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4月7日提議華國鋒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確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5個月后他就病逝了。

縱觀五次指定接班人的過程，可以看出，前兩次很從容，是經(jīng)過長期考慮、觀察的。自從1971年“事件”之后，到1976年去世，這五年間三易接班人，一次比一次倉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6日，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生前的安排接班，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才半個月──1953年3月20日——馬林科夫就辭去了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赫魯曉夫成了蘇共中央書記處的實際領導人。

以為，由于馬林科夫的資歷太淺，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就讓赫魯曉夫奪取了大權(quán)。從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訓。他發(fā)動“文革”的目的，便在于防止出現(xiàn)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作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打倒了。然而，的反叛，使亂了方寸。在之后，頻繁地更替接班人，實際上在步斯大林的后塵。其實，晚年之所以重蹈斯大林晚年的覆轍，是因為所仿效的是斯大林的錯誤做法：由黨的領袖自己指定接班人。在1976年4月7日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時，提議華國鋒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

在1956年八大時，只是提議擔任中央副主席，并不加“第一”兩字。在前面已經(jīng)引述過跟熊向暉的談話，如此說：“我們的副主席有六個，排頭的是誰呀？。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

這是因為自從七大以來，就已經(jīng)是的接班人。所以盡管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副主席有六位，但是在六位之中的“第一”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大可不必加上“第一”兩字。

在九大，成為唯一的副主席，也就不必加“第一”了。

在提議華國鋒為中央副主席時，身為中央副主席的還有王洪文和葉劍英。王洪文早于華國鋒擔任中央副主席，葉劍英的資歷之深遠非華國鋒所能相比。所以必須給華國鋒加上“第一”，才使華國鋒的接班人身份變得十分明確。

1976年華國鋒被指定為接班人時55歲，而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56歲。對于華國鋒，確實“你辦事，我放心”。期望1976年的華國鋒，成為1949年的他，能夠按照他的路線把他的未竟之業(yè)繼續(xù)向前推進。

不過，也深知，中國是世界第一大黨，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作為中國的領袖，作為中國的領袖，必須具備極高的聲望。華國鋒雖然為人忠厚，但是作為領袖資歷尚淺，不孚眾望。

正因為這樣，在病重之際，在確定了華國鋒為接班人之后，自知余日不多，在1976年4月曾作過這樣的“最高指示”：“要造這個輿論，要宣傳華國鋒同志，要使全國人民逐步認識華國鋒同志。”

說這段話，正反映了他選擇華國鋒為接班人時，顯得局促，以致要“全國

人民逐步認識”這位接班人。希圖通過“宣傳華國鋒”以提高華國鋒的聲望。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說了一番類似“臨終囑咐”的話：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zhàn)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fā)動“**”。這事?lián)碜o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chǎn)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最后幾句話，說得那么悲涼，說到了“動蕩”，說到了“血雨腥風”，說到了“天知道”，就因為知道在他死后，華國鋒未必壓得住陣腳。早就說過，他死后，會鬧事。他也明白，華國鋒未必斗得過。所以，他把華國鋒和被他稱之為“四人幫”的四個人一起召來，說了那番話……

鋪天蓋地地為華國鋒歌功頌德的熱潮

盡管“要宣傳華國鋒同志”，但是在當時卻無法做到。因為輿論大權(quán)掌握在“四人幫”手中，掌握在姚文元手中。華國鋒被指定為接班人，被“四人幫”視為奪取大權(quán)的最大障礙，“四人幫”怎么可能貫徹的指示，去“宣傳華國鋒”呢？

