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彥沖在曹廣弼的喪事之后便回到塘沽，這時已是一六八五年年中。蕭鐵奴在西北緩過了氣，重新發動了對中興府的圍攻，而劉锜亦已打通了蘭州到涼州的道路，自此甘隴絲路重新納入中原政權的掌控之中。

劉锜在西北的大捷傳到塘沽時，楊應麒也頒布了年度減稅令，新一輪調整中商稅在增增減減中總額削減了將近兩成，農業稅收則繼續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與民休養生息。

在折彥沖凱旋以后，幾乎所有的商人都認為大漢已經天下無敵了，整個北面邊疆基本已無大患，南邊的弼顯然也很難對漢政權構成大威脅，而趙宋雖然強大，但趙構蔫慣了，所以大家心里也不怎么把宋室作為一個強勢勢力。用蕭鐵奴的話來說，那就是：“現在只準我們打別人，不準別人打我們了！”

因此楊應麒一減稅，商人們就知道政府暫時不打算發動大規模的擴張了，在“不準別人打我們”的情況下，漢廷不主動挑戰就意味著整個北部中國的政治將會穩定下來。

這個時候，海路東到日本、高麗、率賓府，南到麻逸、渤泥都已經暢通無阻，陸路則東北到混同江入海口，正北到漠北龍城，西北經甘隴絲路到回鶻都已全線溝通，數十萬漢軍上千座兵站駐扎在幾大交通干道上，保衛著這些交通大動脈的安全。腳下有如此通達之商路，頭頂又有百年不遇的商貿鼓勵政策，加上政治上的穩定，三下里一湊合，整個大漢的經濟活力便又蓬勃發展起來。

但就在這時，南邊傳來了一件讓部分商人感到憂心的大事：汴梁被岳飛攻克了！宗弼而死，尸骨無存。楊開遠趁機進軍，拔除掉宗弼在黃河沿岸的所有據點，但河南的大部分地區卻還是為宋軍所占據。漢宋大軍隔著黃河南北對峙，但彼此卻都不敢妄動，只是分別飛報中樞請旨。

建康方面收到消息后，宮門內外卻是兩番大不相同的心情！外面是士子、學生們的滿城歡呼，家家都在燃炮竹敲鑼鼓慶祝收復故都，甚至有人建議遷都回汴梁！但宮內趙構和他的宰相們卻憂心忡忡，擔心這樣一來會刺激得折彥沖一怒南下。對于岳飛進軍過于“激烈”，趙構內心其實是不滿的。不過士氣如此之旺、民心如此之熱，而收復汴梁確實也是大功一件，所以趙構也不得不順應士心民心，對有功將士予以嘉獎。

對內的問題暫時還好辦，可對外的問題卻為難了。以當前的形勢，若是按照以前和歐陽適的口頭承諾將由岳飛恢復的部分河南領土割讓給大漢，恐怕難以向國人和邊疆將士交代，但若是不割，趙構又怕會激怒折彥沖。

秦檜是割地派，認為汴梁雖為故都，但河南殘破已久，加上開封如今就在邊境上，已不可能再作都城，以數州殘破之地得罪北朝暴君，實在不是一件劃算的事情。

趙鼎則是強硬派，他認為漢軍雖然強大，但漢廷眼下國庫空虛，而且西夏都城又還沒有攻克，折彥沖就算想要發兵恐怕也是有心無力，否則楊開遠不會等到宗弼主力瓦解才南下撿便宜，而必會趁著宋軍尚未完勝而戮力南下與宋軍爭奪汴梁。但如今楊開遠既選擇前者，則漢廷之虛弱可想而知，既然北朝是外強中干，大宋何必搶著低頭？

兩個重臣的話趙構都覺得有理，眼下情勢尚未告急，所以趙構便不愿就此割地，但要讓他和折彥沖對著干他又覺得太過冒險，兩相權衡之下，最后他決定火速派遣重臣北上，希望能以增加歲幣來緩和南北的關系。

