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在民主社會中公民們各自獨立，每個公民都同樣是軟弱無力的，沒有人會對群眾擁有異常強大的和極其長久的權力。這樣看來，在這樣的社會里，個人對于社會好像是毫無作用的，可以說社會是在全體成員的自由的和自發的競爭中前進的。
這種情況，自然而然會使人的精神自動去探索既能啟發人智又能使人智指向在同一方面的普遍原理。
我堅定地認為，在民主國家里，國家命運的自然進程會因某些個人的天才、德行和劣行而推遲或加速，但這些是偶然的和次要的原因，是容易變化的，比較隱秘、復雜和力量弱小的，因此在平等時代去發現和研究這些原因不如在貴族時代容易。在貴族時代，歷史學家只從眾多的一般事實中挑選出某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個別活動進行分析。
歷史學家這樣進行研究后不久就感到厭煩了。他們就像進入了迷宮，暈頭轉向的，弄不清和無法透徹地說明個人的影響力，而只好對這種影響力加以否定。我們則主張從種族的特點、國家的自然環境或文明的精神面貌入手進行研究。這樣能極大地提高效率，而且能使讀者滿足。
拉法夷特先生在其回憶錄中說過，過分重視、強調一般原因的研究方法，會使二流政治家得到極大的慰藉。我補充一句：這同樣會使二流歷史學家得到極大的慰藉。因為這會使他們可以總是憑借冠冕堂皇的理由巧妙地回避其著作中最難解決的問題，掩飾其無能和懶惰，而空享研究深刻的榮譽。
在我看來，無論在任何時代，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事件，都有一部分是因為非常一般的事實，而另一部分則是因為非常個別的影響。這兩種原因雖然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但經常是交織在一起的。在民主時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說明的事實比貴族時代的多，而個別影響造成的事實卻比貴族時代的少。在貴族時代，個別的影響非常強大，而一般原因則作用不大，甚至幾乎不承認身份不平等這個事實是允許某些個人壓制其他所有人的天賦意愿的一般原因。
因此，當歷史學家試圖描述民主社會發生的一切事情時，他們就有理由用一般原因去說明大部分問題，并在探索一般原因上花費大部分精力。但是，如果他們因為難于確定和查明個人的個別作用而否認這種作用，那也是不正確的。
在民主時代，歷史學家不但喜歡為每個事實找出一般原因，而且致力于將各種事實聯系起來，為他們定出一個系統。
在貴族時代，歷史學家始終關注個人的作用，所以他們忽略了事件之間的聯系，也可以說他們根本不相信它們之間有聯系。在他們看來，歷史的進程隨時都有可能因為一個人的逝去而中斷。
反之，在民主時代，歷史學家對演員不太重視，而對演出特別重視，所以他們在各場演出之間建立有系統的聯系和秩序是很容易的。
古代文學給我們留下了美麗的史詩，但它并沒有建立一個完備的歷史系統；而現代文學盡管十分簡陋，卻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系統。看來，被今天的歷史學家經常搬用的一般理論并沒有被古代的歷史學家充分利用。
民主時代的歷史著作家，還有另一個傾向也十分危險。
當個人對國家的影響消失時，往往會使人覺得世界雖在運動，但隱藏的原動力卻看不見。由于了解和分析那些對每個公民分別發生作用，而最終引起全民運動的原因很難，所以人們只好認為這個運動不是隨意的，一個最高權力必然無形中支配著社會。
甚至即使終于發現世界上的確有一般原因在支配所有人的意志，也不能拯救人類的自由。一個原因如果可以廣泛地同時用于千百萬人，而且強大得足以控制同一陣營的全體，那它大概是最難抗拒的。人們只要服從了這個原因，就只好認為不能再抗拒。
因此，在民主時代，歷史學家不但不承認某些公民有支配全民的命運的能力，而且認為全民本身也沒有改善自己的境遇的能力。他們有時認為正直無私的天意擺布著人民，有時認為荒唐的宿命支配著人民。在他們看來，每個民族的地理位置、起源、歷史和性格，都使這個民族與它無法改變的某種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們依次研究每一代人，再從一個年代研究到另一個年代，由一個必然事件研究到另一個必然事件，一直追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后鑄成一條環環相扣的大鎖鏈，把整個人類的所有事件一一放進去，使它們聯系起來。
