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師早已被解到了杭州國軍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的看守所裡。
在那天下午文老師被捕以後，當夜在警察局的拘留所裡，軍統特務頭子騰繼龍就審問了她：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文春蘭?！?
“你是不是共產黨？”
“不是。我是一個小學教師?！?
“那你到寧波西郊639號去幹什麼？”
“我是去找一個朋友的。”
“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我的朋友姓陸的叫陸菊香?！?
“你找他去幹什麼？”
“我們是同鄉兼同事，她過去也是教???的，我路過那裡順便找她去聊聊天的?！?
“你胡說，你是一個共黨份子，是去那裡送情報的！”
“我確實是哪裡的小學教員，不信你可到梁山伯廟小學去調查?！?
當時特務們沒有找到她是共產黨員的確實的證據，問她不出什麼來。第二天，他們只好把她和其他兩個聯絡站被捕的人一塊送到杭州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看守所裡。在這裡她才得知，陳安中、胡平安、張蓉芳等和她兩個聯絡站共七個人被捕了。到杭州十幾天後軍統局的特務機關——浙江省保密室的軍法廳來審訊她，
打開監獄門，五六個法警來押文老師去審訊室。
法廳裡兩邊站著十幾個全付武裝的警備部隊的威嚴士兵，上面設三張高高的審判臺。三個審訊官威風凜凜地坐在上面，法警把文老師帶在審訊臺下面對著他們。
他們見她態度沉靜安詳，看見他們毫無恐懼之色。就知道這個女的不是一般的共黨分子，而是一個共黨頭子.中間的一個審訊官問她：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文春蘭。”文老師仍在寧波問時那樣回答。
“你是共產黨員嗎？”
“我不是，我是一個普通的小學教師！”
“胡說，你是共產黨員！人家已經檢舉揭發你了！連你丈夫都是共產黨員，你入黨就是你丈夫介紹的?！?
文老師聽了，她帶著齊肩短髮的腦袋一揚說：“既然你們已經知道了還問我什麼？”
“你一個弱不禁風的女人爲爲什麼要去參加共產黨？”
“我是爲了抗日加入共產黨的。日本鬼子進來了，你們都逃之夭夭，沒有人出來抗日，日本鬼子到處燒殺搶掠，浙東的老百姓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共產黨號召羣衆組織羣衆起來共同來抗擊日本帝國主義，難道參加抗日保衛祖國也是有罪的嗎？”
敵人審訊官說：“如今抗日勝利了，你們爲什麼還要搞呢？”
“這是因爲你們說話不算數.你們破壞國共合作，逮捕和殺害抗日戰士，挑起內戰，壓迫老百姓，不讓老百姓過個太平日子，我們共產黨人自然還要和你們作鬥爭?！?
“鬥爭，鬥爭，鬥爭是殘酷的.我看你年紀還輕，何必這樣認真呢！據我們瞭解，你的丈夫已經跟共軍走了。你上有年老的母親，下面還有兩個幼小的孩子，你沒有想想你被捕後，她們怎麼過日子嗎？”
“我想過的，我就是爲了我的親人們和廣大羣衆過上好日子，消滅法西式斯反動統治才參加共產黨的?！?
“那麼你今天被我們捉住了，還有什麼話說？”
“既然叫你們捉來了，那就隨你們的便了，要殺就殺，要關就關。沒有什麼好說的！”
“話先不要說得那麼死，要殺就殺，殺你這麼一個人還不容易！我們是想讓你活！讓你好好地活下去！你年紀輕輕的，爲什麼不想好好多活幾十年？而想到死？你只要能好好交待你的問題，把你所知道的下面的共黨組織和人員都告訴我們，我們立即就可以釋放你！你就可以好好地活下去了！”
“你們講來講去是要我交待組織，可惜我不知道情況呀，我只是一個普通黨員，我不知道的東西，你叫我如何交待嘛？”
“你先別這樣封口，據我們瞭解，你不是一個普通黨員，是負責一個鄉的共黨頭子。你還是好好去想一想吧，交待還是不交待？如果不肯老實交待，對你沒有好處。——退廳——！”第一堂就這樣過去了。過後就把她押回看守所裡。
又過了一段時期，在一個秋天的晚上，大家都已經睡靜，一輛汽車突然開到看守所的門口，接著下來兩個穿便衣的特務帶著七八個警備部隊的士兵，叫醒了文老師等難友們，把她和陳安中等七個難友們用麻繩把她們綁上，然後再用洋銬兩人一付連環銬起來。當她們排在監獄前面，難友們都起來關心地來看他們：“這樣子莫不是要把他們拉去暗殺了呢？”
特務們把他們七人押上一輛上著帳蓬的大卡車，他們上去後，特務們又把他們遮得嚴嚴實實。汽車就開始在一條公路上急駛，開了一陣之後，車停下來，特務們就把他們趕下來，在夜暗裡影影胡胡地向幾幢小樓房走。到了那裡，由一個事先侍候在那裡的特務把他們帶到一幢大房子裡。走進裡面，但見氣氛森嚴，門口站著兩道崗哨，來到裡面，經過一個地方，只見四五間大的一間大房子裡，熱氣騰騰，煙薰火燎，一股濃烈的二氧化硫氣味，幾隻像打鐵一樣的爐子裡，炭火紅紅的煨著烙鐵，幾個赤膊的大漢在那裡呼呼地拉著風箱。在那些屋子裡的牆上、地上到處擺放著鐵鉤、鐵釵、麻繩、皮鞭、老虎凳、水壺之類的刑具。文老師看了，怔了一下，她知道今天這關是難過的了。她輕輕地呼了一口氣，心裡說：“地獄也不過這樣了吧。到此想到一句佛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誰叫我加入共產黨的！爲了勞苦大衆的解放，今天就讓我經受這地獄般的考驗吧！”
接著特務們先把她的戰友和上級陳安中同志先叫進去。陳安中同志出來後，第二個就輪到她。
特務們帶著她轉彎抹角，一會押她來的兩個士兵把她推到了一個有三四間屋面大的大堂，兩旁站列著兩排全付武裝的士兵，上橫頭的一排桌子上坐著兩個戴大蓋帽的國民黨軍法官和特務頭子騰繼龍。左右兩邊還坐著幾個戴船形帽的女兵，在她面前面擺放著筆墨紙硯之類的東西，大概是作記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