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行爲出於貴族時是善，出於老百姓時卻是惡，反之也是如此。當一種行爲的對象是一個平民時，即使有罪也不會受到任何追究；而如果它是施於一個貴族，即便是無罪也會受到懲治，並且常常是隨意懲治。但是，用一個人的地位對其行爲的榮辱進行判斷，事實上是貴族社會的內部組織造成的結果。但凡有過貴族階級的國家，事實上曾經都是如此。只要依然存在貴族制度的殘餘，類似這種怪現象還會繼續發生。
比如，一個美國成年男子誘姦一個有色人種的姑娘，不會使他名譽掃地；讓他無臉見人的反而是娶這個姑娘爲妻。
在某種情況下，封建主義的榮譽輕視委曲求全，主張復仇；但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們忘我，嚴令人們自我剋制。它不要求溫存和仁慈，而是頌揚寬宏大量。它重視佈施輕於重視仁政。它不準人們依靠勞動發家，但允許人們憑賭博和戰爭致富。它不讓人去追求微不足道的小利，而寧願讓他去犯滔天大罪。它討厭吝嗇甚於討厭貪婪。它始終鄙視奸詐和背叛，但卻時常鼓勵暴力。
這些思想離奇古怪，它們並非來自擁有這些思想的人的異想天開。
一個高於其他一切階級，取得領導地位，並盡力永遠保持這個地位的階級，必然
①16世紀之初的法國作家還沒有使用祖國這個詞彙。
特別尊敬讓它顯赫和偉大，並能輕易把它的權勢欲與高傲感相互結合起來的德行。它爲了在其他階級前面顯示這種德行，甚至不怕違背天理良心。我們甚至可以想象到，它能隨意顛倒是非，視厚顏無恥和臭名昭彰的惡行高於溫和淳樸的德行。一旦這個階級在社會上確立了地位，差不多總是要倒行逆施。
中世紀的貴族認爲武勇可以代替其他一切的美德，並將它視爲最高美德。
這也是一種必然的來自社會狀況特殊性的獨特觀點。
封建貴族是爲了戰爭而存在的，並且是靠戰爭起家的。它將自己的權勢作爲武器，並用武器來保持權勢。所以，對它來說，武勇是最重要的。自然地，它要說武勇比什麼都光榮，並且把它捧得最高。因此，凡是明顯表現武勇的行爲，即使這種行動違反人道和理性，都能得到它的認可，並且常常是出於它的命令。但是，人的稀奇古怪的念頭，只能作用於他的某些行動。
一個人捱了一記耳光，他覺得是不可忍受的奇恥大辱，並和輕輕打了他一下的那個人格鬥，並且不死不休，這是出於他的自我判斷；而一個貴族不能容忍凌辱，如果捱了一拳之後不還手就會聲名掃地，這是出於軍事貴族的原則本身和需要。
所以，“榮譽具有任意性”，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榮譽的必要界限始終不能被它的任意性所超越。在我眼中，那些被我們的祖先稱之爲榮譽的特別行爲不可能是出於自我的判斷，所以我把封建社會的一些離奇古怪的彼此毫無關係的規定，與它的固定不變的爲數不多的需要聯繫起來並不難。
我如果從政治方面來考察封建社會的榮譽，也就很容易解釋它的各種政治措施。
中世紀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情況的特點，就是國家政權一直都是間接地治理公民。
可以說公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國家政權，每個人知道的只是他必須服從於某人，並通過這個他素未謀面的人同其他所有人產生聯繫。正是因爲如此，在封建社會裡，整個國家制度都建立在屬民對他們的領主的忠誠上。一旦這種局面消失，整個國家立刻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
對政治首領的忠心作爲所有貴族成員判斷價值的標準被每天使用。因爲他們之中的每個人都既是家臣又是領主，既要聽從主人的命令又能發號施令。
永遠忠於領主，與他同甘共苦，無論他做什麼都輔助他，必要時可以爲他犧牲：這些都是封建主義的榮譽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準則。對於臣屬的背叛行爲輿論口誅筆伐得極其嚴厲。人們還爲這種行爲起了一個侮辱性非常大的名字：變節。