他們不滿足于指明事件是怎樣發生的，而且還喜歡叫人知道事件的未來發展趨勢。他們研究完一個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民族，便對這個民族是不得不按至今走過來的路前進的進行論證。這樣的研究方法，最容易指引這個民族將來如何選擇更好的道路。
在閱讀貴族時代的歷史學家，特別是古代的歷史學家的著作時，我們總覺得那時候的人只要把握好自己，就能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并管理好同胞。而我們在閱讀現代人寫的歷史著作時，就會覺得，人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周圍的人，都無能為力。
古代的歷史學家教導人們自主，現代的歷史學家只教導人們學習服從。在現代的著作中，作者總使自己顯得偉大，而把別人視如草芥。
如果這個現代的歷史學家如此沉迷的有害學說從作者傳到讀者，并滲透到全體公民，控制了輿論，那么，我們可以斷言：不用很長時間，這個學說就將使新社會的運動癱瘓，使基督教徒變成土耳其人。
我還要指出，在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這樣的學說特別危險。當代的人對意志自由十分懷疑，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軟弱無力的；但是，他們也不否認人結成團體時是具有力量的和自主的。這個思想應當被發揚，因為現在需要振奮人的精神，而不應當壓抑人的精神。第二十一章 關于美國的議會辯才在貴族制國家，人人彼此牽連和互相依靠，有一種等級制度可使人人各得其所，使每個等級各安其分。這種國家的政治團體的內部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況。在貴族制國家中，自然要有一些首腦來領導其政黨，而黨員則是出于一種習慣成自然的本性服從首腦。這個大社會里的習慣做法也被他們搬進小社會里。
在民主國家，雖然表面上看來大多數公民是朝著同一目標前進的，但實際上每個公民是自行前進的，或至少自認為是自行前進的。由于他們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采取行動的習慣，所以在行動時他們不愿意接受外來的指導。這種自主習慣的愛好，也被帶進全國的會議里去。一個人即使同意與別人共同去實踐相同的計劃，至少也要將以他為主作為前提，希望共同的成果是按他的辦法取得的。
種種情況表明，除非國家遇到嚴重危機，否則民主國家的政黨是難于容忍受制于人和表示服從的。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首腦雖然有權命令政黨如何行動，如何發表意見，但國家首腦的權威還不足以使政黨閉口不言。
貴族制國家中，各種政治性會議的代表都是貴族，每個代表本身就處于很高的和固定的職位。在他們看來，他們在國家機關中的地位通常比他們在議會中所占的地位顯要。這就便他們在議會中不肯積極討論議案，也不愿意在議會中激烈爭辯一般問題。
在美國，議員出面做某項工作通常依據的是他在議會中的地位。因此，他要盡自己最大努力在議會中獲得重要地位，并非常急切地希望自己的建議被采納。
他這樣做，不僅是為了給自己爭光，也是為了給自己的選民爭光，還是為了必須繼續得到選民的支持。
在貴族制國家，立法機構的成員幾乎不嚴格地依附于選民，選民們往往自然地視他們為代表，有時選民們還會完全依附于他們。如果他們不被本區的選民推選，還可以輕易地被其他選區的選民選舉出來；或者，即使脫離公職不當議員，還可以照樣享受閑適的生活。
在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里，議員很難長期支配選民的思想。不管一個選區有多么小，受民主的不穩定性影響，它也會不斷改變面貌。因此，議員必須時時刻刻討好選民。但要做到這一點，并沒有完全的把握。因為他的地位本來就不是高得足以讓人人皆知，所以如果他不再被選民推選，就會馬上失去支持。何況在公民完全自主的情況下，朋友和政府隨意把他塞進他所不熟悉的選區去當選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得不在其所代表的地區種下使他足以良好發展的善因。他要想步步高升，對人民發號施令，進而影響世界的命運，也必須以這個小小的角落為起點。
因此，在考慮問題時民主國家的政治性會議的代表會把選民放在其所在黨派之上，而在貴族制國家的政治性會議的代表則把他們的政黨放在選民之上，這是極其自然的。
