從現(xiàn)在起，沒有我簽發(fā)的通行證，誰也不許出入電臺大樓。大伙一聽，情緒都很高。我挑選了20名戰(zhàn)士，10名由邱巍高帶著控制直播室，我?guī)е硗?0名戰(zhàn)士直奔黨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鄧崗在值班，這個人我認識，在延安的時候曾一起在抗大學習過。

“**”中，他也被打成走資派，我們又一塊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1974年四屆人大召開以后，由周總理提名他才出任廣播事業(yè)局局長。雖然他工作兢兢業(yè)業(yè)，謹慎小心，唯恐出一絲差錯，但姚文元對他仍很排斥，公開聲稱要“撤換”他。我走進辦公室來，鄧崗站起來吃驚地望著我，我就把華國鋒寫的那張紙條交給他。他仔細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著，似乎仍不明白發(fā)生了什么事。我就說：“派我來這里主持工作是華總理和中央的決定，你要不相信想打電話向姚文元請示也可以。但不許出去，電話就在這里打。”

他扭頭看了看守在門口的兩名衛(wèi)兵，勉強笑笑說：“我不打電話，沒有什么要請示的，我服從中央的決定。”

我說：“那好，那你就把電臺的黨委成員，各部室主任全部找來，先開個緊急會議。”鄧崗照我說的辦了。等把這些人都召集到會議室以后，我又在會議室門口放了兩名衛(wèi)兵，任何人只許進不許出。我對他們別的沒有講什么，只宣布說，我和各位一起在此辦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內(nèi)，你們誰也不許離開這間屋子。吃飯、喝水，部隊的同志會給送來。你們都明白了？

這些人都忙不迭地連聲說：“明白了！明白了！”

就這樣過了3天。一看情況還不行，我說，還要加兩天。一共關了5天。

到第6天，我就允許一部分黨委委員回家了。臨走之前，我對他們說：“這幾天這里發(fā)生的事，你出去以后一個字也不準說，誰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來，什么后果我不說你們也該懂得。”這些黨委委員都點頭表示：“我們懂！我們懂！”

從10月6日晚上開始，我和電臺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這十幾天內(nèi)，我鞋襪不脫，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個盹。

華國鋒和葉劍英是在和耿飚談話之后，這才乘上紅旗牌大轎車從中南海懷仁堂駛往玉泉山的。

耿飚只過了十幾天“鞋襪不脫”的生活，而葉劍英原定是“保密兩個月”。內(nèi)中的原因便是本書一開頭就寫及的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韋德在1976年10月12日捅破了那層窗戶紙，于是全世界都知道“毛的遺孀被捕”，葉劍英再也無法保密了……

遲浩田奉命進駐《人民日報》

在耿飚奉命進駐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同時，葉劍英和華國鋒選派遲浩田將軍緊急接管《人民日報》社。

遲浩田是北京軍區(qū)副政委。當時他正在唐山指揮抗震救災，突然接到葉劍英的電話，說是派出專機接他立即回北京。

《人民日報》是中國第一大報，是中央的喉舌。

眾所周知，中國的“反右派運動”，是從1957年6月8日開始的。這一天，《人民日報》發(fā)表了著名的社論《這是為什么？》，打響了“反右派運動”的第一炮。

據(jù)吳冷西回憶，就在《人民日報》發(fā)表這篇社論的前一天——1957年6月7日——通過秘書胡喬木約他談話：

（在談了一通別的事情之后）話題一轉(zhuǎn)，直截了當?shù)貙ξ艺f，今天找你來，主要不是談這些，而是中央想調(diào)你去《人民日報》主持編輯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話題這么一轉(zhuǎn)，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喬木通知我去主席處談話時也沒有透露半點消息。所以我當時沖口而出說了一句話：“我毫無思想準備。”

遵照的指示，吳冷西取代鄧拓，主持《人民日報》筆政──因為早已不滿于鄧拓，批評他是“死人辦報”。

對于《人民日報》來說，1966年6月1日又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這天，《人民日報》發(fā)表了著名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表明正式號召開展“**”──雖說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發(fā)出了關于“**”的《通知》，但是正式見諸《人民日報》，則是從1966年6月1日這篇社論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