但是，作爲愛國心，即我要說的古代社會中生命的一種激情，在中世紀的時候就已經只能看到它的痕跡了。愛國心這個名詞本身絕不是我們的古老詞彙。①封建制度使人認爲愛祖國沒有多大的必要，看不到祖國。封建制度鼓勵的是：人們去愛一個人，從而使其忘掉國家。事實上，對國家的忠誠在封建主義的榮譽中一直沒有被視爲必要的條件。
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的祖先不愛國，他們對國家的愛只是一種模糊的和微弱的直覺。對國家的愛隨著封建階級的沒落，國家實行中央集權，才逐漸明確和加強。
此種情況，在歐洲各國因評價人所處的時代不同而對它們的一些史實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評價上，表現得最清楚。波旁王朝時代的人認爲：波旁王朝的元帥們最可恥的行爲，是他們率領軍隊攻打國王；而我們這一代人則認爲他們最可恥的行爲，是他們與自己的國家作戰。雖然我們和我們的祖先都鞭撻他們，但鞭撻的原因是不同的。
我選擇封建時代的榮譽來說明我的思想，是因爲這個時代榮譽的特點比其他時代的明顯，並且更能說明問題。對此，我還可以舉出其他例證，用其他方法也能達到同樣的目的。
儘管我們對我們祖先的瞭解要多於對羅馬人的瞭解，但我們知道羅馬人對榮辱所持的特別觀念，並不是來自關於善惡的一般觀念。他們的很多行爲，因爲行爲的對象不同，即因爲是外國人或公民和是奴隸或自由人，而同時被作出不同的評價。他們把某些德行說得高於其他一切德行，表揚某些惡行。
在《科里奧拉努斯傳》中普盧塔克說過：“在那個時代，在羅馬勇敢比其他一切美德都高尚和光榮。他們把勇敢稱爲美德，使這個普通名詞——美德，具有專門的含義，就是在證明這一點。於是，美德在拉丁文中也有勇敢的意思。”每個人都能從這裡看出爲征服世界而組成的那個奇怪的國家的特別需要。
正如在前面我所說的那樣，一旦人們組成特殊的團體，就會立即產生對於應褒或應貶的事物所持的一套看法，即產生榮譽的觀念，所以類似的現象在每個國家都存在。這些特別的規定一般都是源自他們所在的團體的特殊利益和特殊習慣。
一定範圍之內，這一點對於民主社會以及其他社會都是適用的。現在我們就以美國人爲例來說明。①歐洲舊貴族關於榮譽的一些觀念還零星地存在於美國人的思想中。這些傳統的觀念數量不多，在美國紮根既不深又沒有太大的力量，就像廟還存在，但已沒有了人們信仰的宗教一樣。
在有關具有異國情調的榮譽的這些明白或晦澀的觀念中，出現了一些今天我們還可以稱爲美國人的榮譽觀的新思想。
在前面我已經說過，美國人是如何被不斷地推上工商業的。他們的家庭出身、社會情況、政治制度，甚至連他們居住的地區，都在使他們無法抗拒地朝這個方向走。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可以認爲他們正在一個廣袤的新國土上建立一個社會，這個社會以開發爲主要目的，並且幾乎只搞工商業。這就是現今使美國人與別的國家的人之間出現最大差別的特點。
①在這裡我所說的美國人，指的是在沒有蓄奴制的各州的美國人。只有他們能夠體現民主社會的完整圖景。
所以，凡是有助於工商業的安然穩妥和能夠使社會正常發展的德行，在這個國家都會受到特別的尊重，忽略這些德行則將會遭受公衆的鄙視。
與之相反，一切慷慨激昂的德行，雖然往往使人目眩，但又常常會給社會帶來動盪不安，因此反而被這個國家的人民視爲是下等的。人們可以忽略這些德行，而又不致失去同胞的尊重，如果硬要表現這些德行，就會得不償失。
美國人也會根據自己的判斷來對醜行區別對待。
有些愛好，根據人類的天理良心似乎是可以非議的，但卻符合美國社會的暫時和特殊的需要。對這種愛好，美國人只會輕輕指責，有時甚至還會加以鼓勵。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人對愛財之心和隨之而來的某些愛好的看法。爲了開墾、耕耘和改造他們擁有的這個人煙稀少的廣袤大陸，美國人必須要有堅忍不拔的精神來支撐，而這種精神只能是愛財之心。所以，在美國愛財並不失體面，只要不超過國家機關規定的界限，它還是光彩的。美國人把常常驅使我們的中世紀先人投入新的戰鬥的好戰精神和征服熱情稱爲野蠻的、盲目的酷嗜，而把我們的中世紀先人稱之爲卑鄙可恥的貪慾的東西叫做值得讚美的、高尚的雄心。