在死后，1976年10月6日晚上那干脆利落的“橫掃”，使中國避免了“動蕩”，避免了“血雨腥風”。

領袖是政黨的旗幟。平心而論，在去世之后，失去了享有極高聲望的領袖，急欲填補這一空白，樹立新領袖華國鋒的形象，原本也是當時形勢的需要。

一向理平頭的華國鋒，也蓄起了朝后梳的“毛式長發(fā)”。加上華國鋒身材高大，穿上一身毛式制服，確實有幾分的樣子。

華國鋒作為“英明領袖”，其實主要依靠兩條：一是生前親自選定他為接班人；二是華國鋒領導粉碎“四人幫”，合乎民心，受到人民的擁戴。

關于第二條，老百姓個個心里明白，誰都吃夠了“四人幫”的苦，用不著多說。在粉碎“四人幫”時，華國鋒確實起過重要作用，但是并非完全是華國鋒個人的功勞，而在“宣傳華國鋒”的熱潮中，卻幾乎把功勞全都算在“英明領袖”的賬上。報紙上成天在“宣傳”著“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至于第一條，只有高層人士才知道。

于是，華國鋒拿出親筆手書“你辦事，我放心”。在病重時所寫這六個歪歪扭扭的字，仿佛是封建王朝的“欽定傳位手諭”，成為華國鋒“即位”的依據(jù)。

當時，在華國鋒山西交城故居前的墻上，刷出了“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大字！

其實，就連華國鋒本人也感到光靠這六個字，他作為“英明領袖”的聲望還遠遠不夠。于是，又公布了那段關于“宣傳華國鋒”的“最高指示”，在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宣傳華國鋒”熱潮……一時間，中國各報各刊競載“宣傳華國鋒”的文章，各出版社競出“宣傳華國鋒”的書，大有鋪天蓋地之勢。“宣傳華國鋒”，實際上演變成了對華國鋒的歌功頌德，演變成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為了“要使全國人民逐步認識華國鋒同志”，對于華國鋒的歌功頌德幾乎涉及華國鋒的各個方面。內(nèi)中最熱的是山西和湖南，因為華國鋒曾在這兩個省份工作過。

山西交城是華國鋒的故鄉(xiāng)，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交城晨曲》一書。

山西交城縣委發(fā)表了“宣傳華國鋒”的重要文章——《華主席是學習和實踐思想的光輝典范》。

山西軍區(qū)報道組、空軍某部報道組、鐵道兵某部報道組、《解放軍報》記者在山西采訪，寫出了《華主席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山西日報》通訊員、《太原報》記者、《山西日報》記者寫出了《華主席關懷兒童團——訪華主席工作、戰(zhàn)斗過的古交區(qū)》。

古交區(qū)是山西太原的一個區(qū)，原屬山西交東縣。華國鋒曾擔任過交東縣抗日聯(lián)合會主任，在古交區(qū)建立兒童團。報道說，那里的“紅小兵”、“紅衛(wèi)兵”得知華國鋒成為“英明領袖”，發(fā)出“鏗鏘的誓言”：

華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華主席的紅小兵。

華主席關懷兒童團，兒童團愛戴華主席。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華主席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一書，記述了華國鋒從1938年到1949年在山西呂梁山區(qū)所度過的11個冬春。該書的作者說：

在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他赤膽忠心干革命，出生入死為人民。華國鋒同志始終如一地學習馬列主義、思想，忠實執(zhí)行、勇敢捍衛(wèi)的革命路線。他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出色的組織才能，在根據(jù)地建設、新區(qū)建設、作戰(zhàn)指揮、支前、土地改革運動中，領導人民取得了一個個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深受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愛戴。

關于華國鋒在湖南的報道更多。

湖南，在當時被稱為“偉大領袖的故鄉(xiāng)，英明領袖華主席工作過的地方”。湖南省委在1972年第2期《紅旗》雜志上發(fā)表了“宣傳華國鋒”的重要文章——《華國鋒同志是革命路線的卓越的繼承者》。這篇文章用三個“者”來形容華國鋒：“華國鋒同志是革命路線的忠實執(zhí)行者、勇敢捍衛(wèi)者和卓越繼承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華主席在湘陰的故事》一書。

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了《華主席是我們的好領袖》一書。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華主席在湖南》一書。作者說：

華國鋒同志在湖南工作期間，一貫忠于馬列主義、思想，堅決執(zhí)行和捍衛(wèi)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為湖南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受到人民的衷心愛戴和擁護。

