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沒有懲罰虛報破產的相關法律。這難道是因為美國沒有破產嗎？恰恰相反，是因為破產者太多了。大多數人害怕被指控為破產者，勝過害怕因他人破產而遭受連累，除此之外，公眾對私人告發的犯罪也會抱有一種錯誤的原諒心理。
在成立不久的西南各州，謀殺案件接連不斷地發生，原因就是司法權幾乎全都掌握在公民自己手里。那片荒漠上的粗野無知的居民認為與其訴諸法律，不如彼此進行決斗。
有一次費城有人對我說，幾乎美國所有的犯罪都是由酗酒引起的，因為酒很便宜，即使是下層人民也可以開懷暢飲。于是我問他：“你們為什么不對酒水課稅呢？”他回答說：“我們的立法者倒是常想這樣做，但害怕人民反對，就放棄了。而且投票贊成這項法律的議員，下次肯定不會再當選。”我接著說：“這樣看來，嗜酒者在你們國家屬于多數，禁酒在你們這里就不得人心了?！碑斚蛎绹膰鴦栈顒蛹姨岬竭@個問題時，他們只會回答說：“讓時間去解決一切問題吧，痛苦的經歷最終會使人民清醒并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需要?！笔聦嵰驳拇_如此。民主制度雖然失誤的機會多于一個國王或一群貴族，但它一旦認識到了錯誤，回到正確路上的機會也比較多。因為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與大多數人的利益對抗，也從來不會因利益與理性為敵。但是只有通過實踐檢驗之后，人們才能承認民主制度的真理性，而許多國家往往還沒有來得及看到失誤的后果，就已經滅亡了。
因此，美國人的顯著優點，不在于他們比別人更明智，而在于他們犯了錯誤之后能夠及時改正。
還應補充的是，為了能做到從過去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民主制度的實施應當以人民達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平為前提。
有些國家的初等教育很差，激情、無知和對一切事物的錯誤認知匯集起來形成了人民的性格，以至于人們找不到不幸的根源，從而被未知的災難壓倒。
我曾穿過幾處印第安人曾經居住，如今已不見其蹤跡的廣大地區；我曾在人口日益減少、光榮逐漸消失，如今在茍延殘喘的印第安部落里住過數日；我曾聽過這些印第安人預測自己的末日即將到來。當時，所有的歐洲人都認為應當設法保護這些不幸的人，使他們免于滅亡，但是他們自己卻毫無作為。他們感到災難年復一年地嚴重，但哪怕毀滅到只剩下一個人，他們也不肯接受救助。只有在將來采取強制辦法，他們才能生存下去。
當看到南美的一些新興國家25年來一直處于革命的動亂之中時，我感到很吃驚。
人們每天都在期待，希望能早日看到這些國家恢復到所謂的自然狀態。但是，誰能斷言在目前來說，革命不是南美西班牙人的最自然狀態呢？在這些地區，社會在一個深淵的底部掙扎，而社會本身的努力卻無法使其走出這個深淵。
這些居住在占西半球二分之一美麗土地上的人民，好像一心要互相毀滅，毫無回心轉意的趨勢。筋疲力盡時，他們就暫時休戰；之后不久，他們又要發瘋。當我看到這種不是在受苦受難就是在犯罪作孽的情景時，不得不相信，對他們來說也許還是一種恩澤。
但是在我的思想中，和恩澤這兩個詞卻是無法統一起來的。
美國民主處理國家對外事務的方法華盛頓和杰斐遜對美國的對外政策進行指導——在對外事務的指導方面，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幾乎全都暴露出來，而其優點則很少被人覺察我們已經看到，聯邦憲法把指導對外事務的責任交給了總統和參議院①，但他們卻
①聯邦憲法第二條第二項說：“經參議院建議和同意……總統有締結條約之權?！币溃瑓⒆h員任期六年，由各州的立法機關選舉出來，每兩年改選其中的三分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使總的對外政策脫離了人民的直接監督和日常監督。因此，美國的對外事務的管理不能說是絕對民主的。