在美國，財產損失之後想要復得並不難。它無限遼闊的國土，蘊藏著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資源。它的人民有每個活著的人擁有的一切和需求，有一股用之不盡的力量，他們周圍到處都是還未能開發的財富。這種人民擔心的是全體人的遊手好閒，而不是個別人的傾家蕩產。他們迅速發展、國力強大和國威四揚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們在經營工業企業上所表現出的大膽精神。創辦工業對他們來說，就像買政府發行的彩票一樣，總是少數人不斷輸錢，而國家則永遠是賺錢的。因此，這個國家的人民尊重和青睞勇敢經營工業的精神。但是，冒險經營的所有企業，會殃及相信它和熱衷於此道的人的財產。美國人把冒險經商視爲一種美德，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會瞧不起冒險的人。
正因爲如此，對破產倒閉的商人，美國非常寬容，這些商人的榮譽不會因爲這樣的意外而受到損害。從這方面來說，美國人不僅不同於歐洲各國人民，也不同於一切當代的商業國家的人民，以至於他們在需要和地位上也和其他國家的人民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與在其他國家相比，在美國，對待破壞婚姻和敗壞民風的淳樸性的一切劣行要更嚴。乍看之下，這與他們在其他方面所表現出的寬容似乎存在讓人無法理解的牴觸。同一個民族，奉行既嚴肅又放縱的道德，也會令你感到吃驚。
但是，並不像人們所認爲的那樣，這一切相互之間沒有聯繫。在美國，輿論對於有利於國家繁榮和工業發展的愛財之心只是輕輕地鞭撻，而對於破壞事業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家庭內部秩序的傷風敗俗的行爲和渙散人們追求財富的精神卻大肆口誅筆伐。爲此，美國人必須服從他們通行的習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可以認爲他們將榮譽寄託於成爲一個純潔無瑕的人上了。
事實上，美國人的榮譽觀和歐洲的古榮譽觀在一點上是相同的，即都認爲美德之首是勇敢，這是做人的最重要的美德，但兩者在看待勇敢的角度上並不相同。
在美國，好戰的勇氣不會受到很高的表揚。美國人認爲最值得稱讚的和最好的勇敢，是勇於衝破海洋的驚濤駭浪早日抵達港口，忍受荒漠中的艱苦，以及比所有的艱苦更難忍受的孤寂而毫無怨言。這種勇敢可以在他們幾乎不知不覺中使他們辛辛苦苦積攢的財產蕩然無存，然後又能使他們以新的努力重新積累財產。對於維持和繁榮美國社會來說，這種勇敢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受到美國社會的特別推崇和尊重。如果有人流露出缺乏這種勇氣，必然會被人輕視。
現在我來說最後一個特點，以此來突出本章的中心思想。
在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裡，財產對於生活的保障不太大，也不是可靠的保證。在美國，勞動可使人得到一切，所有的人都勞動。於是由此導致榮譽觀發生了轉變，新的榮譽觀反對遊手好閒。
我在美國有時會見到一些有錢的年輕人，雖然他們打心底裡不願幹苦活，但也不得不從事某種職業。本來他們的家產和家庭出身可以讓他們自在清閒，但輿論堅決反對他們如此，他們也必須服從輿論。而在貴族仍與衝擊他們的激流鬥爭著的歐洲，我卻經常會看到一些日益貧窮的人，爲了不被和他們一樣的人恥笑而遊手好閒，他們不肯勞動，寧願清貧受罪。
在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勞動觀中，任何人都能發現兩種均來自榮譽觀但性質完全不同的行爲規範。
實際上我們的先人標榜的榮譽只是許多榮譽中的一種。他們使類概念具有了種概念的內涵。所以，儘管貴族時代和民主時代都有榮譽觀，但發現它在民主時代有另一種表現形式是很容易的。
在民主時代中，不僅關於榮譽的規定不同於以前，而且我們還發現，這方面的規定雖然不夠明確但也爲數不多，使人們更能遵從它們。