湖南省委組織部發(fā)表《華主席是執(zhí)行建黨路線的光輝典范》。

湖南省委宣傳部發(fā)表《華主席在思想文化戰(zhàn)線上一貫高舉思想偉大紅旗》。

湖南省軍區(qū)委員會發(fā)表《英明統(tǒng)帥華主席率領我們勝利前進》。

共青團湖南省委員會發(fā)表《英明領袖華主席關懷著我們青年的成長》。

湖南省體育運動委員會發(fā)表《華主席是執(zhí)行革命體育路線的光輝典范》。

韶山區(qū)委員會發(fā)表《緊跟華主席，永遠向前進》。

湖南省湘潭地區(qū)委員會發(fā)表《華主席帶領我們走指引的金光大道》。

湖南省湘潭地區(qū)婦女聯(lián)合會發(fā)表《華主席領導我們婦女在革命道路上前進》。

長沙市委員會發(fā)表《華主席是忠于思想的光輝榜樣》。

此外，還有種種文章，羅列一下標題，便可知“宣傳”內(nèi)容：

《華主席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領導者》；

《華主席是我軍的英明統(tǒng)帥》；

《華主席率領我們學大慶》；

《華主席是實踐思想的光輝典范》；

《華主席掌舵我們最放心》；

《華主席堅持在三大革命斗爭中建設民兵》；

《華主席是高舉教育革命旗幟的光輝典范》；

《堅持革命文藝路線的光輝榜樣──記華主席在湖南領導文藝工作的革命實踐》；

《華主席是執(zhí)行民主集中制的榜樣》；

《華主席無限關心革命戰(zhàn)士》；

《華主席是人民教師的貼心人》；

《華主席永遠是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

……

在鋪天蓋地的“宣傳華國鋒”的種種文章中，張平化的文章格外顯眼。

張平化在1959年擔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時，華國鋒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作為華國鋒的“頂頭上司”，張平化與華國鋒共事多年。后來，當華國鋒成為“英明領袖”1977年10月，張平化擔任了中央宣傳部部長。

張平化在“宣傳華國鋒”的熱潮中，寫了一篇重要文章——《華國鋒主席是偉大領袖和導師主席的最好接班人》。張平化在文章中用三個“親自”來形容對華國鋒的重視：

華國鋒主席是偉大領袖和導師主席的優(yōu)秀學生，是親自培養(yǎng)、親自選定、親自安排的最好接班人。

張平化的文章，分五個方面“宣傳華國鋒”：

努力學習和忠誠實踐思想；

捍衛(wèi)和遵守“三要三不要”三項基本原則；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

愛護和培養(yǎng)黨的干部；

華國鋒同志為我黨領袖是的英明決策。

張平化在文章結(jié)束時，把華國鋒成為“英明領袖”和1935年遵義會議確立了的領袖地位相提并論：

遵義會議確立了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導師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而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向，使中國革命斗爭轉(zhuǎn)危為安，不斷地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黑暗的舊中國變成了光明幸福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今天，我們又有了最好接班人華國鋒主席，繼承的遺志，堅持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和國內(nèi)外政策，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在各條戰(zhàn)線上進行英勇頑強的斗爭，把開創(chuàng)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事業(yè)繼續(xù)推向前進。我國八億人民，三千多萬黨員，都為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而感到無比的幸福和自豪。我們一定要最緊密地團結(jié)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信心百倍地在繼續(xù)革命的大道上奮勇前進。

華國鋒在“農(nóng)業(yè)學大寨”的中，曾率湖南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學習，跟陳永貴結(jié)識。在華國鋒成為“英明領袖”之后，陳永貴這樣“宣傳華國鋒”：

華國鋒同志忠于黨、忠于人民；大公無私、光明正大；謙虛謹慎，具有民主作風；平易近人，接近群眾，善于團結(jié)同志一道工作。他能夠領導全黨、統(tǒng)帥全軍，是一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領袖而感到無限自豪。

經(jīng)過熱火朝天的“宣傳”，盡情的謳歌，華國鋒被精心“包裝”成了“英明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