歷史上，有兩個人對美國對外政策至今還存在影響：一個是華盛頓，一個是杰斐遜。
華盛頓有一封值得贊美的致其同胞的信，我們可以把它看做這位偉大人物的政治遺囑。他在這封信里寫道：“在對外政策方面，美國的基本處事原則是：擴大對外貿易往來，盡量避免同外國發生政治關系。就已經簽訂的條約來說，我們要盡量信守它們。但也就到此為止。
“歐洲各國因彼此之間在一些根本利益上互相牽連，它們必然會陷入持久的糾紛之中，而這些利益卻與美國基本無關，糾紛的根源也不涉及我們。因此，今后如果人為地把美國與歐洲的日常政治變動牽連起來，或與歐洲各國政治間的分分合合糾纏不清，那是很不明智的。
“美國遠離他國獨處一隅的地理位置，促使和允許我們能夠采取與眾不同的外交路線。假如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可以在一個有效率的政府治理下存在下去，那么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不會再因外國入侵而遭受物質損失，可以根據我國利益和正義原則選擇是和是戰，可以采取使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能保持中立且受到尊重的立場，也可以使各交戰國因不能從我們身上撈到好處而不敢輕舉妄動或向我們挑釁。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帶來的好處怎么能放棄呢？為什么要離開自己的基地反而跑到外國的基地去呢？為什么要把我們的命運與歐洲的某一部分的聯系起來，導致我們的和平與繁榮與歐洲人的野心、任性、利害、對抗或者妄為糾纏不清呢？
“我們真正的政策，是不和外國永遠地結盟。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像現在這樣不受束縛地行動下去；請不要將我的話理解為不遵守現有的條約。我認為，最好的原則向來是誠實，不管在公務上還是在私事上我都信守它。所以我重申一次，我們要信守條約的本義。但是，對原來的條約擴充或者另訂新約，則都是沒有必要和不明智的。
“始終要注意采取適當的措施，來保持受人尊重的防御態勢，在遇到意外的危險時也可恰當地利用暫時的聯盟?！保▍⒁婑R歇爾：《華盛頓生平》第5卷第778頁和下面的幾頁）華盛頓在這段話的前面說過一句值得欽佩的至理名言：“如果一個國家總是慣于懷恨或者喜歡另一個國家，它就如同一個奴隸，即自己的愛和恨的奴隸?！保▍⒁姟度A盛頓生平》第5卷第775頁）華盛頓的政治活動始終以前面這些箴言為指南。當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國家卷入戰爭的時候，他卻讓自己的國家維持和平。他認為美國人的根本利益就是決不介入歐洲內部的糾紛，并把這一點作為行動準則。
杰斐遜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在對外政策上信守的原則是：“美國人絕對不向外國要求特權，以免被迫向外國出讓特權?！边@兩項原則帶有明顯的公正性，容易為民眾所理解。它們使美國的對外政策大大簡化了。
嚴格來說，不介入歐洲事務的聯邦政府，它當時沒有什么需要爭奪的對外利益，因為在美洲尚未出現能與它對抗的強鄰。美國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愿望，使它避免了那種舊大陸的動亂。它既不袒護也不支持動亂。至于新大陸的動亂，還在未來中隱藏著。
聯邦政府不受舊條約的約束。所以，它既得益于一些歐洲舊國家的經驗，又不像它們一樣不得不利用過去和讓過去適應現在。這樣，它就可以不像它們一樣被迫接受祖先遺留下來的一大堆遺產。在這堆遺產里面，既有光榮也有苦難，既有國家間的友好，又有國家間的憎惡。美國的對外政策，是執行得很好的一種觀望政策。這一政策的要求是有所不為，而不是有所為。
