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在以下討論中將遇到一些棘手的問題。也許這一章的每句話，都要在某些方面讓分裂我國的各個政黨難以接受。但盡管如此，我仍要說出我的全部想法。
在歐洲，我們很難判斷民主是否具有真理性和不變性，因為這里有兩個對立的主義在斗爭，我們無法準確分辨哪些爭論來自主義本身，哪些爭論來自它自己所引起的狂熱。
這不同于美國。在那里，人民毫無阻礙地治理著國家，不用擔心任何危險，也沒有遭受任何損害而想著報復。
因此，美國的民主是憑其所好而行事。它的表現合乎自然而活動不受限制。所以只有在美國，才能對民主作出正確判斷。這項研究對我國尤其有益，因為我們終日在一種不可抗力的驅使下盲目前行。最終我們將何去何從？也許走向，抑或走向共和，但是可以肯定，社會形式必定會走向民主。
普選權如前文所說，美國普遍認同普選權。在美國不會考量社會地位高低，人人都享有這項權利。在不同的地區，在因語言、宗教和風俗的差異而彼此形同外國人的種族之間，在路易斯安那和新英格蘭，在佐治亞和加拿大，我都能看到普選權的實施效果。
我曾說過，在美國，普選權遠未按人們的期望的那樣，產生如歐洲一樣的一切善與惡，而它的實施效果也與想象的不太一樣。
人民的選擇和美國民主在這種選擇中的本能在美國，知名人士很少出任公職——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下層階級對上層階級的嫉妒心并非來自個人的憤憤不平，而來自對民主的強烈訴求——為什么美國的精英往往遠離政界在歐洲，許多人總是在口是心非地宣稱或沉默：普選權的最大好處之一，就是呼吁公信力最高的人出任公職。他們認為，人民難以自我管理，但又衷心希望國家富強；人民的愛好決不妨害他們推選忠于國家的有能力的人去主持政務。
但是在美國的所見所聞，卻讓我認為并非如此。到美國后，我吃驚地發現，被統治者中人才薈萃，而統治者中卻少有名流。在今天的美國，卓越人士很少會走上仕途。而且必須承認，這也是民主擴大化超出原本界限所產生的結果。顯而易見，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政治家世家數量減少了很多。
我能夠看出這個現象的數個成因。
盡管國家付諸大量努力，但人民的文化水平仍舊不高。由國家簡化學習內容，改進教育方法，讓學習步入正軌，這些都好辦；但因為用于學習的時間不足，人們仍不能獲取知識并有效發揮。
因此，人們在謀生之外的空閑時間的長短，就決定了他們獲得知識的必要時間的多少。在某些國家，這個時間相對寬裕；而在另外一些國家，這個時間就不夠了。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這個時間，人們就不得不把時間只用于操勞于生活的物質層面，即不能作為真正的人而生活。所以，在一個社會里人人都博學多聞同時又家財萬貫，這種設想真的難以想象。這兩種情況是毫不相關的。我欣然承認，廣大公民都衷心希望國家富強；我更愿意承認并曾經說過，社會的下層階級在這個愿望中摻雜的私念，一般來說要少于上層階級。但是，他們對實現此種希望的手段正當性的判斷有不同程度的偏失，總是缺乏那種本領。想要徹底了解一個人的性格，必須進行長期觀察和各種分析。很多偉大的天才在這方面尚有失誤，何況普通人呢？對這項工作，人民精力有限而又不懂方法。他們的判斷總是匆忙作出而又流于表面。因此，各種騙子施展花招取悅于人民，而人民的最忠實友人卻往往不受信任。
另外，按民主方式去選擇值得信任的人的做法并非總能實現，有時人們也不愿意這樣做，同時也不想這樣做。
