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辛辣地諷刺道：“那還討論什么？我們改一個字，不就等于少閃了一道金光嗎？”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閉幕式上講話。這是鄧小平結束了一年多的“沉默”，第一次在中央全會上發表講話。

鄧小平又一次強調了要以“準確的完整的思想”作為指導方針，實際上也就是批判了“兩個凡是”。鄧小平指出：

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否定思想，說“老三篇”就代表了思想。還把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這是對思想的嚴重歪曲，極不利于我們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極不利于國際運動。

……

我們可以看到，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思想，而必須從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四人幫”，特別是所謂理論家張春橋，歪曲、篡改思想。他們引用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語來騙人、嚇唬人。我們要真正地領會思想。就一個領域、一個方面的問題來說，也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思想。

1977年7月30日晚，在萬眾矚目下，鄧小平出席了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閉幕式。這是鄧小平在第三次復出后，頭一回在群眾場合露面。鄧小平一邊抽煙，一邊看足球賽，顯得很自在。鄧小平喜歡看足球賽。那一個夜晚，鄧小平在愉快的氣氛中度過。

鄧小平向“兩個估計”開了一炮

鄧小平剛剛恢復職務之際，華國鋒身兼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手握黨、政、軍大權。葉劍英主管軍隊。汪東興主管組織、宣傳、公安。鄧小平則自告奮勇主管科學和教育，如同他自己所說：“我知道科學、教育是難搞的，但是我自告奮勇來抓。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

確實，“科學、教育是難搞的”。尤其是鄧小平剛剛復出，許多人對他還投以懷疑的目光。

就在這個時候，那部充滿“左”味、宣傳與“舊教育”決裂的影片《決裂》，居然仍在全國上映。這部影片本是“藤”上的“瓜”，拍攝于“文革”年月。這時，還在那里散布“左”毒，否定知識，否定知識分子。

也就在這個時候，《人民日報》社的《情況匯編》，又放了一炮：

那是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會議期間，《人民日報》派了記者去，卻被轟了出去！

為什么要轟走《人民日報》的記者呢？因為在這個會上，許多人談到，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是錯誤的，不能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界說成是被一條“教育黑線專了政”，不能把“文革”前17年培養的學生說成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人民日報》記者敏銳地抓住這一情況，進行調查。記者找了六位當年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人，開座談會，了解當年的《紀要》是怎樣寫成的？經過了解，這份《紀要》是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國教育會議的產物，由遲群主持起草，張春橋、姚文元定稿，經審閱，于1971年8月13日由中央批轉。

《紀要》是一份全面系統地闡述教育方面的“左”傾觀點并一系列“左”傾措施的錯誤文件。《紀要》中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實際的“兩個估計”：

一、從1949年到“文革”開始的1966年，這17年“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

二、大多數教師和1949年后培養的大批學生“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這“兩個估計”，實際上是《同志委托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對文藝界“左”的估計的翻版。

由于這“兩個估計”是經審閱同意的，按照“兩個凡是”，誰都不敢碰。

《人民日報》記者調查這件事，觸怒了招生會議的主持人。于是，下了“逐客令”。

《人民日報》記者把有關情況寫成“內參”，發表在《情況匯編》上。

鄧小平看了《情況匯編》，認為必須推倒“兩個估計”！因為如果不推翻這“兩個估計”，簡直沒有辦法抓教育革命。別人不敢碰那個《紀要》，鄧小平敢碰！鄧小平幾次跟方毅、劉西堯、雍文濤、李琦談話。

鄧小平認為，非推翻這“兩個估計”不可。鄧小平復出不久，便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這個座談會，是由國務院副總理方毅主持召開的。方毅是在1978年3月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全國科教工作的。據當時擔任方毅秘書的郭曰方在接受筆者采訪時回憶，在1977年最熱的日子里——8月6日至8月8日——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方毅請了30位老科學家到人民會堂，出席座談會。參加會議組織工作的是吳明瑜、劉道玉（后來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明庭華（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主任）。

郭曰方記得，座談會的前兩天，鄧小平只是坐在那里仔仔細細地聽，偶爾插問或者插話。

科學界是“文革”的“重災區”。科學家們很激動地談著，談自己的心里話。他們談到了科學界的一系列問題，談到科學界的冤假錯案，談到“四人幫”在科學界的倒行逆施。有的科學家流下了激動的熱淚。

會議的最后一天，即8月8日，鄧小平在座談會上作重要講話。郭曰方記得，當時鄧小平手中并無講稿，一口氣講了3個小時，講得非常深刻。根據鄧小平的講話記錄，整理成《關于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后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鄧小平談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于17年的估計問題”。鄧小平明確指出：

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向是紅線。應當肯定，十七年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在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現在差不多各條戰線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國以后我們自己培養的，特別是前十幾年培養出來的。如果對十七年不作這樣的估計，就無法解釋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鄧小平的話，在中國教育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因為在當時，仍然充滿對于“無產階級**”的謳歌，充滿著對“兩個凡是”的膜拜，也就充滿著對于“文革”前17年的否定。

盡管經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仍不避“右傾翻案”之嫌，充分肯定了“文革”前的17年。

鄧小平8月8日的談話，頓時廣為流傳，被人們稱之為“八八談話”。

“八八談話”，很明確地否定了“兩個估計”。鄧小平并不因為《紀要》是圈定而不敢否定。鄧小平堅定地批判“兩個凡是”，理所當然地要批判“兩個估計”。在鄧小平看來，《紀要》必須否定，是因為“兩個估計”不符合中國教育戰線的實際情況。