趙鼎聞言慌忙進諫，認為折彥沖若是有力南下那增加歲幣也絕不可能滿足他的胃口，若是折彥沖無力南下又何必怕他？他以為大宋的當務之急是對內修整兵甲，訓練士卒，增筑邊防，以拉近宋軍和漢軍戰斗力的差距。又認為眼前漢廷既為財政所困，便當力攻其短處，若折彥沖發怒絕交，大宋正好趁機斷其歲幣、榷場，出水師擾亂其東海商路，這樣一來漢廷的財政問題勢必雪上加霜，到時候就算不能兵不血刃而瓦解漢政權，至少也能大大削弱漢廷的經濟實力，延緩北師南下的時間。不過趙構最后還是沒有聽從他的建議，依然派大臣北上獻媚。

和趙構預料的一樣，折彥沖聽到汴梁被宋軍攻克的消息后果然大怒，他先將大宋常駐塘沽的使者召去痛罵了一頓，隨后便放出消息，聲言即將興兵。

劉豫到達塘沽時開戰的聲音已經叫得滿天響，他心中恐懼，既怕遭了魚池之殃，又怕完不成任務，經過一番思索，想到了一條妙計，連夜到相府來賄賂楊應麒。

楊應麒看著劉豫賄賂他的禮單，滿臉的難色，推辭道：“我大哥這次是真的發火了，我也勸不了，你還是趕緊回去吧，別留在塘沽了，免得他發起怒來拿你祭旗！”

劉豫大駭，再三請楊應麒想辦法，等他答應將歲幣增至三倍，楊應麒才道：“你就算再加也沒用！這次是地的問題，不是錢的問題！再說！河南千里之地，就值這點錢？”

劉豫聽到最后一句話轉憂為喜，知道楊應麒這樣說那就有戲了，忙道：“那請丞相開個價吧。”

楊應麒道：“價錢？難道你要我把河南數州之地給賣了不成？不行！我大哥會殺了我的！”

劉豫道：“那……還請丞相想個婉轉的辦法。汴梁畢竟是我趙氏故都，方才得手便割給上邦，我主沒法向列祖列宗交代。總得過些時候，等我主籌謀妥當，讓天下人都明白汴梁已非建都之善地，那時才好說話。”

楊應麒哦了一聲，說：“原來九舅的難處在這里啊。如果是這樣，那我倒有一個辦法。”

劉豫大喜，連忙請教，楊應麒道：“九舅和我是親戚，我和大哥又是兄弟，說起來大家都是一家人，九舅的難處，我也能理解。不過河南之地，割給你們是不行的。但割不行，可以租啊。”

劉豫眼睛一亮：“租？”

“是啊，租。”楊應麒道：“就讓我作個中人，請大哥將這數州之地租給九舅，這樣九舅也能向列祖列宗交代了，大哥這邊也能息怒下臺，劉大人以為如何？”

劉豫一聽喜出望外，他這等人雖也聰明，但辦事時立心與趙鼎完全不同，趙鼎當初也曾為局勢所迫而簽訂屈辱和約，但他當時內心之痛苦實難名狀，而且議定具體款項之際總是惟恐國家多受一分傷害、少得一分利益，劉豫卻不同，他求的只是順利完成趙構交給他的任務，所以這時聽楊應麒愿意用錢來解決問題便知道這番出使已成功了大半了。

當下雙方便議定了價錢，簽訂了密約，楊應麒便公開去勸折彥沖，折彥沖再三不許，向來溫文的楊開遠也連番請戰，最后劉豫又將價錢提高了三成，折彥沖這才勉強答應。

在這段時間里，漢軍、宋軍與黃河邊上劍拔弩張，但魯南、渭南的邊境榷場卻不受影響，甚至由于大漢境內經濟的復蘇而更加繁榮，可以說漢宋之間處于一種政冷經熱的情況，西域、漠北、東北的物產，環渤海經濟圈的手工產品源源不絕地通過邊境榷場流入大宋，而巴蜀湖廣、江南嶺外的貨物，也通過同樣的途徑越過邊境輸送到大漢全境，雙方交易量之大，竟遠遠超過北宋全盛時境內的南北商貿總量，魯南和渭河流域因此而更加繁榮，尤其是長安這座千古名城也因此而呈現復興的跡象。