不可否認，民主制度激化了人們心中的嫉妒感情，使之達到最高峰。與其說這是因為民主制度給每個人提供了與他人平等的手段，不如說是因為人們總是覺得難以得心應手地運用這些手段。民主制度喚醒和慫恿了人們要求絕對平等的無止境。這種完全的平等，總是在人們以為得到它的瞬間，在手中消失。用帕斯卡爾的話來說，就是永遠消逝了。人們經常熱衷于追求那種仿佛近在咫尺而又遠在天涯的重大利益。
成功的可能性大時，人們便高興，成功變得不確定時，人們便懊喪。他們總是因此喜怒無常。凡是在某一方面超過他們能力的東西，都被他們視為實現愿望的障礙。因此，不管上司如何合法，他們都會不買賬。
許多人認為，這種引導下級把上司趕下臺的隱秘本能，只見于法國。但這是一個誤解。這個本能并非法國人固有的，而是一種民主的本能。特殊的政治環境雖然可以促使這種本能尖銳化，但它并不能創造這種本能。
美國人民并不憎恨社會的高層階級，只是不歡迎他們，排斥他們當權。人民不怕天才，但也不十分器重。一般來說，凡是資質平庸的發跡者，都難以得到人民的好評。
一方面，存在這種天然本能使人民排斥卓越人物當權；另一方面，又有一種不亞于這種本能的力量使這些人遠離政界，因為他們在政界的競技中難以防范墮落，保全自己。衡平法院首席法官肯特就曾經十分坦率地流露過這種思想。這位著名作家在盛贊聯邦憲法授權總統提名法官的條款之后說：“最稱職的人，也許為了不在普選中當選，而故意在行動上不十分積極，又在精神上保持嚴肅。”（肯特：《美國法釋義》第1卷第273頁）這個見解于1830年發表于美國，當時沒有任何人反對。
我只想用這些話證明，認為普選權能夠保證人們作出最佳選擇的想法，完全是天方夜譚。盡管普選權優點眾多，但并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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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部分糾正民主的這種本能的因素巨大的危險對國家和人民產生的不良效果——為什么50年前美國有那么多卓越人物主持政務——教育和民情對人民的選擇產生的影響——新英格蘭的例子——西南部各州——某些法律是怎樣左右人民的選擇的——兩級選舉制度——這種選舉制度對參議院的結構的影響當國家面臨重大危險威脅時，人民往往能頗具慧眼地選出最能拯救國家的公民。
我們可以看到，在面臨危險的情況下，一個人很少能保持常態，他要么超常發揮，要么大失水準。國家的情形也是這樣。有時極端的危險可能并未使一個國家振奮，反而把它嚇倒。這種危險雖然能喚起人民的激情，但未對激情加以引導。這樣的話，它對人民的頭腦只能是輕輕觸及，卻無法使之清醒。例如，猶太人就曾經在他們的硝煙彌漫的神殿廢墟上互相廝殺。但最常見的，是一些國家和個人在危險面前，反而異常冷靜，做出非凡的舉動來克服危險。這時，那些偉大人物的崛起，就如同在暗夜中聳立的大廈，頓時被一場大火照亮。
此時，天才也毫不猶豫挺身而出；被災難蹂躪的人民，也會暫時將嫉妒感情拋之腦后。這時，從選票箱里檢出的結果中出現偉人的名字就并不罕見了。我在前面說過，現在的美國國務活動家，遠遠不如50年前主政的人物。導致這一情況的，除法律的原因之外，還有環境因素。當美國為獨立這一正義的事業而斗爭時，它是一個要擺脫他國奴役的國家；而當它以一個新生國家的身份走向世界時，它的全體人民的精神品質已經達到這些努力目標要求他們的高度。在舉國歡騰聲中，卓越的人物走出來當政，而人民也舉手歡迎他們，并把他們置于自己的監督之下。但是，這樣的事情畢竟不多，還必須從事物的另一角度審視。
民主的激情有時會被轉瞬即逝的事件抑制；而人們的知識水平，特別是民情，將對激情的發展趨勢產生強大且持久的影響。這種情況在美國就很常見。