所以，人們目前還很難斷定，在國家的對外事務的處理上，美國的民主將會表現得如何成熟。而對這一點，無論是它的朋友，還是它的敵人，都只能是暫時存疑。
至于我本人，則會毫不遲疑地說：“我認為，在指導國家的對外關系方面，民主政府是絕對不如其他政府的?！钡?，經驗、習慣和教育，會經常為民主制度提供一種日常的實用知識，以及關于生活小事的常識的學問。常識能夠指導人們的一般行動。教育事業完備的國家，在國內事務方面應用民主的自由，一般要比民主政府因為失誤而造成災難好得多。但是在處理國與國的關系時，情況卻并非總是這樣。
對外政策一般不需要用到民主所具有的任何素質，恰恰相反，它需要的發揮倒是民主完全不具備的那些素質。民主有利于增加國家財富，讓人民生活舒適，發展公益精神，促使社會各階級尊重法律；以上所有這一切，還能間接地影響一個國家的對外關系。然而，民主卻難于以調整一項巨大的事業的各個細節，它只能制訂規劃，然后再排除障礙去監督執行。民主不太能秘密地擬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產生的結果，而一個個人或者一個貴族卻具備這樣的素質。不過國家在經過長期的治理之后，也能像一個人那樣養成這種素質。
相反，如果考察一下貴族制度的天然缺陷，就會發現這些缺陷造成的后果對國家的對外事務幾乎不會造成顯著的影響。令貴族制度受到非難的主要原因，是它只為自己工作，而不為人民大眾考慮。貴族制度在對外政策方面很少將自己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區分開來，它認為自己就是代表了人民。
在政治方面促使民主服從感情而不服從理智，因滿足一時的沖動而放棄成熟的長遠計劃的那種傾向，在法國革命爆發時期也同時在美國出現。當時像現在一樣，只有那些頭腦清晰的人努力去說服美國人相信他們的利益所在是不介入正在血洗歐洲的戰爭當中，這樣才能讓美國不受任何損害。
然而人民支持法國的心極為熱烈，華盛頓若不是具有不屈不撓的堅定意志和為人民所愛戴，他當時恐怕是無法阻止美國向英國宣戰。這位偉人以其嚴密的理智去抵制同胞慷慨的但又輕率的激情，這差點讓他失去他唯一希望保存的人民對他的愛戴。曾經有許多人責備他的政策，但現在這個政策得到了全國人民支持①。
假如當初憲法不把指導國家對外事務的責任交給華盛頓，又或者假設人民不支持他，美國當時一定會采取它今天所禁止的措施。
從羅馬人開始到今天的英國人，凡是對世界產生過重大影響，曾擬出過并遵循過和執行過偉大計劃的民族，幾乎都是采用貴族制度治理的。對此應該不會感到驚奇了吧？
在這些國家看來，世界上最牢固的制度就是貴族制度。因為人民大眾可能因為無知或者沖動而被迷惑，在執行計劃時國王可能因意志不堅而猶豫不決，而且國王也不能長生不老。但是，一個貴族集體既可因為人數眾多而不至于犯錯，又可以因為成員強大而不會輕易采取行動。因此一個貴族集體，就像一個永遠不死的堅定而又明智的人。
①參看馬歇爾：《華盛頓生平》。在此書第314頁上寫道：“在像美國那樣的政府中，首席行政長官即使十分堅定自信，也不能長期抵制人民輿論的洪流。人民當時的輿論似乎力主戰爭。在這個時期召開的國會會議上，人們屢次看到華盛頓在眾議院失去多數?！绷硗猓肛熕麜r使用的語言也是非常激烈的。例如，在一次政治會議上，有人竟然把他比作賣國賊阿諾德（第265頁）。在第355頁上，馬歇爾說道：“支持反對派的人們斷言：統治者們已經形成一個貴族的集團，受到英國支持的這個集團希望建立君主政體，從而與法國為敵；它的成員是持有銀行股票的一批顯貴，凡是會損害他們資產的措施，他們都害怕得要命，以至于對傷害國家的榮譽和利益的屈辱都會感到無所謂。”〔在引用馬歇爾的話時托克維爾有刪選，引文參見馬歇爾著作的法文版第1卷（巴黎，1807年）。但后段的引文不是如托克維爾所講的在第355頁，而是在第3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