當然，這種邊境商貿的繁榮是互利性的，大宋也和大漢一樣得到了相當的好處，光是魯南榷場在這一年中的稅收增額就已經足以抵消那筆龐大的歲幣總額，至于由此帶來的邊際效益更是大得難以估計。

華元一六八五年年底，楊應麒看到陳正匯呈上來的財政報表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氣。由于漠北戰爭的及時結束和西夏戰爭規模得到限制，漢廷在軍費上的開支大大縮小了。與此同時，雖然境內普遍實行了減稅，但由于經濟的復蘇，漢廷所征收到的工商稅收實際上反而增加了，特別是在下半年，前三個月中各路商人大顯神通，消化著漢軍新拓展的西域、漠北商路，將之與固有的巴蜀商路、江南商路、東洋商路、南洋商路聯系起來，大大擴展了漢帝國的經濟規模，帶旺了塘沽、淮子口兩大港城和長安、云中、蘭州、龍城四大內陸交通樞紐的發展，并在年底時產生了一次稅收小井噴。

得益于經濟的復蘇，漢廷一舉扭轉了將近一年的財政困難局面，并開始償還部分國債，陳正匯預測，如果接下來一年大漢的政局能夠保持平穩而軍事支出又不超過剛剛過去的這一年的話，那到一六八六年年底漢廷的財政狀況就有可能回復到北征大漠之前的六成，如果這種情況能夠保持三年，那么漢廷就能償還完所有債務的同時讓財政恢復到戰前的水平。

一正一副兩個宰相沾沾自喜的同時，也不忘向南遙揖，感謝趙構及時送來的那筆大錢，若非這筆歲幣，楊應麒也未必能順利貫徹整個減稅勵商計劃，未必有力量在大戰之后對漠北和西域的商道進行鞏固。楊應麒當時是很擔心趙構強硬到底的，雖然他本人也認為大漢的軍事實力眼下要大大勝過大宋，但要真的和大宋開戰，沒等把趙構打趴下漢廷的財政就得徹底崩潰。

一六八六年開春的第一天，當楊應麒樂滋滋地捧著關于財政的奏章來到折彥沖跟前時，折彥沖也正看著一分奏章，臉上帶著微笑。

“大哥的心情看來不錯，莫非西北又有大捷了？”楊應麒想。

但這個好消息不是來自西北，而是來自近在咫尺的京畿——新都內城第一期完工了。

楊應麒不得不承認，歐陽適在處理民生、商業這些問題上很有一手，在他的管轄范圍內，某類人總能爆發出在正常途徑中無法爆發出來的行動力。雖然陳正匯和李階總認為歐陽適和他所領導的團體不大干凈，他們做的事情總是多多少少存在著貓膩，存在著灰色地帶，不是大國謀遠之道，但在某個時期，這個“污水”團體總能拿出“清水”團體拿不出手的政績。

遠的如流求的開拓就不說了，近的如這次的建都大計，基本上就與整個漠北戰爭、西夏戰爭同時進行，在沒有得到漢廷財政支持的情況下，歐陽適所領導的班子竟然還是能趕在一六八六年之前基本完成新都內城的建設，這種對民間資本的調動力連楊應麒也忍不住贊嘆不已。

