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兩口都出事了。

他們結婚前，縣委就已經開始部署反右活動。到十月底，風暴驟起，反右運動已經席卷全國。濟生開始就搞不明白，好端端的一個人，怎么突然就成了右派分子呢？所以，當縣委書記秦剛被抓到臺前，接受批斗的時候，濟生就抵制，上臺講話說：

“秦剛是我們的書記，他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每天下鄉調查研究，和農民打成一片，他怎么會是右派呢。”臺下的人便揮手高呼：“程濟生也是右派分子，打倒程濟生，程濟生向人民老實交待。”

濟生從此厄運叢生，在單位說話不靈，已沒人聽他的，還把他拉到會前，向大家坦白罪行。當時，濟生血脈賁張，眼睛赤紅，他差一點就給人揮了拳頭。但是汐藍阻止了他。在隨后的幾天里，汐藍早說晚說，飯前飯后都在勸。汐藍溫語款款，淚水漣漣，讓他無論如何不能反抗，這不是打鬼子，也不是打土匪，硬來不得。要他放下身段，拉下臉面，好好工作，好好改造。他想想自己的經歷，才勉強聽從。于是，不管再開什么樣的會，他都閉口不言，說他有罪，他就認罪，從不反犟。最后落了個撤消職務，留用查看的結論。

濟生的工作是保往了，汐藍卻在劫難逃。

汐藍雖說大方得體，處處帶頭，但是她頭上有一個地主子女的帽子，理所當然成了黑四類，被開除公職，遣返回家，不準上課了。

家庭從此陰云蓋頂。汐藍回家后，每天跟著哥嫂下地干活。母親心疼她身體弱，皮膚嫩，總是勸她少干點，多歇會兒。汐藍不聽，干什么都力爭和貴生一樣，扛大锨，拉滿車。明明拉不動,還是象賭氣似的拚命。貴生知道她心里難受，就常叫紅菱去陪她。至少，女人之間好勾通，容易產生共鳴。

濟生又去上班了，他被一擼光桿，從副局長的位置一下子又回到警員，以前的年青警員也逐漸對他指手劃腳，有些體力活，臟活也開始讓他去干。而他，歷經了世事，也不再義憤填膺，甚至，他開始逆來順受了。

反右運動把原來的一切都反了個個兒，從城市到鄉村，到處都是激奮的人群，到處都有低頭認罪的右派分子。秦剛被打倒了，被發配到遠方的一個農場勞動改造。柳翠翠被迫和他離婚，才保住了工作。此時的她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沒有人幫她，她每天起早睡晚，縫縫補補，努力過著自己的日子。只有在中秋節，在過年的時候，她才帶著兩個孩子，回到自己的家鄉，她弟弟的家來團聚一下。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人們所有的家畜、農具都并入了集體。開始了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早上隊長一敲鐘，人們便拿起鐵锨，從家里跑出來，共同耕作同一塊莊稼，男人們一隊，女人們一隊。倒是不用操太多的心，也省了不少事。汐藍已經溶入了農村的生活中，她有了一個自己的小院，也生了一個女兒。每逢濟生該回來的周未，乖巧的女兒早早就等在村口，然后牽著爸爸的手，高興的回家。

更大的風暴還在醞釀之中。

一九六六年，平地又起驚雷，**開始了。城里中學的學生們開始串聯，上北京，下南京，拉幫結派，縱橫全國。他們要破四舊，立四新，要斗私批修，還要打倒走資派，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貴生家的老大程國紅在城里上中學，也興致勃勃地跟著十幾個同學去北京，見毛主席去了。一路上，他們拿著紅寶書，唱著《瀏陽河》，背著毛主席語錄，義氣揚揚，風塵仆仆，下食堂，上火車，食宿全免，暢通無阻。

濟生在局里當了幾年普通民警，把單位的衛生全包了，一遇開會，他都站在臺前，接受批判，散后會繼續低眉順眼的，誰的指使他都聽，誰叫他干活他都干，局里有重要工作也從不叫他了。即使這樣，濟生最擔心的一幕還是來了。

星期一的上午，濟生剛到單位，就被新來的黃局長叫到辦公室。新局長是個年青人，梳著英子頭，戴著黑邊眼鏡，桌子上摞著一摞厚厚的卷宗。濟生心里咯噔了一下，輕輕的站在一邊。

黃局長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說：“程濟生，你當過兵？”

濟生說：“是。”

“參加過解放戰爭？”

“是。”

“還立過功？”

“……，算是吧。”

“你還參加過抗美援朝？”

“是。”

“你當過俘虜？”局長聲音大了，臉色也變了。

“……，……”

“問你話哪！”

“局長，我……”

“回答我的問題，你當過俘虜？”

“是，我被俘過，我是……”

“你我什么我，原來你是個判徒呀，你竟然是個混進革命隊伍的投敵分子……”

局長不跟他說話了，快步跳出門外，喊道：“全體集合，全體集合，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