但是，為討好選民而發表的言論，不一定就是對自己信奉的政治觀點有利的言論。
為了維護本黨的最大利益，一個政黨往往不允許身為它的黨員的議員談論它本身尚未認識透徹的重大政治問題，可能影響大問題的小問題也盡量少談，最常見的是，干脆什么也不談。一個平庸的議員能夠對國家大事作出的最有益的貢獻就是緘口不語。
但是，選民們的看法并不是這樣。
一個地區的一名公民被人民選出去參與國政，是因為這位公民的長處被他們清楚地認識到了。因為人在周圍的人越是庸庸碌碌的時候才顯得越是高大，所以可以設想，當選代表的能力被要求得越高，人們越是難找到適任的天才，而如果一個庸才被選出當上代表，又必須要求他要付出與他享有的榮譽地位相稱的努力。
一個議員不僅是國家的立法者，還是被他所代表的選民視為本選區在立法方面的天然保護人。他被每個投票支持他的人看做自己的代理人，而且他們相信他會用維護國家利益那樣的熱忱去維護本地區的利益。
因此，選民們早就想好，他們所選的議員要是一個能說會道的演說家，能夠把握每次發言的機會；即使他的發言時間受限制，也要盡力爭取在簡短的發言中對一切國家大事提出質詢，并將本區所抱怨的一些小小不平加入陳述中；在他不能發表長篇大論的時候，就要抓緊時間將所有的問題言簡意賅地講出來，提出他與其選民對問題的杰出而全面的見解。唯有這樣，他才可能再次當選。
這樣，就使那些有自知之明或不愿意自我表現的老實厚道的人，不想問津此道了。如果這樣的人當上議員，在他的朋友們面前他可以侃侃而談，而在全是演說家的議員當中他一定會把辯論搞得一塌糊涂，使參加會議的人感到厭倦。
所有使當選的人日益依附于選民的法律，不但要像我已經指出的那樣會使他們當上議員后的行動改變，而且也會使他們的語言改變。這樣的法律同時影響國務工作和討論國務工作的方式。
可以說每一個告退還鄉的美國國會議員都會預備好一份講稿，在國會上慷慨陳詞，講述他為聯邦的24個州，特別是他所代表的地區，作了多少貢獻。因此，他向聽眾發表的長篇大論，要么是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甚至毫無邏輯的大道理，要么是使人難于發現和不屑一顧的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以致在這個大機關里進行的辯論，往往是空洞、雜亂無章的，好像只是在故意拖延時間，不想向指向的目的靠近。
我認為，類似的現象在民主國家的議會中都存在。
比美國的現任國會議員優秀的大批人才也許會因為良好的政治環境和健全的法制，被吸收到一個民主國家的立法機構里去，但你無法阻止庸才在議會里夸夸其談和到處招搖過市。
我認為，在美國，這個弊端已經很嚴重，無藥可救，因為這不僅源于國會的組織，而且也源于憲法，甚至還源于國家的制度。
美國人自己好像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們對國會的活動習以為常，遇到拙劣的發言也能耐心地聽下去，而不會退席。他們甘心忍受這種病痛，因為他們的經驗告訴他們這是無法治愈的。
以上講的只是民主國家議會的政治辯論的細節，現在我們針對它的主要問題談一談。
150多年以來，英國下院的議事活動從來沒有在國外造成轟動，發言人表達的思想和感情，甚至在離不列顛這個自由大舞臺最近的一些鄰國，也從未引起過共鳴。但是，美洲殖民地在革命時期召開的幾次小會議的最初辯論，卻在整個歐洲造成了轟動。
這當然有其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但還有其一般的和必然的原因。
我認為，在民主國家議會里最值得敬佩和最有影響力的是辯論國家大事的大演說家。因不存在可以代表為本身利益而辯護的階級，所以議員們總是為全國人民和以全國人民的名義而發言。這就擴大了思想的影響，加重了發言的分量。
在這里，前例的作用不大，特權也不再與一定的財產掛鉤，世襲權力也不再與一定的集團或個人關聯，所以人們不得不依靠與人性相符的一般原理去處理他面對的個別問題。因此，在民主國家進行的政治辯論，無論其規模多么小，都具有一種與人類命運相關的普遍意義。這關系到所有的人，因為辯論涉及人，而人在世界各處都是一樣的。
然而，在一些大貴族制國家中，處理某些重大的問題都依據一個時代的習慣和一個階級的權力所規定的某些特殊理由。只有有關的階級，最多還有這個階級所在的民族，對這些問題感興趣。
鑒于此，法蘭西民族的政治辯論有時會在全球引起巨大的反響。當然，還在于法蘭西民族本身的偉大和其他國家的愿意傾聽。
我國的演說家在向本國的公民發言時，常常也就是面對全世界的人發言。第2部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