漢帝國新都的內城，除了皇宮、官衙之外，還包括禁軍部隊的駐所，天壇、大華表壇、大四岳殿等標志性建筑，新太學、新軍學、新政學等教育類建筑——以上這些建筑主要都是由歐陽適籌款建設的。至于宗教場所，歐陽適只是按照規劃留下幾塊地皮，自有佛門、道門和清真的僧侶道士阿訇們四處籌錢買地，分別建立起了稱得上帝都氣派的禪宗佛寺、天臺佛寺、藏傳佛寺、南派道觀、北派道觀和清真寺。此外，商業區的地皮也早就被搶購一空，即便當時大漢的內外局勢還并不明朗，但那些敢于冒險的商人還是拿出了大筆的資金來進行投資，歐陽適光是賣出這幾塊商業區所得到的錢，就足以抵消將近三成的建都費用——即使如此陳正匯私下還是猜測歐陽適從中撈到了不少好處——則這些地皮的價格可想而知。當初地皮拍賣時候，一些不看好大漢前景的商家都認為那些冒險投資的商家這筆錢投得不值，但現在他們才知道自己錯得離譜！西夏的大捷傳來那天，新都商業區的地價馬上就翻了一番，而之后的一年里隨著漢帝國經濟的復蘇并有走向一個全新高峰的跡象，新都商業區的地價也相應的節節攀升。

歐陽適在拍賣地皮的同時還附加了一條，要求商家在買到土地的三個月內就必須興建房屋，不許留白，以配合整個新都建設的進度。所以到一六八六年春折彥沖下令遷都之前，新都幾條主要的商業街早已鱗次櫛比。私營的商家從來不會講究形式主義，房子建成以后，他們不會坐等遷都工作全面完成，而是有一天的錢就賺一天的錢，所以在新都建設期間，官員們還沒有遷入，他們就先做下層的錢，開得早的店鋪在過年之前做的是主要是建筑工人和相關商人的生意，那些外表富麗堂皇的店鋪通常都有一些泥腿子和新都建設中的暴發戶光顧。開春以后不但遷入的人漸漸多了，而且京畿地區——特別是東邊的塘沽——有許多人聽到消息后都已趕了過來，想比別人快一步目睹新城的風采了，所以顧客的層次也就慢慢地改變了。不過對商家來說，無論是早期建筑工人的生意還是近期游客的生意都只是一點聊勝于無的開胃菜而已，他們都知道，真正的大餐在后面呢——所有的商人都眼巴巴地等著折彥沖的遷都令！

華元一六八六年二月，折彥沖欽點的禁軍在安塔海的率領下進駐新都九門，與此同時，相府派出的技術監督部門完成了對新都的最后一輪檢測，一些部門陸續遷入，為全面的遷都工作做最后的準備。民間的遷移也同時在進行：官員的家屬，太學的學生，商業的新貴，以及希望能依附著這個新都討一份生活的三教九流。在形形色色的移民里，從遼東來的一批人尤其顯得注目，這批人就是大漢帝國基業的創建者，漢部的元老部民，如顧大嫂、張老余等都在此列，這其中也包括那些駐守邊疆的老兵干將的家屬。正是有他們的存在，才讓這座新都沒有完全被新貴所壟斷，才讓人看到今日的漢帝國與昔日的漢部還存在著前后繼承的關系。

華元一六八六年三月初三，折彥沖正式下令遷都，定京師之號，日間派送酒肉，晚間燃放焰火，折彥沖完顏虎親臨華表壇與民同樂，全城狂歡。

遷都之后，皇宮和相府便分開了，不再像塘沽的臨時皇宮和臨時相府那樣只隔一墻。按照楊應麒交給歐陽適的規劃圖，新都城的皇宮遠比北宋汴梁的皇宮為小，歐陽適對這座城市其它的規劃意見不大，卻對皇宮的規劃卻極不滿意，在原來的計劃中增了又增，擴了又擴，直擴到比北宋皇宮還大才滿意。整座都城坐北朝南，以位于正北方的皇城為核心向南、向東、向西隨地勢而展開。皇城一擴，整個新都的格局就得大變。這時楊應麒正忙著給漠北、西夏戰爭善后，又忙著伐交南宋和復蘇經濟的大事，根本騰不出手來干涉這件事情，加上歐陽適手中既拿著折彥沖給他的任命也不容楊應麒插手此事。