在新英格蘭，道德和宗教完全支配著教育和自由，早已建立并長期延續下來的社會，已經形成了固有的道德準則和習慣，所以人民在輕視財富和門第帶來的固有優勢的同時，習慣于尊重知識和道德方面的優勢，并對其心悅誠服。因此，比起其他各處，民主在新英格蘭更有生存的土壤。
但是，往南一走，情況就大不相同。在南方的各州，形成得較晚的社會紐帶此時尚不牢固，教育普及率低，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原則欠缺令人滿意的契合。因此，有德、有才或德才兼備的人在那些州的政府里極為罕見。
當進入社會組織建立不久的西南部各州，會發現這里到處都是冒險家和投機家的莊園。在這里，我們為社會的管理大權集聚于幾個人手中而大吃一驚，并在心中思索：除了立法機構的完善和人的獨立以外，有什么力量能促進國家發達和社會繁榮呢？
有些具有民主性質的法律，也曾部分地糾正了民主的危險本能。
在華盛頓的眾議院大廳里，你會為議員的粗俗舉止驚詫不已。在這個大廳里，縱使你再三環顧，也依然找不到一個著名人士。容易讓人忘卻的無名之輩充斥議會。鄉村律師和商人占據了議員中的大部分席位，其余的甚至還有底層的人士。在這個教育幾乎普及的國度，據說人民的代表有的居然還會寫錯別字。
幾步之遙的地方，參議院大廳的大門赫然在目。這個會議廳狹小局促，可是眾多美國名人卻濟濟一堂。你在這里見到的每個人都聲名顯赫，你最近一定聽到過他的美名。善于雄辯的大律師、著名的將軍、賢明的行政官和著名的國務活動家構成了他們的主體。這個會議廳里的一切發言，都絲毫不遜于歐洲各國國會的頂級辯論。
為何會產生這兩種場面的奇異對照呢？為什么精英薈萃的是參議院而非眾議院？為什么后者聚集的都是粗鄙之人，而前者卻為天才和名人所壟斷？但在實際上，這兩個議院均經普選產生，選舉結果都來自人民，而且至今指責參議院敵視人民的利益的聲音都沒出現過。那么，如此驚人的差異緣何產生呢？我認為，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眾議院由人民直接選舉，而參議院則經兩級選舉產生。本州的立法機構由該州全體公民選舉產生，依聯邦憲法規定，這些立法機構組成選舉團來選舉參議員。當然，參議員也能代表（雖然是間接地代表）普選的結果，這是因為選舉參議員的各州立法機構，并非貴族團體或擁有選舉權的特權機構，它實質上代表各州的全體公民的意志；各州的立法機構一般每兩年或一年改選一次，全體公民通過改選更新其成員，從而控制參議員選舉。但是，人民的意志通過這個選舉團來表達時會發生變化，可能更顯莊重和嚴肅。因此，選舉團選出的參議員也往往能切實地代表統治國家的多數。但是，他們所能代表的只限于國內的高尚思想和引導國家前進的精神，而不是那些會使國家動亂的偏激感情和使國家名譽掃地的邪念。
不難看到，有朝一日，美國的各共和州會因為在選舉制度中采用兩級選舉而強大起來。否則，它們便可能遭遇民主的陷阱。
對這一點，我始終堅信不疑。使各階層人民都得以享用政治自由的手段非兩級選舉莫屬。在我看來，不管是懼怕這一手段的人，還是希望變其為政黨專有武器的人，他們都是錯誤的。
美國民主對選舉法產生的影響選舉次數少會對國家造成重大危險——選舉頻繁會使全國處于亢奮狀態——美國人從這兩種弊端中選擇了后者——法律經常被改變——漢密爾頓、麥迪遜和杰斐遜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當選舉的間隔期長時，每次選舉都有震動國家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