后來，鄧小平又舉他自己以及“事件”為例，批駁“兩個凡是”，批駁《紀要》：

《紀要》是同志畫了圈的。同志畫了圈，不等于說里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1976年“事件”中關于我的問題的決議，同志也是畫了圈的。“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說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說我是“事件”的后臺，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紀要》引用了同志的一些話，有許多是斷章取義的。

《紀要》里還塞進了不少“四人幫”的東西。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思想的體系。我提出這個問題，可有人反對哩！

大家知道，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應該準確地完整地理解它的體系。對思想就不這樣？也應該如此嘛，否則非犯錯誤不可。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哲學思想的精髓。

盡管鄧小平已經說得如此明確，可是，在當時連“事件”都未公開平反，

人們未敢聽進鄧小平的話。不少人生怕跟了鄧小平，又會“犯錯誤”——對于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人們還記憶猶新，還心有余悸。對此，鄧小平心中也很明白。他很直率地說：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

不錯，人們被“文革”整怕了，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反怕了，膽子越來越小，生怕犯錯誤。由于《紀要》是圈閱過的，人們走不出這個“圈”。

教育部的“大批判組”，終于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著手起草《教育戰線上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

主持這篇文章起草工作的是羅勁柏，文章寫好后，經胡喬木修改定稿。

這篇文章當時交《紅旗》雜志發表。《紅旗》雜志起初未敢發表。后來，由于考慮到文章中有這么一段“重要依據”，這才同意發表：

“四人幫”的“兩個估計”，與1971年對“**”前教育戰線情況和知識分子情況的估計完全相反。“四人幫”長期嚴密封鎖了的指示，同的指示唱對臺戲，直到他們的滅亡……

的指示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計不要講得過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了錯誤的路線，不是大多數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數知識分子還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執行封資修路線的還是少數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還是認得的，就是愛面子。當人的面不認，背地里還是認嘛，只不過有資產階級思想，過后還是認的。

三、高教六十條。總的還有它對的地方嘛，難道就沒有一點對的地方？錯誤的要批，批它錯的東西。人家是教師，還要尊重他嘛。一講不對就批評，哪能都講對呀，講不對沒關系，講錯了沒關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講對，不可能嘛！

這篇文章把“兩個估計”，說成是“四人幫”的，而且稱“兩個估計”與的估計“完全相反”。所以，文章只是著眼于批判“四人幫”，不僅只字不提《紀要》是經“圈閱”，而且把寫成根本不同意“兩個估計”！

這樣，文章借助于首次公布了關于教育戰線的那段“最高指示”，這才壯起膽來批判“兩個估計”！不過，文章只是說的這些指示被“‘四人幫’長期嚴密封鎖”，卻并未具體說明“四人幫”怎么“嚴密封鎖”以及這些指示現在又是怎樣被“發現”的。后來，人們才從“內部傳達”中得知，這些指示是從遲群的一個筆記本上“發現”的！那是在1971年，謝靜宜向遲群傳達了的談話，遲群在自己的筆記本里記下了的這些話。遲群筆記本上所記的的話，又是怎樣被人們發現的呢？不得而知！無巧不成書。筆者在采寫本書時，訪問了孫長江教授。筆者原本是為了向他了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起草經過——因為他是這篇重要文章的作者之一。我們談及了關于批判“兩個估計”，出乎意料，他用帶有濃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話，說出了鮮為人知的內情：“遲群筆記本上的記錄，是我發現的！”

孫長江怎么會知道遲群筆記本上記著的話呢？

原來，孫長江“文革”末期曾在當時的國務院科教組編輯《教育革命與通訊》雜志（即《人民教育》雜志的前身）。粉碎“四人幫”之后，遲群受到審查，交出了所有的文件和筆記本。國務院科教組成立了遲群專案組，孫長江曾在遲群專案組工作過，看過遲群的筆記本。后來，孫長江調往中央黨校工作。

在“教育部大批判組”起草《教育戰線上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一文時，孫長江也是作者之一。他記起在遲群筆記本上見到的那段“最高指示”。

孫長江一說出這一重要線索，人們連忙從檔案中翻查遲群的筆記本，果真找到了遲群所記謝靜宜傳達的的話！這個筆記本交到了李琦手中，并復印送到汪東興那里。

由于找到了這樣的重要“依據”，于是，人們開始譴責遲群“封鎖指示”，這才敢于去否定“兩個估計”——倘若沒有說過這些話，倘若沒有在遲群的筆記本上找到的這些話，即便是鄧小平已經明確批判了“兩個估計”，人們還是不敢否定“兩個估計”！因為人們知道“兩個估計”是“圈閱”過的，只有找到不同于“兩個估計”的話，這才可以批判“兩個估計”！

也就是說，在當時，只能以“兩個凡是”來反對“兩個凡是”——以的這一段話來反對的另一段話！

這下子，汪東興也無話可說。

當然，由于那些的指示是從遲群的筆記本上找到的，在“兩個凡是”者們看來，生怕遲群在記錄時打了“折扣”，所以公開發表時標明只是“指示的精神”而已。

這樣，1977年第11期《紅旗》雜志終于發表了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組”的《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一文。

《人民日報》于1977年11月18日加以轉載。

文章發表時，離鄧小平關于批判“兩個估計”的“八八談話”，已整整3個月零10天了。

鄧小平復出之后，連否定“兩個估計”都這么費勁，當時“左”的阻力之大，可見一斑。

華國鋒主持下的十一大

《中國章程》規定：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在特殊的情況下，可以提前或延期舉行。

十大是在1973年8月召開的。按照正常的情況，十一大應在1978年召開。但是由于發生了粉碎“四人幫”這樣重大而特殊的情況，所以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前召開十一大。

就在十屆三中全會結束后20來天，1977年8月12日至18日，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