不過新都建成之后，楊應麒卻發現這座都城比他腦海中的預想還好，尤其是在商業區的規劃上，歐陽適的思路無疑更加變通。原先的規劃是由管寧學社、太學那些學者們和工部的官員們坐在屋里想出來的，雖然他們也派出了大量的學生、下屬、士兵以及各類相關人員實地考察地勢，對皇宮、華表壇、四岳殿等的規劃也沒問題，但對商業區的規劃卻顯得太過死板——他們竟把各條街道這里賣什么、那里賣什么都想好了。歐陽適卻不管這些，直接把地劃了出去，只規定什么地方不能做什么，禁止以外的事情就不管了。成千上萬商人實事求是的智慧，絕非學者官員們所能想象，所以由他們根據需求而形成的商業區，反而是整個新都最令人愜意、生活也最為方便的地方。楊應麒畢竟是個務實的人，見到這種遵循商業條理而非行政條理的格局，不禁暗嘆論務實歐陽適其實還在自己之上。

不過，對于皇宮，楊應麒心中依然存在著不滿。按照歐陽適的全部規劃，現在已經建成的皇宮實際上還不到整座皇宮的三分之一，北面還留有將近三分之二的縱深，若要全部完成，只怕得等到第二外城、第三外城建成后才能竣工。

不但楊應麒不滿，完顏虎也覺得很不習慣。塘沽的那間大屋她已覺得太大了，現在這座皇宮比塘沽行宮又大了十倍！折彥沖到今天才她一個老婆，宮中又沒有太監，各種丫鬟雜役侍衛加起來怕不只有一二百人，這么點人別說住，就是要將皇宮打掃一遍都難！

皇宮“空虛”的問題很快就被提了出來，如何解決這種空虛呢？一個不可回避的解決方法就是往里面添人，所以遷都之后禮部侍郎劉萼馬上上表，請皇帝依禮選秀女，冊立三宮六院、妃嬪貴人，并恢復內廷宦官制度，以防宮闈之亂。

這封奏表一上，登時滿朝喧嘩。三宮六院、妃嬪貴人的冊選問題大家暫時擱置——這畢竟涉及到折彥沖的意愿，在沒搞清楚之前大家有些不好草率地去摸折彥沖的虎須，何況民間三妻四妾也是尋常，官員們代表們對皇帝納多幾個老婆意見不大，所以對劉萼奏表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宦官問題上。

漢帝國已經用了十幾年的官方教科書里，早將宦官制度斥為極不仁義的制度，加上自漢唐以降，宦官從來都是文官團體的死敵，文人們提起閹豎罕有不恨得牙癢癢的。大宋在宦官問題上算是處理得比較好，但究竟只是嚴加限制而已，不見趙佶稍稍放松一點警惕就有童貫楊戩為禍天下么？所以楊應麒當初嚴禁設立宦官的建議一提，馬上就受到了朝野的一致認同，士子們甚至將之作為評判漢宋高下的最重要指標之一。

但現在劉萼忽然提出要重新設立宦官制度，如何不引起朝野官員士子的警惕和憤怒？一時之間責難備至，本來官聲就不好的劉萼經過此事“奸臣”這頂帽子算是戴定了。幸虧折彥沖用他之前的功勞幫他開脫，才在御史的彈劾下保住了烏紗帽，但設立宦官之議也因此而寢息，加上大漢財政狀況仍然說不上寬松，至今尚有大量的債務需要償還，所以選秀女以擴充宮廷的建議也就跟著擱淺了。

三月中旬，欽天監選取了良辰吉日，折彥沖率領百官到天壇祭天，次日在四岳殿接見元國民代表，第三日到理藩院接見諸附屬國朝賀，第四日親臨華表壇接見新都的居民和從外地趕來朝見的民眾，并接受一百名八旬以上老者的祝福，到第五日又在皇宮正門的廣場檢閱禁軍，接受三軍將士的效忠。

至此，整個新都大典才算告一段落，都城漸漸恢復寧靜，而漢zf的各項工作也重新進入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