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范圍內，我針對仆人和主人所作的論述，也適用于地主和佃戶。然而，關于這個題目，我認為應在這里作單獨的討論。

嚴格說來，在美國是沒有佃戶的，每個人都是自己所耕土地的持有者。

應當承認，民主的法制有著這樣一種強大傾向，它會促使地主的人數增加，佃戶的人數減少。但是在美國，當前發生的一切變化，主要還應當歸因于它自身的國土環境，而很少來因于它的制度。在美國，土地價格比較便宜，人人都能輕松地成為地主。土地的收益并不大，其產品僅僅能勉強地抵償地主和佃戶的投資。

因此，美國的情況在這方面與在其他方面一樣，都比較特殊，如果拿土地上的制度作為美國的典型制度，那將是不正確的。

我認為，無論是在民主國家還是在貴族制國家，將來都還會存在地主和佃戶。但是，民主國家的地主和佃戶之間的關系，將會是另外一種樣子。

在貴族制國家里，租種土地不僅要支付一筆不菲的租金，而且要對地主表示起碼的尊重和關懷，還要為地主服勞役。但在民主國家，佃戶只需支付租金就可以了。當一個家庭的地產被分給數個子女或者出賣后，這個家庭與土地的永恒關系也就隨之消失；我們看到，地主和佃戶之間的關系，只是根據契約而建立的暫時關系。為了商定這個契約的條款，他們會定期相會，定了契約之后就各奔東西。他們本來是兩個互不相識的人，只是利害關系才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他們做著交易，在那兒討價還價，唯一的目的就是賺錢。

隨著地產日益向小塊劃分，財富日益向全國各地分散開來，國內到處都出現了家道頹敗的破落戶和欲壑難填的暴發戶。對于所有的這些人來說，任何一點收入都是一件大事，誰也不想讓自己放棄一點點好處或者使自己的收入受到些微的損失。

由于不同等級不斷地交融，于是巨富和赤貧越來越少，地主和佃戶在社會條件上的差距也一天比一天縮小，地主不再天生就比佃戶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在兩個地位平等和都想擺脫困難的人之間，除了金錢之外，還有什么可以成為他們簽訂租賃契約的基礎呢？一個擁有萬頃良田和成百農場的人深深明白，他還要同時贏得成千上萬人的心。

在他看來，為此好好下一番工夫是很值得的。為了達到這個重大目的，他情愿作出某些犧牲。

但僅有幾頃土地的人就不會考慮這些，他沒有必要設法去爭取佃戶的好感。

然而貴族制度卻不能像一個人那樣在一天之內便死掉，只有它的原則逐漸地不受人們歡迎之后，才能從法律上予以打擊。因此，早在向貴族制度宣戰以前，使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得以聯結起來的那條鎖鏈就已經開始斷裂了。在這個過程中，前者對后者漠不關心甚至表示輕視，而后者對前者又心懷忌妒和仇恨。隨著窮人與富人的接觸愈來愈少，雙方的關系變得愈來愈壞。地租不斷提高。所有的這一切并非民主革命的終結，而只是它將要來臨的確切的預告。自行走向墮落并最終喪失民心的貴族制度，就像一株根部已經枯死的大樹，它長得越高，就越容易被風吹折。

在最近50年里，地租的猛漲現象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普遍出現。在我看來，工農業在這段時間里取得的驚人進展，并不能很好地解釋這個現象。

為了說明它，必須求助于另一個更有說服力且比較隱秘的原因。我認為，應當到一些歐洲國家已經采用的民主制度中和正以或大或小的力量激發各國民心的民主熱情中去尋找這個原因。

我常常能聽到英國的一些大地主慶幸地說，他們現在所收的地租比他們的父輩要多得多。

也許他們的自鳴得意有些道理，但實際上，他們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們自以為得到了一筆純收入，其實這只不過是一項交易罷了。他們得到的現金是以讓出權勢為代價的，他們在金錢上獲得了好處，可是不久就要在權利上遭受損失。

還有一個跡象可以讓人們很容易感到，那就是一場民主大革命正在進行或即將來臨。

在中世紀，所有的土地幾乎永世出租，至少也是長期出租。我們在研究中世紀的家庭經濟時可以發現，那時為期99年的租期比我們現在為期12年的租期還要普遍。

在那個時代里，人們普遍認為家庭是永存不滅的，人們的身份似乎是永世不變的，整個社會好像也是固若磐石，以致人們認為絕不會發生任何動亂。

然而進入平等的時代，人們的思想悄然發生了變化。他們不難形成這樣一種觀念：認為沒有什么事是永遠不變的。事物無常的觀念掌控了人們的思想。

在這種思想和情緒的支配下，地主以及佃戶本人就對如此長期的義務產生一種本能的厭惡感。他們雙方都擔心自己被眼前對他們有利的租約長期束縛下去。他們的內心忐忑不安，不知道在未來什么時候自己的處境就將發生驟變。他們感到自身難保，唯恐一旦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變，就可能因放棄往日習以為常的東西而心傷不已。他們的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因為在民主的時代，在一切變化的事物里最容易變化的就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